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内容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但是许多人往往被一种现象所迷惑。他们看到一张质量普通的长方形纸，上面画有一位民族英雄或纪念碑，或一幅经典设计图案，这些是用绿色或棕色墨水印制的，这使人联想起彼得·保尔·鲁宾斯(Peter Paul Rubens)、雅克·路易斯·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或一个储藏特别丰盛的菜市场，于是就不禁要问：为什么本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会被渴望至极呢？ 与昨天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块类似的内容相反，是什么使其有权控制货物、招徕服务、诱导贪婪、催促贪心、招引犯罪呢？肯定涉及某种魔力，当然需要对其价值做某些玄学的或外星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以认识货币为职业的人们有教士般的声誉和倾向，据认为这部分是由于这些人知道为什么无价值的纸有价值。
可以想见，法国人使纸币得到革命支持的方法，从各方面来看都比美国人的更微妙、更富有创造性、更合乎逻辑。发现结局不完美便有一种失落感，这个原理似乎十分可信。但是，如果经验有缺陷，目的仍可达到。“权宜之计是需要纸币，没有它，人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理解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指券，这里多说几句是必要的，其中有些可作为提示。
理由完全是现世的，不涉及魔力。写货币的作者往往将货币区分为三种：(1)其价值如同金银一样，归于一种固有的理想性，这种理想性来自于对拥有的傲慢、拥有权的威望、个人装饰、正餐招待或牙科业的公认的贡献；(2)可以随时兑换成这种固有理想性的东西，或如早期马萨诸塞湾区钞票一样终于有望兑换的货币；(3)货币本身无价值，无望兑换成任何有用或理想的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国家法令规定可以被接受的。实际上，这三种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种。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与市场供给相关的供给。如果货币是黄金或白银，除了圣·路易斯·波托西和萨特(San Luis Potosi and Sutter)制造厂可以过量生产外，货币的数量不可能增长过量。这种对供给的固有限制确保了它作为钱在量上要受到限制，因此可以保持其价值。同样，保证有限的纸币供给就可以确保纸币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和白银。只要这种纸的供给受到限制，就可以确保纸张不能兑换成任何东西。重要的是，在于稀少而不在于本身无价值这一事实。纸的问题在于缺乏兑换力就无法限制其供给。它易于无限增长，由此减少或毁灭其价值。纸没有价值只是微不足道的。随机从地球上挖掘出的岩石，将其分成磅或更大的单位，人们不会欣然当作货币使用。其潜在供给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笔小生意所用岩石的重量都将是一个负担。但在月球上挖掘的岩石运到地球上来，分成小块，在小块上适当标明重量和来源，这从地质学上虽无法与地球的物质区分，但明显可以当货币用，只要登月旅行寥寥无几，月球岩石将保留必要的珍奇性。
看来我们也可以有根据地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纸币的革命作用为什么鲜为人知的理由。美国革命很快便享有盛誉，法国大革命最终也是如此。教科书向学生讲述这些奇迹。但有必要划一条界线，即不能草率地或肯定地认为，如此奇迹般的壮举是由美国革命中的大陆钞票或法国革命中的指券这些可疑的东西来完成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指券的独创性在于可以与其交换的商品，这种商品由于稀少而使指券有价值，这种商品不是黄金和白银；指券上市量似乎过少，可想而知，它们主要为革命的对象所拥有。因此，它们被隐藏起来或送往海外。基本的和受限制的财产是土地，即革命使其成为可以获得的东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的内容。土地不能隐藏，最有智慧的移民也无法将其带走。土地也是总量无法增加的东西。因此，土地如同黄金本身一样，使留在法国的人们乐于享有。
在19世纪，没有什么比对纸币的恐惧更能一贯使保守分子烦恼。这无疑基本上是一个金钱利益问题——债权人担心被人用贬值的钱还债，商人喜欢得到通用的硬币，有钱人查看一下自己的巨款就会知道这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不必使用策略而加以保护。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些保守分子心中肯定仍在想着纸币近来为革命所做的独特的贡献。不仅美国革命得到这样的资助，在法国发生的纠正社会弊病的巨大的革命也是如此；假如要求法国公民按传统的金融戒规办事，那么，法国人同美国人一样将一事无成。如果纸币从前为革命服务过，如同它在1917年后的俄国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一样，那么它就不能再这样吗？
