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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后果。把黄金收集起来是向市民表明，与纸币或银行储蓄相比，黄金的意义要大得多。在1914年以前，人们花金币同花辅助银币或纸币一样自如。此后，黄金似乎一直是较好的——某种也许会被精心保存起来的东西。因此，在1914年以前，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和花费的金币此后就一直是某种被细查、被炫耀、被保存的东西。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又验证了格雷欣学说——1914年以后出生的人并没有许多在正常的交易或报偿的过程中曾接受过金币。
把黄金从欧洲移走的作用，就是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即法国央行和英国央行——的储备中移走纸币可以转换成的金属。把黄金从流通中移走，用纸币取而代之，也大大增加了货币供给的比例，这种供给在可兑换的情况下能转换成黄金。这对金本位未来的基本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要转换的纸币太多，所需的黄金太少。
这就是黄金外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美国，这股洪水也使金本位遭到同样的破坏。如所注意到的那样，在1914年底和1917年底之间，美国黄金储备几乎增长了1倍。黄金到了位于美国的英国银行和法国银行的代办手中，付款进入供给者的账户，这种黄金保留在银行的保险库，或作为储蓄送到地方联邦储备银行，假如以储备形式全被银行和储备银行用掉，就能够使贷款、储蓄和钞票发行直线增加。这种增加大大超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相应增加，于是就会使物价猛涨——会使布赖恩的追随者心惊胆战，他们希望物价不要跌落，即扣除过去折扣的物价，而不是迅猛增长的物价。毫无疑问，他们惊奇的是，物价的这种上涨本可以与完全可兑换黄金的货币一起出现，美国面临一场由黄金引起的通货膨胀。
对于处理战争期间英国或法国金库所面临的问题，不存在什么神奇人物。用于支付外国供给品的有当前的出口创汇、可出售的资产、这样或那样的贷款、信贷或黄金，在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官员获得了成功。如果这些资产不存在，所涉及的官员就会失败。但是什么也没有货币天才的算盘更容易上新闻，也更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两者都想相信，在涉及这种重要问题的情况下，会有超人的洞察力和力量的个人，他们可能凭空创造出某种东西来。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的英国，这样激发出来的时尚的想象在31岁(1914年)的财政部官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心中扎下了根。他最近发表的关于那个时期的论文表明，他是一个勤奋、有才干、有智谋的人，他用潜心和技能把资源和开支相匹配，拓展自己的智力来研究法国和苏联的类似问题。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美国羽翼未丰的中央银行家以及商业银行家，允许储备积累超出法定需要。对贷款(以及由此产生的钞票和储蓄的增长)的限制，并非取决于如联邦储备法案所严格规定的储备量，而是取决于借贷者的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家和联邦储备银行各自认真考虑后认为借贷是否明智。由于黄金过剩，出现了并非由经典金本位所规定的那样不受黄金供给限制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由商业银行家和新的中央银行家的决策以及借贷者的追求所限制。这是一种原始的被控通货，并不受到严格控制，确切地说，是许多不协调行动的结果，这种控制可以在民主党内，或由病人管理的精神病院中找到。实际情况依然是，几乎在联邦储备系统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使货币供给与黄金供给相脱节的需求。
黄金可以直接购买供给品。其中一些来自英国央行、法国央行和苏联央行的储备。更多的是以前在流通中的或私人所拥有的黄金。在通常的交易中，金币来到英国或法国银行，因此发行的钞票是以此为依据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被要求交出黄金来换钞票，这一要求使得有些人考虑到了储藏会带来的高额报酬。因此，据估计在1914年法国的个体公民拥有的黄金多达12亿美元，这一要求带入约2.4亿美元。
1917年，美国进入战争，其对英国和法国提供的贷款取代了征募的黄金和证券，以作为这些盟国支付其需求的手段。因此，黄金停止向美国流动，相反有少量黄金外流到西班牙和其他中立国家。这被法律中止了。于是，就国际交易而言，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但在许多非常不爱国的人看来，美国人仍可用纸币和银行储蓄换取黄金，只是黄金不被带到国外。从国内方面来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关于金本位的战争(是在金本位基础上进行的)。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物——一场硬币战争。更确切地说，黄金流入提供大量的、弹性的纯利，在这些范畴内，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场战争如同其他战争一样，关键问题不是货币发生的变化，而是一如既往地服从战时的需求。关键在于怎样筹集支付战争的资金。
