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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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独裁政权已经捣毁了圣马可大学，许多教授流亡国外。在我入学的前一年（1952年），一次大搜捕把几十名学生投进了监狱或流放异国。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了教室，因为独裁政权派了许多警察假扮学生注册学习，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阿普拉党和共产党（当时双方还很对立）只能在地下活动。

当时（20世纪40年代末）的利马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安全，静谧，但注重表面。人们住在互不往来的居民区里：富人、有钱人住在奥兰迪亚区和圣伊西德罗区；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住在观花埠；收入较低的中产阶级住在玛格达雷娜区、圣米格尔区和巴兰科区；穷人则住在维多利亚区、林塞区、桥下区和波尔维尼尔区。我们这些特权阶层的孩子从来见不到穷苦的孩子，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未发觉。穷孩子们住在别处，住在自己的区里，住在远郊那些犯罪层出不穷的危险地方。我们圈子里的孩子如果不离开利马，可能一生都认为自己是住在一个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一个只有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国家，根本不知道还有几百万（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讲克楚亚语，过着完全两样的生活。

考进圣马可不久后，我就开始参加卡魏德的活动。起这个名字是为了恢复被独裁政权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人参加它的活动，对独裁政权并不构成一种威胁。我们分成小小的支部进行秘密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印刷反政府的传单，同阿普拉党进行斗争，商量如何让圣马可支持工人的斗争。我们的一大功绩是促成了圣马可举行声援电车工人的罢课。当时是斯大林时期，在文学领域中，党的官方美学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想这就是首先使我对卡魏德失望的东西。尽管我有所保留地（这也是由于我所相信的萨特对我的“反影响”）不得已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我永远不能接受那种扼杀了幻想、把文学创作变成一系列宣传手法的理论。我们的争论没完没了，在一次争论中，我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一部乏味的小说，却对腐朽的安德烈·纪德的《人间食物》加以辩护。我的一个同志说：“你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

我是在童年刚刚结束的时候到达利马的，从一开始我就厌恶这座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我是相当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十年后重归于好。同父亲住在一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们分开，就得服从一个我并不熟悉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强加给我的规矩。我对利马最初的回忆，总是同不愉快的经历联系着。我们当时住在玛格达雷娜区，那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每当我考了好分数，就到住在观花埠的叔伯们的家里去度周末，这是对我的奖赏。观花埠位于海边，也更为繁华，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们一起做少年时代的游戏，这就是所谓“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于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它就位于街角处。我们一起踢足球，偷着吸烟，学跳曼波舞，还向女孩求爱。同我们后面几代的人相比，我们可以说老实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马青年第一次领圣餐后就立即做爱，尚在变声期间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毒品的存在。我们干的调皮事只不过是偷偷地去看被禁的影片（即被教会检查制度列为“不适合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会之前在街角的店铺里喝上一杯“上尉”（即开胃酒与皮斯科酒的混合液，被认为是有毒的），因为家庭聚会上从来不供应烈性酒。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男孩曾经进行过一次很严肃的讨论，讨论在星期天下午场的电影院里如何正正经经地吻自己的恋人。被吉亚柯莫·卡萨诺瓦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意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头接吻），作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确实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我当时贪婪地、以不断增强着的敬佩之情阅读着一系列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乔伊斯、海明威、普鲁斯特、玛尔劳、塞利纳、博尔赫斯，特别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在大学期间，我记得最牢的也许并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从小说中学到的，从讲述约克纳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学到的。我还记得我那时手执纸笔阅读《八月之光》《野蛮的棕榈》《我弥留之际》《喧嚣与骚动》时那种心醉神迷的样子。在阅读中，我学到了一个故事可能拥有无数复杂的风格和不同的音韵以及结构和概念上的丰富多彩。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个故事，就要求作者有着魔术师般的技巧。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榜样如萨特渐渐地褪了色，我现在不可能再去重读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纳对我来说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当我重读他的作品，我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小说写作技巧大全”，足以媲美伟大的古典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拉美人喜欢阅读欧美人的作品，几乎不问津自己人的作品。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自己的作家。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发现了拉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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