最初的财力不是贵族的土地，而是教会的土地。一般认为，这在1789年占法国土地总数的1/5。由于国家财政十分吃紧，国民代表(Estates-General)召开会议。不能有更多借贷，不能要求中央银行接受贷款。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志愿借贷者的存在，或是那些能忠于职守的人们。不能指望第三等级(Third Estate)支持新的或更重的税收，其成员主要关心的是当时税收又陷入重重困境。实际上，在1789年6月7日，国民代表大会宣布一切税收为非法，这个惊心动魄的措施被可以临时收税的条款所软化。与此同时，约翰·劳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留有地位，他们特别怀疑普遍的纸币，1788年有一个提议，主张发行一次带利息的钞票，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因而不得不将其收回。但是，发行一次可兑换成真正土地的钞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牧师的土地是革命之神的馈赠。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种观点不感兴趣。如同殖民地纸币问题一样，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认为硬通货和金本位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新国家的急需无所谓正确与否。不能允许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真相及其折中的观点腐蚀或误导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大陆会议的货币经验几乎“给每位作家都提供了有关货币题材的实例。极为认真审慎的批评还没有出现”。布洛克教授认为：“革命运动遭到美洲许多最有智慧、最受尊敬的人的反对。”这是他们害怕鲁莽使用纸币的一种强烈而真诚的反应，这完全为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证实。人们认为要防止这种滥用，有必要把英国人留下来。对此，后来所有的学者也并不都采取宽容态度。一本拥有广泛读者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经济史的教科书认为：“由于大陆政府虚弱，人民痛恨税收，有时要极力主张纸币是可行的且无可厚非的最佳手段。”作者回答道：“接受这样的推理，就是对社会进步中的经济问题采取一种肆意毁誉的态度。”
1789年12月19日，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措施，批准发行4亿里弗，承诺用来“偿还公债，振兴农业和工业，使土地得到更好的管理”。这些钞票，即指券计划，通过出售教会和国王的价值相当的土地而在5年内赎回。第一批指券的利息为5%；拥有一定数额指券的人都可以直接用来换取土地，次年夏季又新发放一大批，这次取消了利息，此后又进行了小批量发行，因此引起忧虑。一个未署名的美国人出面干涉，发表了“一个美国公民对指券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祖国近来对大陆钞票的丰富经历，告诫国民代表大会反对指券。但是，最初对以土地为根基的货币的反应总体来说是好的。
因此，美国不是在通货膨胀而是在极度通货膨胀的最高潮中诞生的——只有在钱一文不值时结束的通货膨胀。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任何选择。假如议员认为纳税是人心所向的话，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很难或许也不可能收缴上来，那里人口分散，没有中央政府，毫无财经管理经验，没有税收机制，其海岸及许多港口和海关都在敌人控制之下。人们是绝对不情愿的。税收由于其目的而得到人们的厌恶，也易与外国压迫划为等号。大陆会议和各州的所得税预扣政策很可能会使热情的爱国者(例如，货币保守分子)重新考虑独立的优越性。借贷也不是选择。有财产者作为唯一的国内来源，没有理由认为国家险象环生。向法国和西班牙贷款的动因不是有偿还的希望，而是对一个宿敌的怨恨。从任何理性角度来看，就是这种纸币才挽救了那个时代。除了自由之钟外，还很可能有一个大陆钞票的精致的复制品。
假如第一次发行或1790年那次发行后有可能就停止的话，指券就会闻名于世，成为特别有意义的发明。这里不是一种黄金、白银或烟草标准，而是一种牢固合理地建立在法国肥沃土壤上的标准，在最初的年月里，购买力大大上升。有关指券是如何使土地进入流通的谈论令人羡慕。生意兴隆，就业率上升，使得对教会土地和其他公共土地的出售进行顺利，销路有时特别好。从年收入来看，指定的价格是相当低的。拥有大量指券的投机商都来占交易的便宜。
这种货币当我们能控制时是一台奇妙的机器，我们发行，就会起作用；给部队开支，提供服装、食品和弹药；当强迫我们过量发行时，就会得到贬值的报应。