这种供给有些是通过在美国征募和销售美国证券来支付的，早期认为这种证券是受到恐吓的持有者愿意抛出的。把这种收入花费掉，不牵涉到黄金流动。开支中有一部分来自美国私人投资者提供的贷款，这也不会引起黄金流动。从原则上讲，也许可以看出，双方都可以得到这种贷款。在实际中，英国人控制着海洋，因此他们使敌人不可能大量动用贷款购得的产品，这样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就不需要根据这种公平政策而得到贷款。结果致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采取了他的许多为大众带来不便的行动中的最后一个。他认为给英国人提供这样的贷款，与像威尔逊要求的思想上和行动上都非常严格的中立地位相矛盾。他由于这种偏离而受到一些人的严厉驳斥，他们认为明确的真理应该屈从于爱国主义的要求或金钱的利益的前景。这种公民在1915年6月得到极大的解脱，当时布赖恩由于威尔逊对露西坦尼亚号沉没的反应而辞去了内阁职务。在美国的历史中，他仍属于极少数几个内阁成员之一，他们用辞职来表示对他们不赞成的一种政策的反对。
对于不打仗的人来说，征税总是给爱国主义投下一个令人不快的阴影，这些年来，美国新近颁布的所得税修正案使得税收变得更糟。(在法国，情况要好些， 所得税虽然得到正式认可，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天才完全生效。)结果发现，有保守分子在反对对一种兑现政策做过多的承诺。财政部长麦卡杜最初想把高税收作为一个指导原则，他认为战争花费的50%应来自税收。J.P.摩根认为，最多只能为20%，据一般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费的资金大约有30%是靠当时税收来支付的，支付其余部分的方法，与内战期间使用的方法没有大的差别。
流入美国的黄金中有些是用来储蓄和保存的，有些是用来为美国证券投资的，但是，这股潮流的基本力量在于交战国需要购买美国货。在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购买小麦这样一个时代里，需要做出思想上的努力，才能记住俄国曾经是欧洲小麦的一个主要来源。现在，这个市场被封锁了，美国成为一个面包谷物的主要供给者。此外，还需要船舰、防弹钢板，特别是军火。到1915年，参战国，特别是英国，显然决不可能为自己提供大量的炮弹，按照当前的战争观念，这种炮弹在进攻前，或者，甚至在平静的一天，随机地穿越无人归属的土地。1915年5月，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一就任军工部长就开始征订货物，客户要多少有多少。
一场严重的战争未能引起政府严厉要求立即印纸币，自从威廉·菲利普斯爵士从魁北克归来这还是第一次。其原因仅仅在于现在有更微妙的筹措。财政部现在可以从联邦储备体系借贷——不管后者从原则上来讲有多大的独立性——实际上都不能拒绝政府，甚至都不能有这种梦想。由于采用这种办法，联邦储备有了新印的债券，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有了新印的联邦储备债券和同样可花的储蓄。从根本性质和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方法与印绿钞只是在表面形式上不同罢了。当财政部把债券实际卖给商业银行时，情况也未发生大的变化。由于这样的销售，政府有了用来开支的现金或储蓄。银行随后把债券交给联邦储备银行，依靠政府的可靠保险进行借贷以取代政府以前用的资金。由于直接销售给联邦储备，于是就有了更多的钱来支付战争消费。
货币专家的先见之明往往对未来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时，交易流出，进入华尔街，到了所谓的法外市场。交易所严厉禁止其成员与非法人员交往。交易继续进行。到10月份，更加具有冒险精神的不法分子散发打字机打出的传单，上面有收盘价，人们马上注意到，这些价格与交易所关闭时的价格没有多大差别。欧洲的投资者显然在重新考虑，在一个安全的远离战争的国家里出售其投资的这个较为人喜欢的计划。现在可看到，这种战争是一种超越信念的谋杀，很可能会延长下去。11月份，交易所重新营业，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有关黄金的估计也是同样错误的。与此同时，英国央行在加拿大开办一个分行，收取黄金以避海运之风险。但现在黄金开始流入，而不是流出。当前这种流动是一场洪水，美国一下子拥有的黄金比从前任何一个国家曾拥有的都多，从1914年底的15亿美元上升到1915年底的20亿美元，到1917年底又升至29亿美元。这是一场有双重效应的洪水，把黄金流出之国和黄金流向之国的金本位都摧毁了。
做这种交易的人严肃认真，风度文雅，穿着得体，谈吐有致。根本没有标志着绿钞发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宣传。内战和绿钞是不负责任的财政的典型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这样的名声。这就是经济学和货币管理的特别的功劳。
