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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以后的年月里,减少税收、增加赤字因而就是用借得的资金来扩大借贷和开支,这一观念会被接受。在30年代,由于预算不平衡,为增加赤字来减少税收,看来对信仰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是一项矫枉过正的措施。柯里,也许还有其他几位,认识到了未强调税收是凯恩斯政策的一种缺陷。但总而言之,凯恩斯政策被认为与增加公共开支是同一回事。
有关适当的政策的结论,就是凯恩斯在找到理论依据很久以前所得出的一个结论。20世纪20年代末,他劝服了试图东山再起的劳埃德·乔治来支持一个巨大的借贷项目,用之于公共建筑,以解决就业问题。靠借贷所赚的钱用于公共建筑以确保其支出和对生产的作用。1933年底,随着美国黄金购买计划将把支持者的希望和反对者的恐惧都驱除殆尽,他强烈呼吁罗斯福实行同样的路线。“我极力强调通过由贷款支撑的政府开支来提高国家购买力。”新政的推行者不应该满足于有被借出消费的资金,这种资金必须被借出消费掉,必须紧紧抓住希望或机会不放。
这也产生一种不利的政治影响。消费当时并不是为了像国防这样有社会声誉的目的。确切地说,消费总是使节俭的特点与为普通公民或穷人的支出相联系。凯恩斯的政策也享有这种声誉。后来当扩大生产的凯恩斯政策更加强调对税收的利用时,态度就有极大的转变。在减税的受益者当中是富裕者。经济刺激通过富裕者的开销增加来发挥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健全和明智的特征,而一无是处的穷人的开支则缺乏这种特征。从利用开销到利用减税的转变与凯恩斯经济刺激受到尊重有密切的关系。
这部论著的问世和凯恩斯威望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在于,他本能地认识到了在现代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势力,这种势力正在挫败思想正统的人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不受外界干扰,经济体系将与其全部或几乎全部自愿的雇工相平衡,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正统观念。假如凯恩斯的直觉是对的,那么,货币激进分子所抱的希望也将破灭。美元含金量的改变或银行储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借贷者、更多的储蓄、更多的货币以及使就业充分恢复的经济高潮。贸易水平可能对货币供给是无所谓的。银行里可能有可借的贷款;如果经济的自然倾向就是减少生产力和失业,那么从借贷中所获的利润可能会如此之低,以致谁都不想借了。由此得出,如同黄金购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失败在30年代中期开始所表明的,那种货币政策将不会奏效,它基本上是被动的或放任自流的。此时所需的一种政策就是使可利用的货币供给得到增加,并确保使其得到使用。随之贸易状况就一定会改善。
因此,就30年代而论,凯恩斯的实际作用并不是非常大。1932年、1933年和1934年,联邦政府的税收还不到开支的一半——自那时以来比任何一个和平年度都更具有大的相对不平衡。在193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中,税收为19亿美元,开支为47亿美元。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从对经济的关系来看,这些数目决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34年,税收相对来说大于支出。到1938年6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在68亿美元开支中仅有1.2亿美元赤字。赤字由于1937~1938年度经济衰退而再次上升,其中部分上升是蓄意的。随之赤字首次至少受到了决策人根据凯恩斯政策所做的在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辩护。但数目仍很小。例如,在1939年,财政年度赤字仅为39亿美元, 与翌年相同,仅比1934年的36亿美元赤字稍大一点儿。显然凯恩斯政策并未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财政政策……是30年代一种未成功的恢复手段——并不是因为它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它未得到尝试。”
实际上,他的主要声望尚有待建立,他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1935年元旦,他在给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的信中说:“要了解我的思想状况,您就得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部经济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将使世界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大体上革命化——我想,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今后的10年历程。”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大萧条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冲跑了。这从一种悲观的意义上来讲,是凯恩斯政策的胜利。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就业和产量,而是通货膨胀。对于这个1/4世纪后再度被回忆起的问题,凯恩斯体系并未做出回答。
193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52岁,很可能正处于一项相当杰出的事业的巅峰时期。他的关于《凡塞尔和约》(<i>The</i> <i>Versailles</i> <i>Treaty</i>)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也鼓励了德国人抵制有助于这一证明的赔偿。他关于丘吉尔和恢复金本位的看法可以确信是对的。1930年,他发表了他珍爱的杰作《货币论》两卷本。他身材颀长,棱角分明,目空一切,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在伦敦的学者圈内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