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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费雪早在1933年最终提出，要把借得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工资单：他敦促罗斯福让政府借贷，再把这笔款项无息贷给个体雇佣者，将每个雇工的工资每天增加2美元，时间为100天。这也将确保消费。通行的其他计划还有给人们支付服务费用、补助金，或付给他们钱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这就进一步确保了货币在一定时期内不消费掉就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消费也是强制性实施的。
也是早在罗斯福就职很久以前，赫斯特(Hearst)撰文大张旗鼓地宣传主张支出50亿美元政府贷款用于公共工程，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目。随着新政的到来，成立了公共工程和大众就业部门——公共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公共事业复兴署——虽然比赫斯特呼吁要求的规模小。这些项目并非当作根据货币政策而继续向前迈出的一步——通过挣钱随后花掉来提高需求的一种办法——而是解决失业的一个必要手段。然而，这是一种寻求理性——即凯恩斯所提出的理性化——的政策。
到30年代中期，也存在着一种对凯恩斯体系的高级演示。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经济政策，涉及为公共开支而大规模借贷，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铁路、运河和高速公路。这比在任何其他工业国都更为有效地减少了失业率。到1935年，德国失业率是极小的。“希特勒在凯恩斯对失业的原因做完解释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1936年，随着物价和工资面临着上涨的压力，希特勒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将扩大就业政策与对物价的全面控制结合起来。
在这些年中，洛奇林·柯里(Lauchin Currie)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师，1934年出版了《美国货币供给与控制》一书。在重大方面，柯里先于凯恩斯；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学术策略，因为该书引起了对柯里作为经济学家的可靠性的怀疑。
应该注意：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对有如破竹之势所做出的一种特别反应。失业状况令人绝望，于是就借钱让人干活。当工资和物价上涨威胁着稳定时，就强制实施一种物价上限。虽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就对这种政策有过许多争论，但这种政策是否很有影响，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并不是一群书呆子。在德国大萧条期间消除了失业，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且最初主要是靠平民的活动，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却很少受到称赞，也未引起众多的评论。希特勒决不会干好事的概念扩展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如此观念看来更为合理地扩展到了他的任何其他方面。
20世纪20年代创造奇迹的人之一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也出现在凯恩斯之前，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人一样，卡钦斯是当时创立的大投资信托公司中其中三家的设计师，这三家分别为蓝岭公司、谢南多厄公司和戈尔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这些成就除了其创始者极受尊敬外，与较近期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创建的公司的成就没有其他不同。卡钦斯从事创建时，预先考虑了商业萧条的原因，在随后的商业萧条中他将损失惨重。他与从前担任过里德学院院长的威廉·J.福斯特(William J.Foster)合作，写了两部非常有影响的书，特别是其中的一本《通向富裕之路》(<i>The</i> <i>Road</i> <i>to</i> <i>Plenty</i>)，在大萧条真正到来时拥有大量的读者。该书的观点与J.B.萨伊的相反，认为过度节余——购买力短缺——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解决的办法在于政府借贷和消费——凯恩斯的解决办法。30年代初期在哈佛，在货币和银行业问题上最清醒的教师是约翰·H·威廉，他是一个保守分子，但决不是老顽固。几乎令每个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告诉他的学生说，福斯特与卡钦斯关于过度节余的论题及解决办法是不会被自行忘记的。其他经济学家缺乏宽容，而非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有较多的同情心。罗斯福在去华盛顿就任总统之前读过该书，并在书上写道：“太好了，好得不真实——你不能从虚无中得到一些什么。”
因此，《通论》的作用就是使正在流行的观念合法化了。过去是狂人疯子的越轨行为，现在成了堂而皇之的学术论题。提出可能存在过度节余的观点，现在不再使一个人得不到学位或必然不能晋升。解决过度节余的适当办法在于通过借贷来维持的公共开支，这也就成为一项得体的研究课题，尽管还是不断引起严厉的反驳。现在的大气候有利于大众的行为。
在凯恩斯时代之前，梅杰·C.H.道格拉斯(Major C.H.Douglas)也在一些年中一直赢得粗俗的皈依者去接受社会信用观念。社会信用的操作特征就是社会红利，可当作现金来支付给一般公民——是对马里兰殖民时期的开拓思想的恢复。社会红利肯定是被消费掉的，它一点也不涉及货币政策的消极方面，因此，道格拉斯出现在凯恩斯之前——如凯恩斯自己所观察到的。
凯恩斯的思想通过大学传入公共政策领域。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就不是街头或店铺的革命，而是学术厅的革命。凯恩斯思想主要为较年轻的学者所接受。经济学家在思想上尤为经济； 大多数用毕业时的思想来谋取一生。因此，变化并非来自思想变化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来自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伟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复研读过他的书，认为是错的。他们当中，除几个人例外，都是直到退休也许还在以后仍有这种信念。
在《通论》发表之前的一些年中，在瑞典一些富于革新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同样的观念。应该具体属于他们的观念就是，国民政府的预算应以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逐渐积累起来的税收为基础，不应该因为萧条期间开支下降而减少。这基本上就是近代所谓的充分就业预算。
英国主要的凯恩斯研讨中心，也许可想而知是剑桥大学；这里，凯恩斯的两位年轻的同事R.F.卡恩(R.F.Kahn)和琼·鲁宾逊深感荣耀地检验和解释他的思想。就是通过哈佛，凯恩斯的思想才传到了美国。在《通论》出现后的几个月中，讨论持续不断，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参加《通论》研讨会，正式的或更多为很不正式的研讨会，几乎每个晚上都有。曾负笈英国剑桥且认识凯恩斯的学子，在麻省和剑桥成了小先知——解释凯恩斯的受尊敬的最高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