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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政策不当的失利之处和对其依赖而产生的挫折和危险。这也许是近来最明确的教训。货币管理再不是一种政策，而是一种职业。虽然它给从事此职业的人以报酬，但是它在20世纪的成就记录显然是灾难性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使繁荣和萧条都更加恶化，它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大的多头上涨行情，它在大萧条期间，作为扩大经济的工具是失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随后的好年头中，在限制它只发挥小作用时，人们普遍一致认为，经济运转好多了。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它再度作为经济管理中的一种主要工具，起到了把大规模通货膨胀与严重衰退结合起来的作用。可想而知，它有力地歧视和惩罚了依赖借款的工业，其中，房屋建筑业首当其冲。即使才干非凡的辩护者也根本无法证明货币政策在过去是成功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敌人才会希望，在未来，这个小的、不当的、不可预测的杠杆将会是经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如果近期的未来是近期的和更遥远的过去的一种延伸，那么就有六种必然的规则影响或控制货币政策以及它作为其中一小部分的大经济政策，这种规则分别如下：
中央银行对于有益的任务仍是重要的——兑换支票、置换破的和脏的纸币，以及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它能出色完成这些任务，它还与美国其他公共部门一起监督下属商业银行。这是一项它可以做好而且需要做得更好的工作。近年来调节部门，包括联邦储备，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警惕。同时，许多商业银行卷入了乐观主义和盲目扩大的另一次长期痉挛。结果会是新的一轮失败。对于这样的问题，联邦储备需要引起注意。
没有什么，或无论如何没有许多事物，会永远持久不变。但是，已被很好确立起来的事物可能会持续一段时期。形成过去政策(或过去政策所抵制)的力量如果在这部历史中被正确鉴别出来了，那么就可以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会继续起作用。从最充分的意义上来看，它们是历史的必然。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通常所想象的意识形态偏爱的问题。把经济政策当作对立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选择问题，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错误。形势极少且通常在次要问题上才引起人们对此加以深思。规章制度和历史环境更经常给自由分子和保守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公开宣布承认自己有中世纪思想的人提供同一种紧身夹克。对一个人适合的东西，对所有的人都适合。对一个人失灵的东西，对所有的人都是万丈深渊。
除了这些任务以外，中央银行家承担的责任越少，他们的声望就会越大。也许可以因势利导——当对贷款的需求一贯很大时，就进行一点抵制，提高利率；当相反的形势出现时，便掉过头来。但是，控制的主要对象——如在美国战争岁月和随后的好年头中那样——是引起公司和个人追求贷款的势力，而不是给他们发放贷款与否。
最后要重申一遍，在过去为适宜的运行现在已不再适宜。在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内战之后，英国采取了措施以恢复货币稳定和硬币支付。农产品价格猛跌。失业率有一定的上升。抱怨很多，却不起作用，经济困难在当时远非不自然的。低价格、低工资和失业恰好不是上帝的举动。但是，它们也不是政府的举动，现在，无须多言，它们是政府的举动。
应该公允地看到，货币政策的无能，即使不危险，也会被体系内思想开阔的人认出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注意到，货币数量无法被有效测量出来，尽管信仰货币政策的人们对这种量值十分关心。他还注意到，其短期运动是不可控制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重大经济作用的。对货币政策所报的希望所剩无几了，特别是当人们记得，所有的行动必须在短期内采取，并且长期变化是短期变化的积累时。同样，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最近上任的一位委员观察到：“……好的货币政策取决于我们关于货币管理的无知程度的认可。”有一种观点坚决反对依赖具有广泛的但未知的作用的一种工具或一种革新。原子能、超音速运输甚至氟利昂气体这样的例子都会想象得到。
