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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令人失望，部分是由于那个繁忙之年政府的另一个行动。回想起来，那年春天，政府收集公民的黄金，其中还包括银行的黄金。结果是，较高的黄金价格，或减少了的美元含金量，没有提高银行现金储备。财政部从额外的美元黄金价格增长中获利。银行拥有的美元不比从前多，因此也不比从前拥有更多的借贷依据的储备，也不比从前那样积极发放贷款、扩大储蓄且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因此，没有明显的方法可以使黄金购买政策影响国内价格，在这一政策贯彻期间，国内价格未受到影响。1933年底，批发价格下降。出口产品价格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这时较便宜的美元使得美国产品在海外较便宜。因此，这一政策可能对维持出口产品及其美元价格确实有帮助。
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经济与金融会议，与1954年的波茨坦会议一样，是迄今为止20世纪真正奇特的国际会议之一。会议继承了胡佛政府的传统，寄希望于国际研讨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扰世界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不稳定的货币、损人利己关税、过剩商品的倾倒，此外还有萧条本身引起的可怕的阴影。66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确保改善的计划不管多么可悲，都不能忽略。当时，会议是在美国共和党人的领导下筹划的，实际上更为明确的目的在于仍依赖金本位的国家——无疑有法国、意大利，还有瑞士、比利时、荷兰、波兰——说服已脱离金本位的国家来稳定货币。这样的稳定绝非神秘，只需要货币变节者当货币降到某一兑换金币汇率时都能根据要求买到黄金，那么货币就不会进一步贬值。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放弃了金本位、其货币可以以优惠汇率来换得的国家在出售产品中就比仍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占便宜。后面的国家在换取便宜货币中丢失了黄金，迟早不得不自动放弃金本位。对于那些刚从稳定货币中挣扎出来——甚至通货膨胀逆流比美国还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闹心的情景。法国刚刚结束为稳定货币而做的特别艰苦的斗争，理当成为黄金阵营的领袖，这是可想而知的。
与此同时，出现许多对黄金购买实验的正统批评。由于一种发挥了作用的政策而受到批评是一回事，由于一种似乎未奏一点效的政策而受到批评则是另一回事。因此，罗斯福放弃了。乔治·沃伦的红极一时宣告结束，他的同事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毕竟只是一个农场管理学教授。1934年1月，根据总统所要求的立法，政府得到从提高黄金价格所获的利润，把这笔收入作为专款，根据需要来买卖货币以稳定汇率。随后，政府恢复了金本位。依照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仅仅用于国际贸易。美国人不能按自己的要求得到黄金，他们的一个附加特征就是仍被禁止拥有黄金。
在1933年的夏秋之交，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硬货币的主张者失去了势力。在为罗斯福的主张所做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比经济事务中出现的大多转折点都更为明显、更富有戏剧性， 这就是伦敦经济与金融会议。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此时坚挺货币的主张者已经隐退，他们不想使自己与黄金购买政策注定要引起的通货膨胀有什么牵连。显而易见，他们的恐惧是错位了，价格并未上升。但成为泡影的还有费雪、沃伦和凯恩斯的希望，凯恩斯的希望破灭的程度要小一些。货币公正地对待了两派，一派是害怕通货膨胀，另一派是希望有一些通货膨胀——或更确切地说，想从过去物价削减中得到补偿。所有这一切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个追求通货膨胀的国家，就像一个特别守贞操的妇女，经过朋友的多次严厉劝阻和自我觉醒之后，决定找一个情人，结果却发现这个情人既不可心又窝囊。
在3月4日之后几周内，硬货币的主张者如同他们毫不犹豫地自我称呼一样获得成功，在就职后的那一周里，根据罗斯福的要求和道格拉斯的策划，众议员通过一个庞大的经济议案，削减国家官员、公务员、国会议员的工资，减少退休金。一些自由民主党人表示反对，但被彻底推翻。参议员托马斯(Thomas)提出的一个对《农业调整法案》的修正案遇到了麻烦，这个《农业调整法案》特别主张自由铸制银币，接受外国政府用白银支付欠债，价格高达2亿美元；在一定限制下发行高达300亿美元绿钞；授予总统可以使美元含金银量减少高达一半的权力。支持这些主张的是所有古老的激情的萌发。由于政府不能确信自己能推翻托马斯修正案，就把这种权力变成许可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因而就以这种形式通过了。虽然这样避免了危险，但这是以罗斯福货币政策的权力几乎无限制性为代价的，因此就更增添了对罗斯福观点的担心。假如有如此巨大权力的他屈从了通货膨胀主义者，那么所有的一切真会全部丧失的。
依然存在一种更为正统的可能性，如前所提到的，联邦储备在1932年就已很好地克服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因此有能力进入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于是用现金取代银行库存中的证券。联邦储备在随后年度中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此前被认定和指教的是，当银行的储备超过需求时，除了在一些短暂时期或谨慎的例子中，它们就会扩大贷款且因此扩大储蓄和货币供给。新垦区小银行的历史表明，并不是以过于谨慎的态度，而是以鲁莽的态度，来进行这种扩大的。
当初通货膨胀问题的界线不仅定在新政府内，而且定在新政府外。政府中没有一位要人愿意称自己是一个通货膨胀主义者。一位美国政治家可能渴望摆脱无聊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不想成为曝光的奸夫。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多则有上述提到的那种稳定的倡导者，也就是美元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贬值，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也有完全坦诚的通货膨胀的抵御者。领袖人物有罗斯福的预算主任路易斯·W.道格拉斯(Lewis W.Douglas)，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的儿子、刚来华盛顿担任财政部顾问的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财政部顾问、随之声名赫赫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眼下还有伯纳德·巴鲁克。“论及逐渐通货膨胀的人们，”巴鲁克说，“很可能会谈到逐渐把炮弹放出去……货币不可能再度在一个充满着要毁灭其价值的威胁的环境里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