但是，在法国如同早期在美国一样，革命的呼声一贯是高的。虽然土地有限，但拥有土地的要求可以提高。1790年发行一大批，接着又有其他一些发行——特别是在1792年战争爆发之后。现在发行的指券价格上升；其对金银的汇率暴跌，做这种汇率交易是为国民代表大会所认可的。1793年和1794年在国民议会领导和康邦(Cambon)的管理下，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稳定。稳定物价取得一定的成功。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拒不承认国王领导下发行的指券这一正当手段，使指券供给缩减。在这些年度里，指券在与金银兑换中大约保留了其面值的50%。但很快又出现了需求，印刷指券越来越多。1793年后，庇特在经济战中采取一个新部署，允许皇家移民制造指券出口法国，旨在加速指券的衰退。最后，法国印刷厂夜以继日地赶印指券。五人执政团很快中止了用有价值的不动产来换现在近乎一文不值的纸——法国放弃了土地准则。债权人受到保护，不允许债务人用指券偿还欠债。这使他们免受(如早期在美国那样)躲避债务人的屈辱。作为一种新纸币，土地凭证也同样拥有土地权，引起恶意的反对，这是可想而知的。1797年2月(五年雨月十六日)，五人执政团又回到金银上来。但此时，革命已成事实，所得到的资助是由指券完成的。指券至少应和断头台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由于大陆和各州的纸币发行量远远超过任何贸易的相对增长，物价上涨起初缓慢，但在1777年之后急剧上涨。大陆会议最初采取措施阻止恶化的局势，1776年决定“任何人如果完全丧失了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以至于拒不接受上述付款单据……将被公布于众，当作国家的敌人，他将被禁止一切贸易活动或与这些殖民地的居民交往”。这与过去如出一辙，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物价继续无限制地上涨。最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一车钱还买不了一车货。”在弗吉尼亚，用当地钞票5 000美元买一双鞋，一套服装高达100万美元。债权人像猎物一样逃避对方，害怕债务人用无价值的钞票偿还债务。“一个寡妇过去靠丈夫留下的遗产过着舒适的生活，但现在却体验着丈夫温存体贴而带来的烦恼。国家的法律介入了，强迫她接受1先令，她本该得1镑。如花似玉的少女无疑有权继承丰厚的世袭财产，但法律却使她一无所有，除了她自己的美貌和贞操……黄金时代的美梦让穷人和债务人实现了，不幸的是，这些人所得到的恰恰是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不值一个大陆元”，在美国语言中赢得了永久的地位。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冷嘲热讽：
纸币在苏联革命期间和之后，也做出类似贡献。到1921年，大约85%的国家预算是通过制造纸币得以满足的。在那一年或此后不久，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访问了苏联。根据当时类似投机者的看法，他装进裤兜里一叠卫生纸。一天在莫斯科一辆非常拥挤的电车上，他感到一只手伸进他的裤兜。他不无欣慰地注意到，那不是装有钱的裤兜，而是装有卫生纸的裤兜。扒手巧妙地拿走了卫生纸。事后，年轻的学者才意识到，被偷的文明产品比另一个裤兜装的那贴钞票更有价值。由于革命，俄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成为稳定物价和硬通货的捍卫者。但是，俄国人同美国人或法国人一样，应把革命归功于纸币。
历史学家授予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一个不无缺陷的头衔——“革命的财政官”，他从法国得到约650万美元贷款，从西班牙得到几十万美元，后来胜利在望时，从荷兰人那里得到100多万元。这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一革命主要是靠纸币来支付的。
这并不是说，纸币的作用是革命成功的保障。1913年，在奇瓦市这一古老的西班牙城镇，潘州·维拉(Pancho Villa)把盗匪活动与社会改革有趣地结合起来。士兵在打扫街道，土地在分给雇工，孩子们被送进学校，维拉在方形院子边上印纸币。这种纸币无法兑换更好的资产，不带任何承诺，毫无威信也不受重视，而且数量非常之多。其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潘州·维拉的签名。他把这种纸币送给似乎需要的任何人或引起他兴趣的人。这种纸币未能让他成功，虽然在此期间无疑让他享有一定的盛名。但是，美国军队追捕他；循规蹈矩的人出面来劝他引退到杜兰戈的一个大庄园。10年后，有些人怀疑他正在那儿策划把另一个掠夺计划纳入土匪活动、社会改革和货币政策之中。那一年，他被暗杀了。
随着独立，议会对纸币的禁令已失去作用。不管殖民地本来可能一直以何种方式向更为可靠的货币迈进，现在决不能选择政府货币。不能够认为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在第一次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召开之前，有些殖民地(包括马萨诸塞)允许发行钞票以支付军事开支。大会没有直接纳税的权力；其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允许发行钞票。现在，有更多的州认可越来越多的钞票。就是靠这些钞票，美国革命才得到资助。在1775年7月~1779年11月之间，大陆会议发行货币42次，总面值为2.416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各州另外发行2.095亿美元。国内借贷总额不到1亿美元，其中许多是用刚才提到的钞票支付的。纳税额反映了众所周知的对这种强制行为的厌恶，这自然无关紧要。强制性向各州所纳得的税只有几百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