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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费雪和凯恩斯都相信，物价上涨和相应的生产扩大很容易做到，只是凯恩斯相信的程度要小一些。他们与罗斯福都不知道，这将是多么难以取得——伟大的正确或甚至正确该是多么艰难。现在要完成这个发现。
大多经济学家现在会一致认为，就对20世纪货币思想和政策所做的贡献而论，J.M.凯恩斯名列第一，欧文·费雪屈居第二。不管倾向性如何，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是数一数二的。什么也没有态度的转变更能充分说明当代对他们赞同的反应了。《纽约时报》认为，“几乎没有必要说费雪和凯恩斯的思想已远远走在公众之前，两者都被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所排斥”。
如第三章中所述，1848年，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对控制物价且因此就是控制货币价值的因素做出解释。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解释大体上很好地适应了这部历史。物价取决于与正在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量有关的货币供给。货币越多(在商品供给和由此产生的贸易量不变的情况下)，物价越高。如果像在1923年的德国那样，货币供给无限扩大，物价也将无限上升。
甚至更热烈的称赞出自一个更为重要的代言人——在经济问题上是本年代的且大多数人认为是本时代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撰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热情地赞美罗斯福，其标题在随后多年中常被引用：“罗斯福总统伟大正确”，不仅仅是正确，而且是伟大正确。
到1933年，终于认识到了货币不仅包括当面交易的现金，而且包括银行储蓄。生意好，银行借贷活跃，银行储蓄上升。因此，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商业状况。此外，物价上涨刺激商业，这长期以来就已被认识到了。货币供给增长，促进物价上涨，因此也促进现有销售产品的供给的增长。反之，又对物价上涨有抑制的作用。最后不仅要对货币供给打折扣，而且必须对货币销售率打折扣。一拿到手就花费掉的货币与贮藏在床垫里面的货币相比，显然会对物价产生不同的作用。
但是，有明显的赞同的呼声。巴鲁特忠实于人生哲理，现在无所牵挂地站在胜利的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在货币稳定到来之前，每个国家必须得“像你现在一样，做出巨大努力进行必要的整顿”。另一位头脑灵活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同样错误的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现在他已下野，所有的船都停泊在被遗忘的黄金潮流上，他认为把政策系在任何稀少或充足的商品(诸如黄金)上都是错误的，出于对法国的爱来这样做是“叫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在德国，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谈到了罗斯福的“无畏精神”，而雅尔玛·夏特从某方向来看甚至是更有帮助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之声《人民观察家》(<i>Völkischer</i> <i>Beobachter</i>)说，罗斯福采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哲学。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是一位更令人满意的观察家，对此也表示赞同。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专门为《纽约时报》撰文，称颂总统的行动。“如果批评罗斯福总统的人真正了解了构成货币稳定的因素，那么他上周一的声明本来就不会引起已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接着他指出，总统当然不会反对货币稳定。但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所寻求的是美元购买力的稳定，而不是汇率的稳定。换言之，罗斯福仅仅接受了一些人的新稳定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形势的稳定意味着更高的物价。
但在所有这些严谨的推理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其他大多数人的直觉仍有相通之处，这种情况下的活跃因素就是货币供给。原因始于此，物价是结果。看来这也是可以抓住的把柄。货币供给可以增加，随之出现物价上涨，商业扩大。
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变了，他就这样公开了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直接的、最公开的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又最不重要的影响。其主要目的为，关于稳定货币的协议不复存在，继续存在的不过是为了保留面子而已。(罗斯福的反驳实际上也标志着雷蒙德·莫利公共生涯的结束， 是货币可以毁灭公务员的残酷性的又一例证。)许多硬货币的主张者对罗斯福所做出的反应和所用的语言，即使已故的乔·麦卡西也可能认为是尖刻的。曼彻斯特《卫报》(<i>Guardian</i>)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称罗斯福的致函是“一篇无政府宣言”，《纽约时报》表现出较大的克制，措辞极为谨慎，说致函“具有使迷惑加剧的性质”。拉姆齐·麦克唐纳心神错乱，矛盾百出，但实际上他从乔治国王(King George)对罗斯福给他造成的悲伤所表示的愤怒中得到一些宽慰。比这种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对罗斯福政府的影响。在随后几个月中，硬货币的主要捍卫者——道格拉斯、艾奇逊、沃勃格都离开了政府。
刚刚提到的结论在20世纪初被增补进穆勒的学说之中，这主要是欧文·费雪做的。费雪身材单薄，英俊秀美，目光敏锐，谈吐幽默，妆容得体，风度优雅，在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可能除了索尔斯坦·凡伯伦(<i>Thorstein</i> <i>Veblen</i>)(也在耶鲁获博士学位)以外，他是最全面且最有趣的。除了在耶鲁讲授经济学之外，他还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经济度量学的创始人，指数的发明者，优生学、营养学、证券投机和禁酒令的热心倡导者。他认为禁酒令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是重要的。年轻时他发明一种指数存储卡，由他首批生产，卖给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他在由此及后来的股市交易中获取可观的利润——他获之无愧的一笔收入。据他儿子讲，由于1929年大萧条的后果，他损失800万美元~1 000万美元，这对一位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凯恩斯喜欢真理，但更喜欢称颂。1944年，他在回复费雪(fisher)的信中赞成最近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您的信使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在这些问题上，您是我最早的老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