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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当时如同自那时以来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变得保守多了。议案提交到国会时，反对派已注意到威胁，就组织起来加以反对，根据美国制造商联合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经理唐纳德·布朗(Danaldson Brown)的指示，准备了一份关于立法的学术分析报告；报告认为，立法会加强政府控制，毁坏私人企业，过度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使联邦开支和经济刺激开支合法化，带来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不会起作用的，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许诺太多易成为笑柄。这份报告和类似材料在全国一起散发，对默里参议员在蒙大拿的选民予以特别的重视，在该州，报告被送到乡村的收信箱内，肯定成了一种困惑的源泉。
据认为，对美国尤为重要的两种建制安排是布雷顿森林会议(the Bretlon Woods)协议和《1946年就业法》(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第一个使国际货币调整了秩序，第二个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联合经济报导委员会(即后来的联合经济委员会)给联邦政府和国会提供了使一个凯恩斯思想发挥作用的结构。
由于这种反对势力的存在，S380号议案在委员会专门审议中受到同行的大刀阔斧的修改，随之受到因其柔弱而得到安抚的众议员的反对，被认为太自由化了，因此国会通过了此议案。大会委员会因充分就业的提法具有冒犯性而同意将其取缔。在可能涉及的关于限定、修饰和一般言辞回避等方面创下空前纪录的情况下，议案被宣布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一种观念和两种建制由于这些年的成就而获得重要的信誉。这种观念就是凯恩斯财政政策。政府根据税收来控制开支，使得经济体系中的生产水平(因而就业水平)成为一个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 一种积极政策的产品，而不是商业周期中不可预测事件带来的不确定的后果。这是唯一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人公司、经典市场都依然如故。凯恩斯体系是一种十分保守的思想，但似乎在起作用，且为所有工业国家所接受。
……利用一切实用手段……依靠工业、农业、劳工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与合作，来协调和利用其所有的计划、职能和资源，按照为培养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和一般福利而设计的方式， 旨在创造和维持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以给有能力、有意愿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促进最大就业率、最高生产量和最大购买力的提高。
如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一样，公司在贸易中，以及人们在旅行中，就清楚认识到他们的美元、英镑，法郎、马克或日元相互兑换或兑换其他货币会带来什么。浮动——即不同货币之间的一种飘忽不定的未知的运行——的概念尚未被发明。并没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一时期的早些时候，对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资本仍实行限制——简言之，就是对一时可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数目加以限制。同样，对贸易也有限制。但是，这些年中随着兑换控制被取消，以及商品流通关税和限额的减少，资本流通和贸易限制不断被放宽。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开始了朝向他们所期望的完全经济统一的运动。最有普遍说服力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就测量出了许多人在认识观念上的进步，他们能够看到，国际贸易的较大成果是与狭隘自私的保护的报偿相对立的。人类经历漫长时期之后，终于对国际贸易的看法成熟起来了，表明这些年取得的奇迹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农民和其他几种人仍是黑暗的保护主义的信徒，对其他人来说，光明时代已经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