这样的偿还和估算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追求现金的出售者会一下子使美国黄金储备枯竭，对这种恐惧做出的反应就是，在战争最初的紧迫日子里有大量证券倾入纽约市场。所得的收入连同其他余额一起转换成纯银或黄金。结果是，美元由通常对英镑的4.87︰1明显降至7.00︰1。如同以前一样，美元仍可以兑换成黄金，可以把黄金送到伦敦，大致按旧价格购买英镑。随之又回到纽约，使用这种英镑按7.00︰1而不是4.87︰1购买美元，以便进一步兑换黄金。这里确实有一种真正奇妙的利润。黄金按照这种形式的确在开始外流用来购买英镑，虽然关于德国U形船和商业掠夺者所造成的损失也给船运量带来一种严重的递减作用。由于黄金基本上不流通，这种恐惧心理使得英镑价格非常高，于是自然出现另一种行动计划，这就是要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且因此要防止对外国把持的证券的清算。这个计划完成了。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戏法涉及对幻想的更巧妙的运用。如同内战期间在杰伊·库克领导下一样，招募一大批政府债券志愿推销员向大众出售债券。这种努力中的一个值得称许的方面就是三分钟演讲——确认爱国主义和大众义务的宣传所产生的效果与其长度成反比。这样的推销从原则上来看，有一定的经济道理。有些人可能被说服了，不把钱花掉而用来购买债券。个人积蓄不花就可以减少对市场的压力，减少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这样非购买的或空闲的劳工、材料和资本设备可以为政府所用，为战争的目的服务。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债券认购者受到鼓励，向银行借贷以购买这样的债券，此时可以把债券当作附属担保物来用。许多人这样做了，使用由此获得的债券的银行通过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又将使储备得到充实。除了更为间接的情况以外，这种做法的直接效果与政府直接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也没有什么差别。后来可能出现了差别。战后人们想把债券留在手中，并且偿还银行贷款。这就减少了对当时消费的开支，可见战后消费者开支下跌也未变得更严重。由于对战争有不正常的幸福感，没有人注意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效应，这是可想而知的。就此而论，也没有很多人考虑为什么要鼓励人们向银行借钱，购买政府本来可轻而易举地用较低价格卖给相同银行的债券。
战争一爆发，主要的工业参战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中止了硬币支付，也就是说，再也不能用黄金偿还钞票和储蓄；这些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在美国，虽然采取了继续不介入的方式，但是采取同样行为也被提议出来，并引起严厉的论争。拥护脱离金本位制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100年来，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一直在美国投资。因此，大量的美国证券——也许多达60亿美元——被海外把持着。如果其中任何可估算的一部分用现金来偿还，那么，美国的黄金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联邦储备在那年秋天以库存中仅有的20 300万美元黄金开始营业)。因此，要把手中的黄金把得更牢。
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批发价格大约增长了1倍，其中许多出现在1916~1917年间，即在进入战争之前的那些月份。英国和德国虽陷得更深，时间也更长得多，但批发价格仅仅上涨稍多一点儿。若把1914年7月的批发价格定为100，那么，4年后在德国就为216，1918年在英国为239。法国北部工业区陷入瘫痪状态，战争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人们对征税的反感十分强烈，批发价格上涨很多——到1918年，批发价约为战前水平的3.5倍。意大利从表面上看受战争影响虽然较小，但对征税的反感更为强烈，批发价也有大幅度上涨，大约上涨了4.5倍。英国和德国认真努力地通过控制物价来抑制物价上涨，这种控制反过来又与对缺乏的常用商品和物质的定额配给措施相结合。法国使用了控制手段，但实施得并不严格。
可以想见，这是新董事会的成员所未料到的。在任何情况下，目前都会有更为迫切的需求。董事会成员就办公室空间问题，陷入了与财政部长麦卡杜的一场争斗——他们担心，目前在财政部大楼里的办公室，会使他们看上去是该部的随从。他们也深深担心自己在华盛顿社会声誉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个阶梯上，他们比州际商业委员会和民事委员会都低。这对中央银行来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最后呼吁没有同情心的威尔逊总统解决这个令人受屈的问题，他只是说“他们仅在消防署之下”。但是报界助之一臂，把该董事会称之为“新的最高财政法院”。
