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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原则尽管与实际情况相矛盾，但也是重要的。对保守的经济思想来讲，没有什么比市场宽松的优越性更为重要了。市场既不宽松也没有优越性，如果一定要用政府干预来防止通货膨胀，且因此来改善其运行状况的话。但是，按路标指引的路线和相关的价格限制条件而采取的行动，也未完全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传统共识。这也不无道理。凯恩斯体系丝毫未涉及市场，且因而未涉及教科书和教师所讲述的公认的微观经济思想。在对需求做出必要的管理后，供给和需求在比从前更高的生产水平上达到平衡。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的机制、已确定的价格和分布在使用中的资源仍没有改变。路标承认，工资和价格要服从公司和工会的控制。但是两者反映的不是市场平衡，而是公司和工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公认的经济学中没有一席之地。这也就是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诚心想回避的问题，有些仍在回避。
这决不会持久。从1966年起，越战开支大幅度增加。为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增税，这无异于给自然抵制增税的情绪火上加油。最终直到1968年才对一项用于战争开支的附加税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正在扩大的需求给价格和生活费用带来了压力。随着价格和生活费用的提高，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在加大。价格稳定毕竟是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同时，政府的道德权威，由于现在不得不为一场广为受到抵制的战争而补充支持，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随着对路标需求的增加，其效力减少。1966年与新泽西建筑行业达成的一项协议大大超过了路标允许的额度，如同后来与航空公司机械师达成一项协议一样。不久，对价格和工资的限制就不起作用了。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于1969年1月就职，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这样的市场干预，将其视为一个有高度性原则的问题。
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成员在其任职期间，无法回避工会对工资和公司对价格的确实令人不快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一旦回到大学、近郊和给青年人授课时，他们就可以放弃这种混乱的、有争议的、非科学的成见。在他们的论著和讲授中，价格再次从公司的控制中恢复过来，工会又被带回到市场。根据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调整，再次确保了就业，且防止了通货膨胀。
1962年春，这种政策遇到了戏剧性的考验——并且被公之于众。亚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是劳工部部长，此前担任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顾问，那一年初，他就一项工资协议与钢铁企业谈判，该协议大体上符合路标。美国钢铁公司的一种天赋在于气壮如牛般地固执己见，这长期以来就是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传统，美国钢铁公司当时满不在乎地宣布每吨价格提高6美元。随之向公众宣布，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拜访总统以向他宣布此事。其他公司做好了跟着美国钢铁公司走的准备，也刻不容缓地做了宣布。肯尼迪总统被激怒，他猛烈抨击了商人的品格和身世。这被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拖拉斯法中的行动威胁联系在一起，涉及政府对钢铁的购置，引起公众的愤怒以及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对，因此钢铁公司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虑。有一两家比其余的敏感，决定不来凑这个热闹。余者(包括美国钢铁公司在内)都被迫取消了所宣布的上涨价格。暂时可称之为工资和价格控制中的自愿原理，因而得以保全。随后的4年是一个就业和生产稳步上升的时期，价格几乎是稳定的。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在对这种经验做一个有限估价时认为：“……从对商业和劳动力个人表示的看法和公众发出的痛苦呼吁以及对工资和成本趋势所做的认真比较性研究来判断，路标在60年代的迅速发展时期，对工资价格所做的一些调和理应享有功劳。”
因此，这就是缺陷。美好岁月的经验表明，经济权力——公司和工会的权力——可以使高就业率与稳定价格结合起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实践中，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实践从未成为原则的一部分，而原则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有一种令人乐观的神话认为，在像经济政策一样对公民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公民起决定性作用。也许从长远观点来看是这样的，公民有一种自豪的权力最终把失败者从公共办公室驱逐出去。但是，在失败暴露出来或驱逐成为可能之前的临时阶段，经济政策就像心脏手术一样，掌握在专家的手中。因此，经济学家相信或希望相信的事物——他们所依赖的原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相应的行动仍取决于自愿服从，除非由于可能得到官方压力或非直接制裁的帮助。对制定工资和价格的正式限制或路标被确立了。据此就可以要求工会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年生产率提高的数目，当时估计每年大约为3%。生产率的提高使每人每小时产量的提高足以用来提高工资，结果平均来看，成本并没有提高。成本稳定就可以要求公司保持价格稳定。
下一个缺陷就是凯恩斯体系具有的致命的无弹性。随着这个体系在这些年中的发展，开支不再受到削减。税收仍按应征税收的增减而自行调节。但除了在战争的极端情况下，税收不再受增加的立法所左右。如果开支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而税收可以减少但不能增加，那么财政政策显然就成了一条只朝一个方向通行的街道。它对抑制通货收缩和萧条有绝妙的作用，但对抑制通货膨胀却很不灵验。
新的民主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对干预的需求。马上便开始对某种机制的探索以认识工资价格螺旋运动。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关于新政府的头一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重要的经济部门有庞大的公司或组织有素的雇员，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些部门中，个体方面对工资谈判和价格决策的条件可以行使很大的自主权。”
凯恩斯体系一向比其倡导者所想象的还要僵化。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被认为是通过公共开支来起作用的。公共开支将增加以补偿私人开支或投资不足，当私人开支或投资充足时就减少，与税收无关。由于正在扩大的生产和就业可以把人们从救济名册和就业工程中除去，减缓诸如农民对联邦预算的要求，因此随着生产和就业扩大，有一定的可能性来减少开支。在1938~1937年间，联邦开支由85亿美元减少至72亿美元，也就是减少了15%还多—— 一次巨大的、当时显然不明智的缩减。但是，仍没有人认为，可以轻易减少公共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