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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我的布道，牧师如坐针毡，母亲脸上阴晴不定，听众们骇然失色。我做完布道，牧师用颤抖的声音做了赐福祈祷。听众们默不作声、三三两两走出了教堂。没有一个人过来和我打招呼。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经自绝于我原来希望引领的教徒了。
另一个正儿八经的老师名叫“威尔顿”。我们都叫他威尔顿“教授”。他后来一直当门卫当到死。他的教学方法就是愚弄我们，让我们觉得低人一等。他的话总是又尖酸又刻薄。他最喜欢折磨我们的方式就是上拼字课，用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拼得出来的词目。这种课总是显得我们笨得无可救药。我记得有一节课，他用了“charavari”这个词。我们没一个人拼得出来。于是他就叫我们去查字典，第二天早上把答案告诉他。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找不到这个词，前面三个字母我们都拼不对。于是他又借机把我们狠狠贬损了一通。
那个晚上布道的情景我一直记忆犹新。来聆听布道的听众有八百个人，平均年龄是我的两倍。但是这些人我全然不放在心上。我唯一在意的听众是母亲。我知道坐在我身后的牧师是母亲的朋友，他的正统思想与她的思想并无二致。所以我感觉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在我的印象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面对过如此同仇敌忾的反对派。那次布道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大胆的一件事。
斯文斯伯格“教授”都是早上给我们上课。他的教学目的似乎也是要让我们自觉低人一等，大概自觉渺小卑微才能安心当一个一辈子都坐在一张高脚凳上记账的簿记员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他教我们为人谦卑的方式就是告诉我们，课程结束以后就会有一个星期4.5美元薪水的簿记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没有一句启迪我们的话，也没有一句鼓励我们的话，只有洋洋自得、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这些学生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不过我觉得他对我们身价的估计倒是恰如其分。从斯文斯伯格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只配给一个星期4.5美元的薪水，多一分钱都嫌给多了。
我决定那天晚上发表这份布道词，然后直面自己叛逆的后果。那一年我十八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大胆地直面过那样的紧要关头。我觉得如果不当牧师，我的学生时代就到此为止了。我来芝加哥就是要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而那次布道就是关键的考验。
我的课快上完了，钱也快花光了。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回果场去干活挣钱。然后有一天早上，斯文斯伯格“教授”来上课的时候带了一张明信片来，就拿这张明信片大做文章。他说道：“我之前老跟你们说会有一个星期4.5美元的工作等着你们做。现在我可有了明证了。这份工作机会还是用明信片写来的，没有写信，就为了省点邮费。这是个大急流城的生意人写给我的，说他有份簿记的工作，薪水是一个星期4.5美元，想请你们当中某个人来做。他让我物色一个人选给他。你们不要一窝蜂马上就报名，谁想做这份工作的下课以后来我办公室找我，我到时候再把联系方式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