但是，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如近来石油和食品的例子所充分表明的，现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只有在价格和收入的大量运动之后才能达到平衡。这对国内价格水平和国际汇率产生一种广泛的、不稳定性的作用。因此，价格稳定和国际汇率稳定也需要采取行动，来防止在十分重要的特殊产品价格中发生破坏性流动。这项任务超越了国界，越出了国家权力的范畴。
当依赖货币政策时所发生的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不可知的，已有记录表明这种依赖是不利的。
这也不是所有的情形。我们已看到，货币在发行国家之外的大量积累——欧元和石油元就是近来恰当的几个例子。掌握或拥有这种积累的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可以将之换成其他货币，并再度大量外移，这远远超出了现存货币稳定机构的整顿和稳定的能力。因此，现代货币管理问题所涉及的国际范畴要比以前大得多。
(2)经济管理中的平衡因素将注定是国民预算，其中的决定性需求是用来战胜当前的非弹性以处理过多的需求。这种需求缺乏新颖和敏锐。如果货币政策不便于用来调节经济中的积累需求，那么剩下的仅仅是财政政策了。我们已看到，这对于扩大需求比货币政策更加可靠，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它在大萧条期间才在经济学家的信念中取代了货币政策。它对于限制需求所产生的效果更容易得到预测，而且更加公平合理。就减少税收或增加公共开支以便扩大积累而言，需求方面不存在严重的政治或其他问题。当有要求减税的呼声时，美国国会特别合作，而且反应迅速。同样，有相当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试图把减税当作医治所有弊病——甚至时而包括通货膨胀——的灵丹妙药。但是，当要求增加税收时，就看不出有同样的热情。开支削减也同样是困难的，除了能引起保守分子的口头热情。它的作用是防止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成为本书作者坚信的一种可能性——对美国平民公共需求的供给远远少于对至少较富裕的个人消费的供给。还有进一步的组织困难，以致如同在建筑和武器获得的情况中那样，在减少一项开支的决策与实际减少开支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落差，结果对需求产生影响。
公司和工会权力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就是现代国家中整个权力和现代政府统治权的分配。在国家行使这种权力的努力中，隐含着一个有关如何分配收入的决定。因此，货币政策仅仅成为经济政策的一个次要部分，经济政策成了政治的一个方面——谁行使权力、谁控制报酬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解决的办法——任何对过多的行政权力感到不安的人都不愿考虑的一种办法——在于把国民政府的预算与行政政策分开。将会像现在这样确定开支，建立税收。人们希望这将联系到对一种适当平衡需求的充分而文明的赏识，这种平衡存在于公共开支和个体开支之间，以及公共消费和个体消费之间。预期税收将包括如此确立的开支，即经济在近乎充分就业水平上运转之时。这样确立的税收将重新分配收入，如同在收入群体中被认为在社会与经济上都理想的那样。增税或减税的权力——在明确的范畴内——将被授予总统，这完全是由于财政的即较大的经济政策的原因。这些改革旨在不大力改变譬如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税率差别。
在现代，我们看到国家预算已成为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广泛地决定需求是否会扩大、价格是否会上涨、失业是否会上升——且由于政府借贷和由此而产生的储蓄增加——决定货币的供给是否会扩大。超越预算的是工会和公司的权力，直接影响价格且并非偶然地抵消货币和预算政策的限制作用。如同我们所充分看到的，尽管经济中需求在萎缩，失业率在上升，但是工会和公司却完全有权力和优势把成本和价格提高。这就是现代经济中衰退将与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显然不能让人抱幻想的倾向。
(3)在有市场权力的地方，直接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控制，在这样的权力不存在的地方——在没有工会的农业、小企业中，是不该使用的。在那里，必须得对积累需求进行调整。控制所反映的政策是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的，然而却事与愿违，不会失效。我们完全看到，在充分就业或近乎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强大的公司和强大的工会的市场权力可以创造出一种属于其本身的通货膨胀的动力。我们已看到，这是反复发生过的。虽然有可能控制住这种通货膨胀的动力，但由此引起的衰退和失业，却会超出怜悯心或简单的政治生存原则的容忍程度。随着这种势头向前推进，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另一种努力即将终止。由此产生的失业和衰退是严重的——令人痛苦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两党之中的任何一派政治家愿意接受的程度。这些后果远远出现在他们意在解决的通货膨胀的结束之前。通货膨胀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与严重衰退相结合。
