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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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乌拉这个美好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奇闻轶事，足以点燃人们的想象力。曼加切利亚区都是些泥巴茅草盖的房子，玉米酒的质量最好；加依纳塞拉区则位于河流和屠场区之间。两个居民区互相仇恨，甚至有时双方进行“野战”。还有“绿房子”，那是该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来的，每晚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人影憧憧。萨雷斯教派的神父对“绿房子”的存在大发雷霆，我却感到惊异，受到吸引。我连续几个小时地谈论它，偷看它，对里面发生的事进行想象。“绿房子”是不结实的木质结构，曼加切利亚区的一支乐队在里面演奏，皮乌拉人前去吃饭、听音乐、谈生意，还有做爱。一对对的男女就在露天里、星光下、沙地上做爱。这是我童年时代最富有诱惑力的回忆，《绿房子》就是从这个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在皮乌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和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联结起来。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领们》中的九个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对皮乌拉的回忆的驱使而写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后，有些评论家认为，书中存在“欺弱凌小”这一具有拉美特点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我只是企图把这一点在我最初的几个故事中再现出来。

在那几年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那就是我认识了独裁政权中负责保安工作的头头。除了奥德里亚本人以外，他是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当时是圣马可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当时许多圣马可的学生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了解到，这些学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无垫子也无毯子，于是我们进行了募捐，买了毯子。但是当我们想送进去的时候，监狱（当时的监狱就是现在舍拉顿饭店的所在地，据说当年在牢房里受到刑讯的冤魂仍在游荡）里的人对我们说，只有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堂阿历杭德罗·埃斯帕萨·萨尼亚图才有权同意把毯子交给犯人。于是联合会做了个决议，派五名代表去会见此人。我就是五人代表之一。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我在皮乌拉生活的那些岁月中的形象。皮乌拉人是外向型的，很外向，爱开玩笑，也很热情。那时，皮乌拉人喝的是质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当地的丹德罗舞。乔洛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其他地区来也不那么紧张。皮乌拉人不拘礼节、喜好热闹的性格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恋人们在姑娘的阳台下奉献小夜曲，遭到阻挠的就把姑娘抢走，把她劫持到某个庄园住上一两天。等双方家庭和解之后，就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里举行宗教婚礼。抢亲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庆贺的，就像庆贺河水来临一样，因为皮乌拉的河水一年只来那么几个月，给种棉花的庄园带来了生命。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位于意大利广场的内政部里近距离看到这个可怕人物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个矮小的人，五十多岁，面似羊皮，令人生厌。他仿佛从水中看着我们，我们的话他根本没听，任凭我们讲。当我们声音颤抖着讲完之后，他仍然死盯着我们看，一言不发，好像在嘲笑我们那副困惑的样子。随后，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期小报《卡魏德》，那是我们秘密印刷的油印小报。当然，我们在报纸上对他进行了攻击。他说：“哪篇文章是你们中的哪个人写的，你们在何处集会油印小报，你们的支部进行何种密谋，我都了如指掌。”实际上确是如此，他似乎无所不在。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给人一种可怜虫、碌碌无为的庸人印象。在那次会见中见到他，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写《酒吧长谈》这部小说的想法。十五年后，这部小说才写成。我想在小说中描写奥德里亚八年统治下的独裁政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学习、工作、爱情、梦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响。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条贯穿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总线，这就是一个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同一个依靠独裁政权而发迹者的儿子（后来又当了记者）偶然相遇，以及二人之间进行的贯穿整部小说的谈话。小说出版后，那位已经退出政治舞台、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前内政部办公厅主任评论说：“如果巴尔加斯·略萨早点儿来找我，我还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更为有趣的素材。”

当然，我刚从玻利维亚返国时根本没有想过上述的一切。我家的习惯是按《圣经》办事，每次搬家都是全体一道搬，叔伯、姑婶、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支柱即祖父母的后面一道搬。就这样，我们到了皮乌拉，这是一座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这是我在秘鲁的第一次经历。在萨雷斯教派中学里，我的同学们嘲笑我，因为我的口音是山区人口音，发r和s两个音时，口中嘘嘘作响，也因为我相信婴儿是白鹳从巴黎衔来的。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种事不会在空中发生。

正如莱昂修·普拉多军事学校使我认识了我的国家那样，新闻工作帮助我打开了我的国家许多方面的大门。这一职业促使我深入探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地方和各种活动。早在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从事新闻工作了，那是在中学四年级的假期里，我先是作为地方版后来又作为侦破版的编辑在《纪事报》工作。夜间跑警察局，打听发生了什么样的犯罪、偷盗、抢劫和交通事故，调查类似“夜蝴蝶”那样引人注目的案件。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譬如，在波尔维尼尔区，一名妓女被刺身亡，这案子促使我来往于利马各个妓院、下等舞厅、龟奴和同性恋者常去的酒吧。那时，报人同流氓（起码也是名声最糟的流浪汉）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一天的工作下来，照例跟同事们钻进某个咖啡馆（这种咖啡馆很赚钱，一般说来都由华人招待，地上铺满锯末以掩盖醉汉们的呕吐物），然后再到妓院去。妓院为了遮掩丑闻，给侦破版的记者优惠待遇。

继印加帝国之后，压榨秘鲁人民的另一台压缩机是西班牙的统治，征服者把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带到了秘鲁，通行至今。对殖民统治不加区别地备加颂扬与对印加帝国加以理想化，都是荒谬的。殖民统治把秘鲁变成了包括若干共和国在内的总督府所在地，把利马变成了拥有豪华宫廷、重要学术活动和典礼活动的首都，但也意味着宗教愚昧主义，即宗教裁判和检查制度。这一制度甚至禁止阅读某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即小说，且对无神论者和异教徒进行迫害。所谓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罢了。殖民统治同时也意味着剥削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这一阶层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鲁变成了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国家。独立仅仅是政治上的现象，而这个少数人享有现代化生活的特权、多数人愚昧贫困的社会毫无改变。印加帝国、殖民统治和共和国这三个时期的历史使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统治下的历届政权根本无力把秘鲁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缩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一创伤是不可能用任何纪念性的建筑物、显赫的战功和辉煌的宫廷加以补偿的。

在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在一家电台（即泛美电台）里工作过，负责写新闻稿。在电台里，我有机会了解到广播剧的制作，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多愁善感又恐怖瘆人。巧妙的偶然加上无限的装模作样，简直就是19世纪“报屁股文学”的现代翻版，却拥有众多的听众。据说，一个行人走在利马的任何一条大街上都能听到费利克斯·B.凯赫特《生的权利》的章节，收听这部广播剧的不止一户人家。这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为我的另一部小说提供了题材，那就是《胡利娅姨妈和作家》。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写广播剧制作和情节剧写作的小说，但实质上是对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是写作这些疑问的描述。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却从来未弄明白。从小时候起，我就想把我经历的种种事情写成故事。我一直摆脱不掉这一诱惑，甚至有时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或是别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为了编故事而找的借口。不断地把现实移植为故事，其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企图把某段偏爱的经历从飞逝的时间之口中拯救出来吗？是想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实变得轻松一些吗？也许仅仅是一种游戏，是文字与幻想的杂乱堆砌？我越写下去，这个问题就越难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