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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20日,帷幕降落了。如在一年前的奥地利一样,突然出现了结局。如同法国轻微的通货膨胀一样,结局出现在一种出乎意料的轻松气氛中。也许,通货膨胀结束,完全是因为它无法继续下去了。11月20日,宣告旧德国马克不再是钱了。采用一种新货币年金马克(rentenmark),要用1万亿旧马克兑换一个新的年金马克。新的年金马克被宣布是以德国所有的土地和其他有形资产的首次抵押为基础的。这种观点起源于指券,但显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1789年,在法国显然尚有刚从教会那里得来的土地,起初可以用货币换得;任何企图用年金马克来行使取消德国财产赎回权的权利的德国人,都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
由于鼓励借贷和消费,价格上涨,1920年和1921年战后的繁荣在英美突然崩溃,上涨幅度大减,但仍在继续上涨。1920年7月,法国批发价是1914年水平的5倍;到1922年7月,法国降至战前水平的3.3倍。1923年,全世界对占领鲁尔做出憎恶的反应,筹集军备采取武装行动显然是困难的,加之德国在那一年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德国人对赔偿的希望消失了。这根维持信心的支柱被推倒后,通货膨胀大幅度上涨。1924年的价格水平是1914年水平的4.9倍,1926年7月高达8.5倍。法国人自然会认为持有除法郎以外的其他通货是明智的,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时期,可以得到很稳定的货币——美元、瑞士法郎,甚至英镑。因此,在法国价格虽然上涨,但人们把法郎兑换其他货币时,其兑换值甚至下跌很多。紧接着战后的日子里,法郎仍反映了美国贷款和供给的存在,对美元的比是5.45︰1,随后法郎以不规则的速度下跌,到1922年底对美元的比率为13.84︰1;到1923年为19.02︰1。
但是,这种观念发挥了作用,形势是有利的。在以前一些月份内,按条约所做的支付已变得无足轻重,也没有再次严厉重申。最后在20年代期间,德国接受的贷款超过了所支付的赔偿,虽然胜利者应补助失败者的原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公认的国际政策。时任总理的史特莱曼(Stresemann)动用鲁尔地区大量预算,而放弃那里的消极抵抗。这些措施使预算得到平衡。与此同时,德国国家银行停止私有实业公司的钞票贴现。经过一段短暂的痛苦之后,这样的公司又在商业银行得到贷款。失业率在通货膨胀期间降低,在1923年的最后季度猛然上升,到圣诞节,有1/4的工会会员没有工作。但是恢复进展较快,在1924年,全年失业率平均仅占整个劳动力的6.4%,1925年降至3.3%。
由于德国人要赔款,法国战后政府应该贷款来着手重建工作。德国人的钱进来后,贷款就可以偿还。基于这种认识,法国人满怀信心以空前的速度进行重建工作。
1923年11月20日是德国马克失效的日子,也是德国国家银行总裁鲁道夫·哈文斯坦(Rudolph Havenstein)任期届满之时,真是绝妙的巧合。他的位置由雅尔玛·霍勒斯·沙赫特(Hjalmar Horace Schacht)接任,因此后者就成了年金马克奇迹背后的人物。作为创造奇迹的人,他的声望持续很久。流传的神话认为他是金融天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设计了德国经济复苏的蓝图表。他资助德国重新武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功地指导了纳粹的经济政策。没有几个人对因这种金融声誉而得的报偿是含糊不清的,为此他成了希特勒罪行的一个重要工具,致使他在纽伦堡码头登陆。这又与货币有着致命的联系。
在除俄国以外的主要参战国中,法国是唯一蒙受重大物质灾难的国家,一条可怕的伤痕基本上是五英里宽,有些地方往往更宽些,它穿过整个国家,从多佛海峡一直伸延到瑞士边界。其中有一片死寂的地带,处处是千疮百孔,遍地为战争废墟,许多地方偶尔有未引爆的炮弹导致人员死亡。如同在英国和德国有整整一代工人在战斗中丧生一样,在法国的死亡者主要是相应的一代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者,因为动员农民上前线及其死亡对经济危害较小。养活致伤致残的人或由别的原因而不能自立的男女,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法国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可以无须代价而着手重建。他们最深的信念在于,应该而且将会迫使德国人付款。这也并非完全由于法国人生来就易于(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相信的那样)误解经济学的范畴。50年前,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就向法国索要总数看来十分巨大的50亿法郎。法国人24个月后集资付清了。
沙赫特实际上像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是一个时机的巧合。如果在1923年之后对德国预算的要求继续下去——赔偿要求和为消极抵抗所付的代价——那么,什么也无法挽救马克或他的声望。摆脱这些牺牲,有了经历过通货膨胀的人对可信赖的货币的渴望——如果神话能维持这种信赖,就加以接受的心愿—— 一切都成为可能。21年多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在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中,审问了战后狱中的沙赫特;他被囚禁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为多数曾拥有纳粹高级指挥官权的技术专家设置的一个围地里,英国陆军用称之为“垃圾箱”的秘密代号控制着围地。沙赫特对自己在纳粹年代缺乏影响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由于未能说服希特勒,让他认识到必须平衡预算,限制银行借贷,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应遵循正统财政学的不可改变的定律。经济学家还是确信,沙赫特是一个才能有限、头脑僵化的人, 看来有理由认为他对更讲实用的纳粹经济政策未有什么影响。法官后来在纽伦堡同意这个结论,他被宣判无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中,特别是在其直接的余殃中,工业国家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来开掘这种新的自由。法国人遵循最少抵制的路线,总体来看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英国人遵循最大抵制的路线,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创伤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德国人如此处理问题或如此屈从环境,以致造成了现代最大的通货膨胀。美国把误管和非管结合起来,造成最严重的萧条。在整个货币史上,20世纪20年代的10年——后续几年仍可感觉到应有的后果——也许是最有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