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东方神游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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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文化在美国经济中蓬勃发展，对一切都造成了影响。如果给每个人供应一个汉堡包，则其营业费用中惊人的医疗和责任保险成本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而这确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当我们在新加坡买房时，曾问那位卖房的女士能否将诉讼保险包括在内，她表示没问题，不过她解释说这并不会影响房子的总体溢价。“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她说。她说得对，但你也可以说，美国也一样，不过是50年前。

亨校长的风采、恪守承诺以及蕴含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都深深打动了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跟她交谈时，她很礼貌地提醒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好学校，她建议我们去其他学校都看一下，她希望我们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正如她在演讲中所说：“在新加坡有规则，我们遵循游戏规则。作为新加坡人，你们都知道规则如何运行。”我们很清楚，亨女士包括其他新加坡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关心这些规则在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是否管用。这些规则要求学生家庭要住在学校附近，父母要定期去学校做志愿者。我们乐于适应这些规则，它引导乐乐最终被录取。佩姬在了解了如何成为学校志愿者后，就去了学校的英语系工作，同时参加了“阅读妈妈项目”。我在给学校工作人员的演讲中表示，会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我们也从市中心的公寓搬到距离学校不到1英里的地方重新安家。

诉讼成本最初始于英国（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在英国有不少分支机构），在欧洲也有，但略有不同。欧洲的法院体系远不如美国法院系统那样对这些讨厌的诉讼如此宽容。大多数欧洲法院都规定，打输官司的人必须要支付打赢官司一方的诉讼费用，但这条规定在美国就不灵了，诉讼不会花掉你什么费用^{<a id="ch2" href="#ch2-back">[2]</a>}。不管你的要求有多荒谬，你都不会有财务损失的风险。

入读南洋小学可不容易。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校长亨女士高度重视纪律，因此学校非常注重考勤。就连教育部长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佩姬和我参加了小学一年级的开放注册会，由亨校长向有意送孩子来此的家长们做演讲。后者向那些想入学的家长解释了大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房间里唯一的白种人（在新加坡，外籍人士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国际学校，那里的课程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教授），我们信心满满，相信乐乐，我们的金发碧眼乖小女儿会说很棒的普通话，肯定立刻就会被录取。抛开其他的不说，当年因地理分布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学校需求，对我入读耶鲁大学贡献良多，这些因素也将对乐乐的入学发挥作用。

债务诉讼案的律师一般是按雇主打赢官司获利的一定比例来收取酬金的，或者更精确地说，你来确定给他们多少数额。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打赢官司，他们甚至经常不想去打赢官司。他们知道被告会逐渐意识到诉讼辩护会比解决问题更花钱。此外，即便你真的打赢了官司，也有可能花掉你所有的钱。就像洛伊斯公司（Loews Corporation）^{<a id="ch3" href="#ch3-back">[3]</a>}首席执行官吉米·蒂希（Jimmy Tisch）^{<a id="ch4" href="#ch4-back">[4]</a>}说的那样，一个有效针对性的诉讼，完全可以吞噬掉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让你的人生凄迷多年；或者像他曾在一所监狱里所说的改编自金融市场的名言：律师可以保持非理性的时间远比你的偿付能力要多得多。

在新加坡甫一落地，我们就一家家学校去看，问当地人能否推荐一个“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幼儿园。我们希望在上学前能找一所全部是中文课程的幼儿园。新加坡的每所小学都是双语教学，主要教学方式仍是英语，尽管每个人被教导要说他/她的母语。新加坡的第二语言应该是泰米尔语、马来语和普通话。但每个人必须要学习两种语言，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乐乐的学校南洋小学的母语是普通话。她们会安排一周作为英语周，学校所有的公告和活动都用英语。轮到中文周时，他们全部都说普通话。授课语言因科目而异。比如，数学用英语授课，公民学则用普通话。写这本书时，我的小女儿小蜜蜂正好4岁，已经在南洋幼儿园入读。在她班里只能说普通话，不能说英文。实际上，她班里有3个老师，都是新近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上只说一种语言。当然，对于4岁的漂亮小姑娘而言，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你完全可以在几周内学会，这就是小孩子的过人之处。

你所看到的这些律师在电视上为其服务打广告。他们的员工负责搜索新闻，查看灾难信息，查明受害者，更重要的是，确定谁会提起诉讼。为了提高赌注，他们聚集在店里，选择在哪里提交一份特别的诉讼，筛选司法管辖权和法官的历史以便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是我为何在两个不同的州被不止一个法院起诉。很幸运的是，我的案子在做正式口供之前的初期就被扔了出来。上述做法的威胁旨在将更多压力让被告去解决：“喔，不，他们准备让我那年迈的小学三年级老师作证。”律师会尽可能多地“捆绑”更多人以加深你的精神痛苦。

我们将新加坡作为上述备选城市之一的事实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它的医保体系也是其中最好的（而且，在亚洲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几乎一切在新加坡都正常运转，且卓有成效。（佩姬和我之间有个协议，即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需要医疗和牙科保健时，我们会从全世界任何地方搭乘下一趟航班飞到新加坡，因为在那里得到的医疗看护质量无与伦比。）我们申请并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新加坡，并能让我们的女儿在公立学校就读。

这就是前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爱德华，曾经的人身伤害律师得以积累财富并最终竞选公职的原因。他200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遭遇多项重罪指控，面临长达30年的监禁。这位刑事而非民事被告，发现自己站在法庭的另一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地狱里，面对既野蛮又充满诗意的正义。司法系统让他得以致富，他的检察官利用这个系统提供的所有相同机制帮他洗清罪名，直到最终这案子被宣判无效。司法系统不接受在法庭上玩弄法律的官员，在那些不多见的案件里是有证可循的。在对瑞富的刑事案件中，政府判该公司主要的外部法律顾问约瑟夫P.科林斯犯有证券欺诈罪。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这起判决在最近的上诉中被推翻，不知道司法部是否会重新指控他。

记得2001年4月环游世界时，我们曾去新加坡植物园欣赏了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当时周围没有警察，也没有任何执法人员维持秩序。在我看来，要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有这么个集会的话，非得招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才行。我记得当时跟佩姬说：“这地方对孩子们简直就是天堂！”

政府最终打败了诡计多端的罪犯。贝内特对多项重罪指控供认不讳，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6年。他的前任唐·格兰特被审判、定罪和监禁10年。瑞富证券首席执行官桑托·马吉奥和瑞富前首席财务官罗伯特·特若斯登承认犯有欺诈罪，面临严厉的判决。法庭要求其提供证明，以获取宽大处理。（特若斯登最后被判刑，马吉奥死于2012年1月。）乔·墨菲被指控为共犯，未被起诉。

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