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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两位总统这样证实的信念在5年后依然是强大的——反对一个远方的英国名人的思想仍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罗斯福的观点中显然也有最终所谓的合成推理的谬论。这也对凯恩斯思想构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并且至今尚有影响力。
这就是被凯恩斯消灭的学说，也许更确切地说，是神学。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论证；也许最容易的就是通过利率来看。他认为，利率并不是人们得到支付而节余的费用。确切地说，利率是人们为维持他们的工厂资产、机器或类似的不动产形式投资而得到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是为克服他们的流动性偏好而支付的东西。因此，利率降低可能不会抑制节余，刺激投资，确保所有节余都派上用场。它可能使投资者收回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因此，利率不再符合萨伊定律，以确保花掉节余。如果萨伊定律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生活准则，那么就无法从思想上排除购买力缺乏的观念。它可能尤其是减少工资的结果。
一种看上去合理得可爱的思维模式——合成推理谬论——把家庭经济学延伸到政府经济学。一个家庭不能无限期地入不敷出，一个政府也是一样。靠借钱度日的父母把债务而不是一种才能留给了后代。借债的政府也是一样。两者都缺乏道德。
我们看到，使萨伊得到辅助说明的是维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况下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存在着失业，谋职的竞争就会降低工资水准。价格较少直接受到失业的影响。因此，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就变得更有吸引力——实际工资将下降——在从前就业中未给雇主带来利益的工人现在也被雇用。工资下降不会影响购买力；根据萨伊定律，购买力总是充足的。就业将继续扩大，直到接近充分就业时，使得工资成本提高、抑制就业为止。因此，经济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找到平衡。正统的经济学家也据此提出一个决定性的方法来结束失业。在萧条中决不能干涉工资的减少。要抑制一切具有诱惑力的呼声，包括赫伯特·胡佛的呼声，据回忆，他坚决反对减少工资。在任何问题上，同情心都没有如此愚蠢，因为维持工资水平只能使失业的悲痛和失业者的悲痛永久化。
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比较，细心推敲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任何像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这样巨大、纷繁、复杂、难解的事物，应该与一个挣工资的家庭受到同样条条框框的限制，这至少是一个尚待证明的问题。如常言道，这属无稽之谈。此外，不应注意到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偿付能力取决于其国民经济生产。如果借贷和开销会提高生产，像凯恩斯思想认为的那样，这种借贷和开销就会提高偿付能力。借贷和开销极少会为一个家庭创造财富。凯恩斯主义者长期抱怨说，他们的反对派不理解他们在试图做什么。凯恩斯主义者也同样不理解，使其反对派受到限制的传统的奥妙，或使其反对派受到控制的力量。
到了凯恩斯的时候，萨伊定律已在经济学中统治了100多年。这个定律绝非是偶然的事物。对萨伊的承认显然是区分可尊敬的经济学家与狂想家的试金石。直到30年代末期，在美国重点大学，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要真把购买力短缺看作萧条的一个原因，那就无法通过答辩。他是一个只看事物表面的人，不值得学者与之与伍。萨伊定律是经济观念——包括错误观念——具有稳定性的最著名的例子。
在这些年中，凯恩斯政策也受到当时税收作用小这一事实的局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是个小政府；1930年总开支为14亿美元；1940年不到100亿美元。1930年联邦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940年占6%；比较起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则在10%~12%。
经济在充分就业中找到平衡的信念部分取决于长期以来所谓的萨伊定律，部分取决于失业时对工资、价格和利率的调整的运行，萨伊就是J.B.萨伊(J.B.Say)，亚当·斯密的法国的等价者和解释者。萨伊定律并非复杂得叫人不知所云，它认为，由于每次销售商品都有收益，因而就可以以计件工资、利息、租金或利润的形式支付给某地的某人(或从受损失的人那里得到)购买那件商品的资金，购买一件商品是这样，购买所有商品也是如此。这样，在经济中购买力就不会不足。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运动随之就证实了J.B.萨伊的正确，确保了经济的基本趋势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运行。人们和公司从收入中得到节余，这笔节余显然是必须要消费的。当把节余变成投资用于建设住房、工厂和资本设备时，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人们节余的比投入的多，那么储蓄过剩就会降低利率。因此，投资得到刺激，(至少在理论上)节余受到抑制。过多的节余会被排除掉，萨伊定律将得到成立。由于储蓄过多而带来的购买力突然下降，也会使物价下降。这会鼓励购买，并通过减少产生节余的收入也会减少节余。这又一次证明了萨伊的正确性。
联邦开支少，有关的税收也少。在后来的年度里，凯恩斯政策终于严重依赖两种税务改革。一是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具有偶然的自我调解的趋势。当产量和就业率下降时，利润和收入也下降，其中包括须交纳超额累进所得税后的收入。收入减少，上交的税也减少，而且减少的幅度更大些。当产量、就业率、利润和收入增加时，情况刚好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税收小，这种作用不明显。
凯恩斯对肖伯纳提到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书做了理论论证，该书于1936年2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月后在美国出版。凯恩斯由于他的写作和思想的清晰度在他的同事中长期被猜疑，两者往往密不可分。在《通论》中，他挽回了自己的学术声望。这部著作晦涩难懂，档次不高，不乏幼稚。所有经济学家都说读过，但只有几位读过，余者都为自己决不会读而内疚。该书的部分影响来自于其和者寥寥。这就需要其他学者来做解释，以简明的形式复述其中的观点。最初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在英国的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以及在哈佛的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塞缪尔·哈利斯(Seymour Harris)——后来成了该书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