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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德国马克又是分文不值,期间取代了年金马克,这次价格并未失控;买货要凭供应卡或供应券,而不是货币。人人都有足够的钱;供应本要受到售货者的查看。德国马克现在以10︰1的汇率为西德马克(deutschemark)所取代。钱突然变得稀少,因而又重要了。由于期待新货币而被积压的货物在一夜之间就上市了,再也不需要定量供给了。这就是德国的新奇迹。货币转换计划是由两位德国—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格哈特·科尔姆(Gerhard Colm)和雷蒙特·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制定的。基本上不懂行的旁观者是财政部长路德维格·埃哈特(Ludwig Erhard)。但埃哈特有权力,因而成了创造新奇迹的人,甚至连措辞也没有更改。可悲!埃哈特继而当上了总理,他当总理的表现清楚地说明,他也是一个偶然的人物,不过是偶然程度小点罢了。
正如方才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美国有些例外,其他所有主要的参战国都放弃了金本位。于是,现在不必担心外国人把储蓄或钞票换成黄金带出国,受到警告或贪婪驱使的公民也不会冒风险背地里干类似的勾当。因此,国内政策不再受制于唯恐黄金流失了。由于黄金不会离开,因此其损失不会减少银行储备,不会减少银行储蓄, 不会减少钞票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会抑制生产、物价和就业。换句话说,每个工业国家现在都可以制定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其倾向性或需求,不直接关心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依金本位所强行的戒律不复存在了。
据认为,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如在中欧其他地区发生的一样,把拥有储蓄账户、货币、债券或抵押品的人的财富大量转入欠债人或有形财产人的手中。尽管缺乏确定的统计数据,这样的转入看来确实有道理。这样涉及的损失、人们社会地位中利害关系的相应损失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和挫折,反过来被认为与法西斯主义或工人运动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这些是无可对证的问题,用从纸上得来的肯定来取代确凿的证据,不管多么合理也是本末倒置。但是,应该看一看简单的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货币崩溃的所有中欧国家,最终都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工人运动,或大多数情况下——例如,波兰、匈牙利、东德——经历了两者。没有经历这种货币崩溃的国家几乎都更为走运。
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在国家主义不断增长和要求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趋势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年代里提出的条件:国家主义的本能和国内经济管理都必须服从一种客观的、国际的机制,这是一种能引起许多困苦忧伤的机制。这是一种黄金支持者不承认的缺陷。他们把政府的轻蔑看成是未承袭政治家的道德风范,这就促使他们缓解了黄金所造成的紧张状况。政治家的道德风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这一点在当时没有被认识到。
毋庸置疑,德国通货膨胀使德国人对恢复感到万分恐惧。不管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起了什么作用,随之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采取的措施是起肯定作用的。我们注意到,而且还会看到,抑制通货膨胀最强大的行动当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的。1931年12月8日,由于整个德国劳动力有1/6失业,亨利克·布鲁宁(Heinrich Brüning)政府下令把大多数人的工资减少10%~15%,降回到4年前的水平;还下令把工业价格降低10%;房租、火车票、铁路运费和城市服务费也有类似的降低。早先,公务员的工资减少1/5,对计件工资、年薪和收入的征税陡然上升。失业救济金也减少了。翌年,失业率升至德国劳动力的1/5,下一年出现了希特勒。
作为一个主要目标,金本位的意向在于统一各国的经济工作和政策。它在短暂的居统治地位期间起到了这种作用,假如英国生意兴隆,物价相对稳定,那么商品就会流入以供销售,黄金就会流出以供支出。注意这种外流和英国央行所强调的效果,导致了商业银行储备减少,利率上升,由此而来的贷款缩减,价格下降,产量和就业下降。与此同时,黄金到了巴黎、柏林或纽约,就起到了一种相反的、特别令人振奋的作用,使那里的贷款扩大,商业活动扩大。这种扩大和相关的价格上涨最终导致黄金从这些国家流出,再度重返英国。这些运动在各个阶段都被资产者所预料,并使之加速,他们要移动自己的资金,从高利率和价格中牟利。这种筹划在教科书中运行得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精密,在中央银行学说的概括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匀称美,超出了实际处理这些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但是,不容否认,金本位(被公认的预算平衡的财政道德水准所加强)对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行动是一项明显的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