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懵懂出国梦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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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大宗商品牛市始于1999年。撰写本书时，我们正值这一牛市的第14年。像所有牛市一样，它将以泡沫终结。如果在鸡尾酒会上，人们告诉你他在大豆上赚了多少钱，这意味着是时候离场了。不过，商品牛市还将持续几年。大宗商品、原材料和自然资源都将热卖，很显然，如果世界经济有所改善——经济增长将继续刺激需求，上述市场就会继续火爆。如果经济疲软，政府会印更多钞票（尽管它们不该如此），正像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印钞总会让诸如白银、大米、能源以及其他实物资产的价格更为坚挺。为了让手里的钞票免遭贬值厄运，投资实物资产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重要选择。

为了能在每年春季著名的“蓝船”赛事^{<a id="ch6" href="#ch6-back">[6]</a>}中一展身手，牛津大学各个学院数以百计的选手（包括很多“舵手”）要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才有机会成为赛队一员。蓝色是指大学体育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运动员们在一些体育项目上进行最高水平的竞技并赢得荣誉，理所当然会成为“蓝船”赛事的队员。而众所周知的“蓝色”，则是牛津大学深蓝，剑桥大学浅蓝。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稍后我会加以说明。

（2010年，大约25万名观众在泰晤士河沿岸绵延4.5英里^{<a id="ch5" href="#ch5-back">[5]</a>}的现场观看了“牛桥船赛”，仅在英国本土就有超过600万观众通过BBC（英国广播公司）收看了这一比赛的实况转播。BBC同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对此赛事进行了直播。）

参加我2010年讲座的巴里奥学院毕业生们仍决意从事金融业。我解释了作为一个投资者，学习哲学和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你必须对自己有更多了解，”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真想干成件事——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就必须对此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学习哲学帮助我掌握了这些技能，也训练我跳出固有的框架，审视自己和外界。它教会我独立观察事物，验证每一个概念，每一个“事实”。它教会我仔细思考每一个细节，看是否有所遗漏。

“牛桥船赛”起源于1829年，此后，每年春季3月最后一个周六或4月首个周六，牛津和剑桥船队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一决高下。有了耶鲁校赛艇队3年的训练经历，我对“牛桥船赛”并不陌生。当我来到牛津大学，我清晰地意识到“牛桥船赛”的重要意义。在英国，参与比赛会让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这种有证可循的绚烂，会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酒吧里得到验证。除非是英格兰足球队，你不会在酒吧找到一个急于给你买酒的人，毕竟类似这种有人会为你买酒的运动少之又少。

现在有很多人常陷入惯性思维中，就像对国家、文化或宗教这些概念的认知一样，大多数人对此的直接反应是一种更容易也更安全的感性认知。想和别人有不同意见很难，哲学将教会你思考、质疑后再去做事情。

牛津大学只有一种运动——划船。除了“牛桥船赛”，^{<a id="ch4" href="#ch4-back">[4]</a>} 再没有哪个赛事会如此激动人心、万众瞩目了。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目前没啥异样，它至少教导我们：有无可争议的今天必定会有别具一格的明天，即最稳定和可预测的社会却发生了大规模动荡。1914年，欧洲重镇奥匈帝国是全球最大的财富中心。维也纳证券交易所当时大约有4 000名会员。4年后，奥匈帝国消失了。翻看历史书中的任何一年，然后往前数10年或15年，都会看到巨大变迁。1925年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盛世，到了1935年或1940年时就面目全非了。过去50年里，随便翻找出任何一个10年历史的第一年看看，1960年、1970年，直到2000年，每个10年年初存在的传统智慧总会在之后的10年或15年被彻底颠覆。

我们不妨了解一些背景。

当我还在牛津求学时，因为没钱，所以很少出门旅游。不过，这也成为我想外出旅游的第一个原动力。英国高校每学年有两个6周假期，一个是圣诞节期间，一个是复活节期间。因为没钱，我没法在第一个圣诞节飞回家和家人团聚，只好搭两个美国同学的顺风车一起去了摩洛哥。我们在马德里分手，他们继续南下，我则搭便车到了里斯本，然后去了直布罗陀，正好碰见回牛津的美国同学。当他们的轮渡停靠在直布罗陀海岸时，车里正好搭了3个年轻美国女孩。

2010年，我带着家人重游了牛津，并应邀在奥利弗史密斯大学于巴里奥学院^{<a id="ch3" href="#ch3-back">[3]</a>}举办的一个讲座上发言。这个系列讲座是由2007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奥利弗·史密斯（巴里奥学院校友，出生于英国的美国遗传学家）发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与当今的牛津学生分享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不过如果要问我女儿此行的目的，她会回答说：“给他们一条船。”

其中一个美丽善良的犹太女孩名叫露易丝，来自费城。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她有个亲戚在美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当医生。她去欧洲旅游时准备住在医生家里。露易丝要去距离我们返程以北300公里的丹麦。尽管想尽了办法，车还是抛锚了。我说服了露易丝和我一起搭便车去巴黎，在那儿她可以搭火车去哥本哈根，而我继续回牛津。我们花了三四个晚上才赶到巴黎。她睡觉时穿着两条滑雪裤，在我们分开前，正好在巴黎火车站一起吃了餐饭。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伦敦金融城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也因此历经一段20～25年的风光岁月。不过现在随着北海石油的枯竭，英国再度沦为石油净进口国。作为财富的助推剂，金融曾令万人仰止，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世界的焦点正从金融领域撤离（未来的二三十年，金融将是一个太难赚钱的行当），伦敦金融城正面临“枯竭”。英国正在巨额债务中痛苦挣扎，并再次走向没落。

“你不能走，”我告诉她，“你还没把盘子里的东西全部吃完。”

英镑贬值至1英镑兑2.4美元时，汇率却未下降。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浮动汇率的实施，英镑汇率一度跌至1英镑兑1.06美元。如果那时货币汇率能够逐步进行调整，英国工业也会得以为潜在的变化逐步适应和调整，从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不是最终令英镑陷入崩溃。

“我已经22岁了，”她说，“我没必要非得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