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东方神游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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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值不值得，反正小蜜蜂现在已开始每周4小时学习西班牙语了。我不知道这会否继续。有段时间我曾定期和《时代》杂志公司的一个编辑见面，他早期曾外派驻巴黎记者站，因此他5岁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那孩子11岁时，他们不再在巴黎生活，这孩子可能根本没机会说法语了。到这一天，对年轻人来讲，法国或许和希腊差不多。

律师们开始垂涎欲滴，诉讼开始启动。他们起诉所有人，包括彼兰德管理公司和我本人。我收到好几家法院发出的传票，即使公司提交的文件表明，我根本就没参与公司的管理。没人能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起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瑞富欺诈的受害者。这看上去就像那些专拉官司的律师为了赚钱而进行的一场典型掠夺。好几次他们提议私了，我们拒绝付钱给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错。幸运的是，一些法院和法官也认为我们没错，因此这个案子一直没审判。每场诉讼最后，这个案子都被扔出来——原告一个个退出，除了众多基金中的一个独立投资客克兰西·雷利。他所钟爱的律师史蒂夫·克雷是我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但最后也放弃了，法官一一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虽然孩子们会时不时地用普通话聊天，但至少当我们在她们身边时，我能确定孩子们的默认语言是英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等她们是青少年时，尽管她们说的是英语，我可能都不会明白她们谈论的那些东西。但当她们俩现在说中文时，我肯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们深知这一点，我也明白她们会像所有孩子一样背着老爹说各种事情。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彼兰德公司和我终获清白，股东们要回了他们的钱，还额外多得了点。（如果公司破产，通常你的钱只能要回来一小部分。）但这一切对个人而言代价巨大。我被这事折腾了好几年，终于明白即便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要被永久地拖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而律师总是试图让这案子听起来好像我确实持枪抢了那些钱似的。这案子将无休无止，除非他们放弃努力，否则，我认为根本就没打赢这官司的可能。但如果和他们继续“斗”下去，则劳神伤财，我的成本太高，我还得付钱让他们走。这是个极具毁灭性的教训，最初尤其令人沮丧。最后，我身心俱疲，看着这些年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这几年老得厉害。我一直听说有人会“老化”，但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种形象化的说法。现在我对此更有体会。

在我们家，当孩子们都在家时，佩姬和我两个人说英语，两个女儿说中文，管家、家庭教师和我们说英文，但对孩子们只能说普通话。有孩子在时，她们俩之间也必须说普通话。

被迫卷入这场“战斗”花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觉得再要一个孩子简直不可思议。那时我情绪低迷到极点。我刚刚完成了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开发了一个指数，正好时机不错（其中有个基金正快速增长），我们也做了有利于投资者的事情。这一切是那么成功，突然之间，我们在每个人的审视中却成了骗子，很快我就被起诉了。

正如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们现在真的和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除了语言。”

我不知道佩姬是否知道当时我有多沮丧。焦虑让我的头发变得灰白，它吞噬了一切。每天早上我都得打开电脑看是否有律师的信息。如果有，我心里就会想：天啊！又来了。我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最后我们赢了官司，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还是要去看、去回复另一堆文件。每个胜利的味道越来越索然无味，没有哪个人能拼到战斗胜利。麻烦一直不断缠绕着我，我试着不让佩姬知道我有多沮丧，尽可能地保护她。我成长在一个并不过多谈论这种事情的时代，我还有个两岁的女儿，我必须得想法补救。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诉讼是美国发展最完善的产业之一。美国的律师比其他国家律师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国家做生意，有很大一部分花销都在打官司上。让某人从官司中解脱出来，三番五次地全面审查，所有这些成本无论是在商业、教育，还是在医疗上，都大大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的医疗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比排名第二的国家支出还要高出几个百分点——数字惊人（最大是德国），却成果寥寥。如果手术中一半的工作都要花在如何确保自己不卷入医患纠纷以致被起诉上，那么你根本没法去实施一个精湛的肝脏手术。有些规定要求医生们让病人去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尽管这会让患者产生很多额外医疗费用，但这么做能让医生免于以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等罪名起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很微不足道的肝脏手术。

普通话有四个音调。你可以说“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用错了音调，你说的这话可能就变成了，“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马”。因为我听不懂音调，通常我会坚持用单调的英语。有些必要的场合，我可以让自己明白普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冰啤酒”。

法律诉讼迫使医疗成本升级，进一步推高企业产品的价格。以此类推，如果你的公司为健康医疗保险支出过多，那么你们就生产不出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德国和日本的医生不需要给病人设置额外的医疗费用，这意味着德国车比美国车更具有竞争力，日本的拖拉机比美国的竞争力更强。责任保险可让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得以屏蔽各种各样的诉讼，包括最琐碎的诉讼。这种责任保险里都附加了相关的医疗费用，汽车制造商们不得不因此削减可以提高汽车性能方面的费用。通用汽车就把这笔钱花在满足律师们的金融需求上，而宝马和本田却把这笔钱花在了汽车工程上。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我对音调或者音乐之类的事情并不在行。记得第一次在哈莱姆和佩姬跳舞时，她问我：“为什么你跟不上节拍呢？”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节拍，什么节拍？”我们跳舞时她就开始带我跳，她和别人跳舞时也本能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至于和她跳舞的男人不得不提醒她，让他们来带她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