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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些表述鲜明的目的，就不会有凯恩斯储蓄和投资预算，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毋庸置疑，也不会对由此产生的一种开支承担义务。在每期会议开始时，就把一份报告递交给国会两院的一个特别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审查经济形势，专门提出可能必要的行动计划来培养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为有能力、有意愿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最广泛的就业机会，如同按上述声明所要求的那样。看来，保守派对凯恩斯反攻的胜利相当彻底，凯恩斯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斯图尔特·蔡斯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辩论中被赋予的鲜明特征是，在将被铲除的魔鬼之列。
这在美国尤为如此，但在其他工业国家不过稍差一点儿。战时损失的修复工作进展迅速。有些国家时而发现自己进口太多，出口太少，结果发现自己补偿这一差额的支付能力在下降。在这些年，英国的问题往往是困难的，部分由于英国人远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经济学讨论，且因而更能充分宣扬他们的困难，部分由于英国经济对进出口依赖性大，如前所看到的，英国所需的管理要远比法国或美国精确得多。因此，这个时期英国的贸易平衡经常恶化。1949年和1967年不得不降低英镑价值。另外，在或多或少逐字重复上次危机时报纸标题和议会辩论的狂热讨论之后，商业投资将受到适当限制，消费增长通过更高的税收对消费者借贷实行更严厉的控制而得到适当限制，公共开支增长将减速，往往通过放弃另一个帝王庄严的象征来加以实现。这样对进口再次做适当调整以适应出口，英国将再次得到拯救。
这也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胜利。国会中的保守派部分是为了减少总统的财政权力，部分是为了用机构取代要义，在议案中加入一项条款以成立一个特别经济事务顾问团体——经济顾问委员会。这被自由派接受了。起初看来，这个委员会是如此不重要，以致杜鲁门总统过了好几个月才着手任命其三位委员。任命后，他挑选埃德温·G.诺斯(Edwin G.Nourse)为委员会主席，诺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对凯恩斯思想的献身精神可以忽略不计并非令人惊奇，因为他对此从未下过一点儿功夫。但是副主席是利昂·凯泽林(Leon Keyserling)，他为就业法的起草和通过做出了贡献。凯泽林满怀激情致力于目标的实现，他精力格外充沛，对华盛顿福音传播有着极丰富的经验。1949年11月，他当上了代理主席，翌年成为主席。写进基本法的保守条文并没有束缚住他的手脚，他坚决使新委员会致力于原来的就业目标。他与10年后成为肯尼迪领导下的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主席一起，证明宣传决不是总统和一般人的无足轻重的权力工具。虽然关于他认为自己在新组织和政策中起一种开拓作用，现在未引起真正的争议，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也未得到承认。他因为是律师而受到了严重的是非障碍的折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职业经济学家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力量。艰难在于，他们最初的权力要由一个未被此专业录取的人表达出来。凯泽林常常提到这种专业忧伤的源泉，他自己从不敷衍了事。自从凯泽林以来，所有委员会委员都是堂堂正正的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
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对1948~1967年这20年倍加颂扬，认为是工业经济史也是经济学史中最美好的时期。这20年间没有出现恐慌、危机、萧条或严重衰退的现象。只有在1954年和1958年这两年中，美国的生产没有扩大。就是在这两个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即GNP，才进入词汇；这是一种如往常所肯定的那样一向被誉为健康发展的事物。健康发展的确毋庸置疑。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准则来看，这些年失业率很低——只是在1958年和1961年两年中，失业率平均才为劳动力的6%多。从后来的准则来看，不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在50年代，工业价格具有缓缓上升的令人不快的趋势，由于工资调整考虑到了较高物价因素，而较高物价导致更大幅度的工资调整——人们所熟知的螺旋曲线。这种运动虽然令人感到不安，但与随后的不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下降的农产品价格所抵消(除对农民外)。1948年批发价格指数为8.28； 1967年为100。这一增长大体在20年中为17个点， 低于1974年夏季相同指数的年增长率。从60年代初开始并且持续数年，价格是完全稳定的。在这些年中，美国商业领袖在公开场合，完全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中了。经济学家虽然把其中一些功绩归于自己，但也未置可否。这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家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
在《1946年就业法》通过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的20年中，每年1月都发表《总统经济报告》(<i>Economic</i> <i>Report</i> <i>of</i> <i>the</i> <i>President</i>)；这是有关对近来经济形势和前景的业务水平客观的陈述。报告并非没有缺点；政府回顾其工作时很少能从中找出不足之处。从来不估计制定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会找出方向性的问题。总统身边的人直接关心的是生产和就业，他们的关心会对开支、税收、联邦储备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甚至农业政策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们的影响举足轻重。参加S380议案首次起草的人，要求国家预算明确规定收入为多少，投资或开支为多少，政府雇用有能力、有意愿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需开支为多少，并且从以后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要求是否会更多，这是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