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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银行只依靠现金。由于借入者的短缺，或是反对借出的倾向性，或是想要现金这种压倒一切的愿望——无疑由于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银行积累的储备超过了需求。1932年联邦储备会员银行的储备，比储蓄的要求平均超出2.56亿美元；1933年过量储备为5.28亿美元；1934年为16亿美元；1936年又多10亿美元；1940年由于有大量的黄金用船运抵美国保存，过量的储备平均为36亿美元。
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与同时有名望的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们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恐惧坚信不移。1933年下半年，在普林斯顿人埃德温·W.凯默勒(Edwin W.Kemmerer)的领导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有40位加入全国经济学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拿货币当猴儿耍的行为。(凯默勒教授前些年率货币代表团到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智力、厄瓜多尔和其他边远地区，在那里他总是强烈要求他的东道主政府采取与金本位类似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总是无法持久，因为它们后来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这种政策。由于同黄金的这种亲昵关系，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可观的金钱。他可能陷入了一场利益的冲突之中，尽管他是无意的。)随着罗斯福的到来，恐惧和必要的警惕感加深了。罗斯福竞选中所说的一切，都再一次令人信服。但谁能肯定他是那个意思呢？显然，国会中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不是那个意思。
货币政策的破产大约经历了5年的时间。1928年和1929年，联邦储备已不能抑制过热，因为这样做就要对即将发生的崩溃负责。现在阻止萧条也无济于事，因为银行不会外借，借款人也不会借入。用当时流行的隐喻来讲，货币政策是一根弦。你可以拉，虽然拉不出什么结果，但你根本不能猛推。
罗斯福的当选，实际上加深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随着萧条的持续和恶化，在国会中又燃起旧日之火。基·彼特曼(Key Pittman)是来自内华达的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白银的忠实倡导者。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是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曾在布赖恩部队里当过兵，他是无论如何都要增加货币的代言人。“我们在流通领域必须有更多的货币，我不在乎哪一种——白银、黄铜、青铜、黄金或纸币”。如结果所表明的，他们的支持者在两院中同时增多是最后一次。随着情况的恶化，通货膨胀的支持者们甚至在著名的领域内都有同盟。弗兰克·A.范德利普(Frank A.Vanderlip)前些年担任过国家城市银行行长。以他为首的国家委员会和莱明顿·兰德公司的詹姆斯·兰德在金融界和商业界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被严重怀疑为对民主和美元可能别有用心的立足之地。查里斯·E.柯林(Charles E.Coughlin)是来自密歇根的无线电台的牧师，是教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喉舌。几位经济学家现在开始主张商业美元—— 一种将其价格不归于含金量而归于具有永恒的购买力的货币。据认为，这种永恒的购买力是实实在在的货币稳定。由于这样的稳定需要现在提高价格——目前货币的购买力绝对过大——那么，一个人可以同时支持稳定美元和提高价格。
1933年之后，可想而知，从整体上，货币政策特别是联邦储备系统开始销声匿迹。虽然教科书中还像原来那样津津乐道，但是华盛顿的联邦储备系统只是一潭死水，其两位领导里纳·埃克尔斯和洛奇林·柯里的成名并不是由于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而是由于取而代之的凯恩斯财政政策。但是，光辉的时刻出现了，1934年后，随着额外储备的增加，一些长期以来焦虑不安的官员认为，如果利用这些额外储备，就可以维持大量的贷款和储蓄。因此，又重新出现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心。1936年和1937年，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唤起了新的力量来提高会员银行的储备条件。这是减少似乎危险的过量储备的直截了当的办法。结果银行固定了利率，减少了未偿贷款。在相同的月份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联邦的预算平衡——赤字在1937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减少近乎一半，翌年又减少一半。限定性货币政策与限定性预算政策相结合，仿佛把一场急剧的新衰退推到了一场更大的萧条的怀抱。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春对会员银行储备需求的提高是错误的。”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次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最多的那段话论及恐惧在经济事物中特别有效的作用。他指的是，失去工作、农场、住宅、银行存款或贸易的恐惧引起人们非理性的谨慎的行为方式，这种非理性的谨慎使一切都变得更糟。甚至在1933年3月4日，他就可能论及通货膨胀的恐惧所引起的持续作用，这种作用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的行为有更大的麻痹作用，目前的几个月将是其主要的危险时期。通过拒绝可能增加货币供给的任何行为、可能增加开支且因此增加已暴露的赤字的任何行为、似乎威胁要做这些事且因此破坏商业信心而涉及信心综合症的任何行为，这种恐惧就其可能盛行而论，能够排除促进复兴的一切大众行为。例如，除讲坛以外，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为增加公共开支而有所作为。
1937年的行动是联邦储备在长期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这是因为那是15年中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货币政策问题此时便一清二楚了，联邦储备可以利用储备，但不可以使其借走，并引起由此而产生的储蓄创造。就因果关系如何运行的老问题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在萧条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贸易状况。货币供给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远没有贸易状况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大。答案——在这时是十分明显的，但在当时却不那么明显——在于赚钱与花钱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义务性的。钱不仅要挣，而且要花——用来直接影响贸易状况。这就是现在所奉行的政策，虽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来奉行。这就是有别于货币政策的财政政策。它牢牢地系在凯恩斯的名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