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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国家，公认的按规定的对收入和消费的限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每个地方，特权较少的人都更加强烈要求，有权享受某种消费的一部分，这种消费从前被认为，只有具有特权的人才能生来有权享受。现代没有什么比为群众带来更多闲暇的前景、给一个近乎无阶级的社会带来希望能引起更加博学的讨论；没有什么比工作道德堕落、空前坚定要求增加收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能引起更加沮丧的讨论，有这种堕落、提这种要求的人，特别是蓝领工人，以前一向被认为满足于较少的所得。
控制并未得以认真的实施——更确切地说，是大体上未得以实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经历相反，没有建立一个严肃的组织来实施控制。负责人后来亲口承认，自己当时依然反对那种原则。公司于是难以得到有关对其要求的回答。可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由受影响的产业成员或以前的成员所提供的—— 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物价管理署设置的最谨慎的保护物以用来防范的自我处理方式。没有建立执行部门；在税收工作方面有经验、有远大前程的官员是从国内税务部借调的。
消费者更加满不在乎地强烈要求提高对他们的供给能力，政府相应地、决非不自然地反对对这种要求的限制，这种趋势在工业国家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在美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在原则和实践两方面的失败或不恰当是另一个原因。美国对贸易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对称。美国对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相当自满的，因此有了意志和智慧，在稳定自己的价格上就可大获成功。但是，如果在美国价格上涨，就没有什么国家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会比美国的更为严重，亦属迫不得已。
仔细研究一下上述声明并不难。主观思想和纯粹鲁莽相结合，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控制所针对的问题——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没有人指出，公司和工会不久会消失。但是，问题会消失。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的后果并不小。结果有些人失去了收入；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国际和国内经济事务一片混乱；出现了社会紧张和挫折；资本主义的名誉受到损失；经济学家的名声也是如此。也许遭受损失最小的是做出这种声明、提供这种希望的学者。
在19世纪，英国和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英国货币是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定点；其他国家都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这种已知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些好年头中，美国和美元起到类似的作用。美国物价稳定；美元是一种任何人都想持有的明显安全的资产，当一个国家丢失美元时，就会出某种差错。因此，根据这种迹象，政府就采取措施——更为严厉的财政政策、更高的利率、在诸如荷兰等特别易处理的国家中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以使局势正常。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货币贬值。这些年，就是这种适应美国和美元的调整，而不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的聚会，才引起工业国家国内政策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内部协调，反过来又是国际货币稳定的首要条件。只有内部价格相对稳定或彼此和谐运动，汇率才会稳定，且因此可以预知。
在这种冻结的同时，预算限制放宽了，有了减少税务的要求，这些在年底得以实施。货币政策放松了。但是，古老的信念并没有被抛弃。反对市场权力的行动是暂时的。控制“旨在创造种种条件，使较全面的预算政策更为可靠、更为有效”。随之一切都会令人满意。控制此时本可以斩断通货膨胀的冲刺；它们“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需，但预计会逐渐消失，除了毁灭通货膨胀的预期外，在经济体系中并没有留下永久性的变化”。
就是这种和谐在60年代末被美国的不稳定和其他工业国家中相关的通货膨胀所毁灭。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这些工业国家之间在成本和生产力变动中存在的一种基本差别——由以德国、日本为一方与以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态度而被戏剧性地显示出来的一种差别。在这些年中，德国和日本由于军费开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限制，好战的狂热由于失败而锐减，它们在利用自己的储蓄来建设新的有效的工厂。这反过来，又以低成本生产民用商品。相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战前工业原封未动，比较来看被废弃了。其很大一部分储蓄将投入武器系统以及后来在越南的偏执冒险。因此，除了被需求拉动和工资要求的压力外，美国在这些年还受到生产效率低和成本高的打击。因为只要美元与马克和日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存在的巨大优势是，在德国和日本购买而在美国销售。据说到60年代末期，美元价值过剩，实际确是如此。
麦克拉肯博士坚持原则立场，得到总统的初步支持。尼克松先生在8月初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重新提起了那一位观察家，说麦克拉肯“坚定不移地反对”那个“得到我们许多民主党参议员支持的加尔布雷思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对工资和价格实行有节制的直接干预。总统注意到，这样的政策仅仅为“左翼极端分子”所支持，又宽容地补充道：“我不能对此说三道四，这仅仅是一种观察。”几天以后，即8月15日，极端分子的幽灵突然停止了猖獗的活动；原则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面前崩溃了。除了农产品和其他几种产品的价格外，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被冻结了。
由于上述原因，外国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它们在美国的销售热潮中积累美元。这种积累并没有被在美国规模小得多的购买所吸收。美元到了接受的公司手中或储存在欧洲银行，就变成了货币鉴赏家的新奥妙——欧元。当借进或借出时，美元就成为欧元市场——在一如既往地被检查时，就成了一种简单的事物。这样积累的美元有许许多多被变成了黄金，这不足为奇。因此，美国巨大黄金储备的历史上溯到1914年，现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融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强权的一种惩罚。从19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富人在战争情况下想到为他们的财富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就想到了美国。美国这一个超级大国卷入了越南之战，成为一只可怕的平衡臂，现在看来不再安全了。比较好的是瑞士，甚至是德国，在60年代末期，黄金像洪水一般从美国流出。
要求有较高度经济原则和耐心的序曲叫得震天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W.麦克拉肯(Paul W.McCracken)有翩翩的学者风度，他在1971年7月28日坚决肯定了当前对货币政策依赖的优点和功效，任何对价格或工资的直接干预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偏激的。他承认一位当代观察家“在他对经济体系独特看法的局限性中，具有一种逻辑力量的美”，这位观察家就是本书的作者，他坚决认为，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在失业不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使财政政策失灵。但是，麦克拉肯坚决排斥这种独特性，把价格冻结经济学看作是“幻想的”而加以丢弃，严厉告诫，“一般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将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严重威胁”。公司和工会已经实行了这种控制，且因此被认为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点并未被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