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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分关键的还是借贷、投资、冒险、投机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银行也不会将其创造出来。在19世纪的美国，这种本能十分旺盛而不无理由。一个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突然变得可以利用了。拥有新大陆资源并加以利用，就会创造出效益来。这也使拥有者的被如此利用的财产的价值得以提高。这些机会广泛地存在着。
1900年，物价自内战以来一直在下降。小麦、棉花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价格比100年前低一半，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理当期望增加财富，但不是通过钱的积累，而是通过他们财产的购买力的不断增长。
关键在于对财产的拥有。这是由银行提供的。因此，虽然银行系统明显的目的是顺应扩建和投机，但是，也存在着一种派人到银行去的强大的诱因。谁也不知道哪个更重要。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如更早期一样也有恐慌或危机，但比美国的要轻微得多，这通常归于它们的银行业和货币调整更为成熟和稳健。这种解释可能成立，但是对扩建和幸福感的类似的引诱的不存在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变得有说服力，回想一下英国和法国投机幸福感和垮台的最伟大事件，其根基在于，由人们认为在美洲存在的有限机会而产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密西西比公司、南海泡影、达利安灾难、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匆匆投入美国运河建设、英国投资者对南美不断的诱惑，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确切地说，应称为黄金时代。因为维布伦归因于财产而得到敬重的一些或大部分是由钱的本性所赋予的。如果货币疲软或正在贬值，有钱的人对自己的价值也就拿不准。他们的想法与其他人一样。想到将来有一天货币将分文不值，就像大陆钞票(Continental notes)或德国马克(reichsmark)一样。他们用一种策略来保护自己，但这种策略可能不起作用。那么货币还能值什么呢？如果货币是坚挺而持久的，那么这种问题就不会浮现在其所有者的头脑里，也不会浮现在污蔑有钱人的那些人的头脑里。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银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资金，有人为投机或生产而急于得到资金，这两种情形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随后的年月里，从参与新资源利用或财产占有中获利的同样前景不复存在时，情况有时就大不相同了。这时，银行总是乐于和急于筹措贷款，创造储蓄，且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却没有人来向银行要贷款。
致富从没有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那样畅快，无须交所得税，内战税在战后不久也被取消，与那些仍十分贫困的绝大多数人相比，富人亦感到欣慰。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的论著中谈了他的观察：“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财产是有别于英雄功名或巨大成就的最明显的证据。因此，财产成了得到尊重的约定俗成的基础。”凭借健全的本能，历史学家把这些年度称之为镀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