在美国，对消费有一些非正式的限制，如无肉日和无麦日，从1917年中开始，美国政府通过以赫伯特·胡佛为首的粮食公司把所有美国产的小麦价格定为每蒲式耳2.20美元，翌年上升到每蒲式耳2.26美元。这是最低价，对农民仍留有余地，如有可能，他们可以卖更高价，许多农民是这样做的。燃料最高价格由燃料局正式做出。许多其他产品，不仅包括重武器或其他战时需求的产品，原则上要受生产商与战争工业部物价控制委员会之间的物价协定的制约。受到这样控制的有钢铁、铜、木材、羊毛、生皮和皮革、棉纺品、硝酸、镍、铝、汞、锌、砖、水泥、空心瓦、碎石、沙子、砂石。服从是自愿的，或至多受政府没收产品的惩罚，或被取消运输优先权，或受到不爱国的指控，这在当时意味着亲德。物价委员会中的一位特别著名的成员是哈佛大学的F.W.陶西格(F.W.Taussing)，陶西格也许是他所在时代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他在这场经历过后不久，在相当长的论述中写道，价格制定“主要是碰机会，任感觉从一种情形进入另一种情形”。有一种情形给他留下一定的印象：价格控制的最成功经验是完全被垄断的镍。一种垄断或手段也可以大大简化价格制定者的尝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教训之一。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为伟大事件的巧合而欣喜若狂。据认为，这种巧合可以为读者解除烦闷，表明作者对佯谬是怎样的敏感，甚至告诉最世俗的人，最终负责的不是一个善良的或凶恶的力量，就是一个嬉皮的力量。历史学家最为津津乐道的是1914年夏天发生的事件。1914年8月10日，新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聚集在财政部长麦卡杜办公室，准备宣誓就职，此时响起8月的枪声，枪声宣告了货币体系的完结，体系中的新银行被认为是登峰造极的举措。
如陶西格坚决认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价格控制对特别需要的产品价格无疑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内战一样，主要是在市场庇护下进行的，战争工业部主席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从未停止抱怨这种情形。(他认为，应该冻结所有物价和工资，这种态度虽然被认为极其偏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他仍然极力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理财工作除了伪装以外，大体上与内战期间的理财工作是一样的。物价的变化也是如此。从整体上来看，内战期间的理财工作可能较容易维持。
随着联邦储备系统的成立，美国为完善一种易受影响的、保守的货币体制而进行的漫长的争斗已宣告结束。在工业国家，无论哪种货币，现在随处可换成黄金，无须找借口，也不会被耽搁。白银是用来镀银的。就货币而论，美国人民是最鲁莽的、最易做试验的人民，每当提到黄金，他们就顾虑重重，不管他们多么勉强，最终还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一点特别重要。在联邦储备体系中， 他们有一种工具用来做现代国家为货币所需要做的一切——垄断钞票发行，调节银行借贷和由此产生的储蓄增长，为银行提供作为最后手段的救急贷款。实际上，联邦储备体系受到允许其成立的妥协的创伤。但这是一个尚未被发现的问题，其中包括不能确定权力掌握在华盛顿联邦储备董事会手中，还是在12个联邦储备银行手中。非中央化的中央银行的观念——12家银行中的每一家在经营上对其同伴和华盛顿都享有一定程度的、不明确的独立性——从字面上看，这并不矛盾。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广泛的、民主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银行所服务的大民主政体。如我们已注意到的那样，联邦储备体系的缺点像邮件不能到达目的地一样，不是要判罪的问题。在美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一般的官僚因犯错误而受到批评。总体来看，外交家和中央银行家由于犯错误而受到珍爱，如果错误造成大灾难，例如，已故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在国务院所犯的错误，或已故的本杰明·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犯的错误(人们认为，斯特朗对1929年大萧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更加牢固了。他们在一种特别温文尔雅的历史潮流中获得了成功。1914年，在历经2 500年反复尝试(在美国，进行一个多世纪的唇枪舌剑的令人混乱的论争)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看，货币似乎已完成了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国际金本位完结的开始——唯一的世界货币完结的开始，不管付出了多大代价，充当这种货币的就是黄金。在工业国家之间，黄金储存分布还是不够有效，主要是多年来美国的储存太多，几乎任何其他国家的储存都太少。英国、法国和其他工业国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做了恢复的努力。除了美国以外，除了在法国有短暂瞬间以外，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会再次看到自己的黄金储备并感到安全。没有哪个国家在超出瞬间中，允许公民将纸币或银行储蓄兑换成黄金，金本位在成熟时期成为一场短暂的试验，试验进行了几十年，至多半个世纪。正是仅仅由于感觉金本位是终极举措，即终极货币，才好像其历史如此悠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