具体来讲，在19世纪及以前，货币是重要的。公司没有使价格运动的广泛权力。工会实际是不存在的。国家各州的税收和开支受战争的迫切需求与和平时期的需求所控制，而不受那种正确的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东西控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以及这种东西有多少，是举足轻重的；跟随(和反对)布赖恩的人的直觉是没有错的。
对待这些令人不快的作用的唯一选择，就是政府直接干涉有市场权力的地方——在出现充分就业很久之前且同样面临需求下降时，存在着用个体行动来提高价格和工资的权力的地方。这就使个体公司丧失了一种倍加珍爱的权力，也使工会如此这般。这承认了许多过去和目前经济学教学中的错误。此外，还存在着形势的束缚。因此，面对所有这些阻力，控制问题会被再三提出。
所有这一切决不意味着成功将会是轻而易举的。在这部历史中，突出的教训有两个。第一个是货币问题，现在已与经济问题甚至政体问题完全协调一致。第二个是经济运行，这在100年前被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在50年前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现在再也不能被认可了。当时的不幸就是现在的失败。
(4)货币和经济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经济中收入分配这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没有什么比经济政策是个纯技术问题这种思想对有保守本能的个人更具魅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策问题还未涉及。有了正确的方法——尼克松先生的手艺人娴熟的微调——经济就步入了正轨；权力和收入，及其对两者的享受就仍不会受到影响。自由分子的一种思想也没有免疫力，这种思想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包括对价格和收入的控制——在社会上属于中性。
对于外行人或外行的政治家来说，将来要把胜任的个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也决不会比过去更容易。但是，要区分成功和失败不会有任何困难。因此，任何不得不对失败做出解释的人已经失败了，这应该成为所有经济和货币问题中的简单规则。我们应该对表现差的人宽大为怀，但是我们决不能宽厚到把他们保留在办公室的地步。
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现代经济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下层阶级拒绝对其收入和消费的法定限制。与这种拒绝联在一起的是对不可能实现的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发通货膨胀。如果计件工资和与此相关的蓝领工人消费必须根据防止对经济做出力所不及的要求这种利益来加以限制，那么其他收入者的要求也将被考虑。有关利润、其他财产收入、行政工资、专业收入的需求也会受到检查。答案不在于，富人或十分富有者的消费是总体的一小部分。公平处理人人皆享有平等待遇的某种态度问题并非比有关收入积累的问题更不重要。因此，朝向一种更自觉的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成为成功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我们已充分看到，成功的政策要对工会要求加以限制。但是，有一种政策选择挣计件工资和固定工资的人来达到这种限制的目的，这种选择不管多么方便，都不会使其他请求者感动，这种政策是不会有前途的。
在我们的时代，不愿把重大的后果归于人类的无能——归于可谓严谨的时代所说的愚蠢。我们希望相信，更深层的社会力量控制所有人类的行动。时时都可以为宽容找到借口。但是，我们最好能够意识到，无能——愚钝与拖拉的结合——是一个问题。它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经济政策获得了成功。我们必须得认定，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运气，而是由消息灵通、精力充沛的人促成的。
(5)对使用重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保留做计划，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货币和经济管理的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为使对重要产品——燃料、食品和住宅——的供给和利用达到平衡，所必需的价格运动现在会非常大，大到足以给工资和价格稳定带来破坏性的拉力。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预测这样的短缺，通过公众影响力来扩大供给或减少使用。这样的影响力在和平时期已作用在现代政府上；在美国，已作用在一个公开自诩为保守的政府上，这是对期待的一个指南。(把计划者看作沙皇，由此而论，影响力的特点并没有改变。)由于供给和使用两者的问题是跨国的，国家计划权威之间因为这些任务就不得不开展合作。超越国家的组织成为展望的前景。显然，就能源和食品而论，形势如同以往一样，正在迫使在意识形态上有抵制情绪的人加快变革步伐。
最后，在货币问题上，如同在外交问题上一样，一种循规蹈矩的温顺本性、一种高超的裁缝手艺，以及清晰表达当前流行的金融学陈词滥调的能力，通常比一个聪慧好奇的头脑更有利于个人的成功。有力的行动和相关的思想引起恐怖和批评。正是由于这些，而不是由于结果，个人才有可能被记住。因此，在货币管理中，如同一般在经济管理中一样，失败往往比成功是一个更有利的个人战略。
(6)国际汇率不稳定的问题会复发；在将来如同在过去一样，不可预测性看来是一个答案。但是，只有当国家经济稳定，即当工业国家成功地把相当高的就业与可容忍的稳定的价格结合在一起时，国际货币稳定才有可能。在那时以前，对国际货币改革的一切谈论都是空谈，可以平安地忽略掉，除非以高谈阔论为职业的人们才不会忽略。可以推测，任何未来的体系都需要远远超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借贷能力，甚至像其近来被扩大的那样。据认为，大量流动货币会不断积聚在银行、跨国公司以及(较少在)不受业务限制的投机商手中，因此，最终的改革也一定包括对国际货币运动的一些调解。
证据始于货币管理者。如果这部历史有什么是明确无误的话，那就是货币管理工作吸引一种缺乏才能的人，他们在其十分不完美的专业中受到一种神秘氛围的保护，据认为这种神秘氛围一般包容经济学的主题，特别是包容货币的主题。我们已看到，无所适从者得到一个事实的进一步保护，这个事实就是，失败几乎从未使负责人受到损害。它更经常是一个有趣的讨论主题，可以为人格增加立体感。
还有另一种前景——我们会深切恳求的一种前景。实际上，未来的政策依赖的将不是预测，而是当前的现实。其理由我们已充分看到了；经济预测不仅非常不完善——甚至是预测者除了在提出一种新预测时之外，都承认的一种东西——而且官方预测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犯错误的倾向。除了在罕见的场合外，所有官方预测都掺杂着决策人希望发生的情况或需要发生的情况的偏见；抑或依照越南战争开支的方式，不会与更大的官方许诺相抵触。这种解决办法不是较好的预测，而是迅速地、不加解释地对存在的迁就，是那种情况不再存在时的迅速的、不加解释的变革。1974年夏末，杰拉尔德·福特在刚当上总统不久，就宣布通货膨胀是对美国经济的主要威胁。不到半年后，随着失业率迅速上升，生产下降，价格平稳，他宣布衰退是主要威胁。这个逆转的重点并不是承认错误。我们应该称赞对当前环境所做出的快速反应。新总统的错误不是在于改变主意，而是在于认为通货膨胀只有通过衰退才能得到根治——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只有通过失业和生产下降才能得以控制。仅在通货膨胀和萧条之间提供一种选择的经济政策，是不会十分令人满意的。就此错误，已做过充分的讨论。
形势会更好吗？回答是肯定的。
还有最后一种前景，也深深根植于这部历史中。值得再次重申的是，没有什么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对通货膨胀是适合的，对衰退也是适合的。每一个会动摇观点、激起使自己本身结束的行为，最终都会达到目的。我们已看到，所需的行动，包括需要避免通货膨胀与衰退越来越有可能结合而采取的行动，这是咄咄逼人的、复杂的，而且会愈演愈烈。越来越逼人的特点是这篇后记的要旨。如果这部历史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把自己看作体系的最强大捍卫者的人们、宣称自己为自由企业甚至是资本主义最可靠的朋友的人们，将最害怕意在保存体系的措施。他们将最反对会改善体系性能、提高体系声望以及提高体系生存能力的行动。希望资本主义灭亡的人们永远也不会欢迎存在于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或新边疆中的积极奋发的精神。这种精神尽管偶尔是体系本身安抚对立派所表现出的热情、乐观或义务的牺牲品，却是与为使体系发挥作用的努力相容的。当受到这种精神驱动时，体系就发挥出作用——在美国，至少使绝大多数人满意。渴望资本主义灭亡的人们应该恳求接受另一种人的统治，这种人认为，一切积极行动都有害于他们精心称之为自由企业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