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她已经走到伊斯帕尼奥拉饭店门前。她在冒汗，心跳也加快了许多。乔治·华盛顿大道上，汽车、卡车和货车组成的双向车流不停流动；她觉得每辆车都打开了收音机，嘈杂声几乎震破了她的耳膜。时不时地有男人探出头来，刹那间，她会看到贪婪的目光在吞食着她的乳房、大腿和臀部。她在等待着空当，准备过马路，心里又一次如同昨天和前天一样在想：“这就是多米尼加的土地。”在纽约，已经没有人这样厚着脸皮看女人了。没有人这样仔细打量一个女人，估计一下每个乳房有多少肉，大腿的肌肉是否结实，阴毛是不是浓密，臀沟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她闭上眼睛，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在纽约，就是拉丁美洲人，无论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人还是多米尼加人，都不会这样看人的。在美国，人们已经学会克制自己，已经懂得不应该像公狗看着母狗、公马盯着母马、公猪瞅着母猪那样望着女人。
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大街，卡尔万拐角的这座小住宅不会在门厅处接待客人了，从前那里放着圣母像，挂着一块铜牌，上面炫耀地写着：“在这个家，特鲁希略是元首。”你是不是还保存着这块铜牌，证明你对元首的忠诚？说不定你把铜牌扔进了大海，如同那成千上万的多米尼加人一样。他们购买并悬挂这种铜牌，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为的是不让别人怀疑自己对元首的无限忠诚；但是，神话粉碎以后，人人都想抹掉这些痕迹，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地意识到这块铜牌象征着自己的怯懦。爸爸，你大概也把它扔掉了？
趁着红灯拦住车辆的间歇，她小跑着穿过了马路。她没有调头回哈拉瓜大饭店，而是两脚不由自主地绕过伊斯帕尼奥拉饭店，从独立大道往回走；如果记忆没背叛她的话，从这里向前是两侧种满了繁茂的大树的林荫大道，树冠在大道上空拥抱，给大道留下阴凉，路尽头分出许多小路，散布在整座殖民城市。多少回你拉着爸爸的手走在这条散发着桂花香的林荫大道上啊！父女俩经常从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大街走来，到这条大道以后，向独立公园前进。右手旁，伯爵大街开始的地方，有家冷饮店，父女俩吃上一个可可、芒果或者番石榴味道的冰淇淋。拉着这位先生——阿古斯丁·卡布拉尔参议员、卡布拉尔部长——的手，你是多么的自豪啊！人人都认识卡布拉尔先生。个个都走上前来，脱帽，握手，致意；警察和军人看到卡布拉尔走过会立刻停步，立正，敬礼。爸爸，后来你变成穷鬼的时候，会多么怀念当达官贵人的年代啊！他们在“公众论坛”上拼命地咒骂你，可是并没有像对待安塞尔莫·巴乌利诺那样把你送进监狱去。你最害怕的就是入狱，对吗？你最担心元首忽然哪一天下令说：把卡布拉尔扔进监狱！爸爸，算你走运。
她想：“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大街，卡尔万拐角。”去不去？还是回纽约？不看老家一眼！你会进去的；你会向护士打听那个残废人的情况；你会上楼去卧室和花坛看看，把他从午睡中吵醒。那个花坛曾经因为凤凰木开花而变得一片嫣红。“爸爸，你好！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你认不出我了？我是乌拉尼娅。你肯定会认出我的。离开你的时候，我十四岁，如今我已经四十九岁了。爸爸，我也有一把年纪了。我去美国那一天，你不是也有这个岁数吗？对，四十八或者四十九岁。那是个完全成熟的中年人了。如今，你很快就满八十四岁了。爸爸，你已经老了！”如果你肯反思的话，这么多年来会有许多时间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个总结的。你本可以想想你那不幸的女儿，她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居然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没有给你寄过一张照片、一张生日贺卡、圣诞或者新年贺卡；甚至在你突发脑溢血以后，姑姑、姑父、表兄、表妹都以为你活不成的时候，她也没有来看你，不打听你的健康状况。爸爸，这是个多么可恶的女儿啊！
她已经走了四十分钟，要回到饭店，还得走上好长一段路。如果她肯掏钱，那可以进入任何一家咖啡馆吃早餐，休息片刻。不停地出汗让她不停地擦汗。乌拉尼娅，年纪不饶人啊！四十九岁不算年轻啦！不管你保养得比别人好多少！按照周围盯在你脸上和身上那暗示、贪婪、无耻、傲慢的男性目光来说，你已经是个弃置不用的旧家具了，他们习惯用眼睛和脑袋脱光大街上所有女人的衣裳。“乌丽，四十九岁你能保养得这么好，真是奇迹！”生日那天，她纽约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和朋友迪克·里特内这么说。办公室里还没有哪位男士能有这份勇气，除非像迪克那天晚上肚里多灌了两三杯威士忌。可怜的迪克。乌拉尼娅用恶狠狠、冷冰冰的目光慢慢地盯着迪克的时候，后者满脸通红，手足无措。这是三十五年以来她对付男人，有时是对付女人讨好、黄色笑话、幽默、暗示或者蠢话的办法之一。
乌拉尼娅微微一笑。一对身穿短裤迎面而来的男女以为她的微笑是送给他俩的，连忙说道：“早上好！”可惜她不是对他俩微笑，而是想起了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每天黄昏快步走在这个防波堤上的模样：在这群衣着华丽的仆役中间，他全神贯注的不是温暖的和风，不是大海的涛声，不是海鸥的飞舞，也不是加勒比海上空闪闪发光的星星，而是元首的手势、眼神和动作，因为他很有可能给优先叫上前去说话。她这时已经来到了农业银行前面。如果再往前走，就是兰菲斯别墅了，那里现在依然是外交部的地盘，伊斯帕尼奥拉饭店也还在。她转过身来。
她停下来喘口气，觉得心脏有些失控，胸脯剧烈地上下起伏。她位于独立大道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的拐角处，站在一大群男男女女中间等待着横穿马路。她的鼻子闻到了各种各样的气味，如同那没完没了敲打着耳鼓的嘈杂声一样：公共汽车马达燃烧的汽油味、排气管排出的烟味飘散在人堆里；脂肪和油炸食品的气味——这是附近一个摊点上传来的，两个煎锅吱吱作响，摊点上卖炸糕和饮料；还有那强烈的说不清楚的热带气味；还有树脂和烂草的气味；还有汗臭味；空气中充满了在太阳保护之下抵挡腐烂的动物、植物和人体的香味。这是一种热乎乎的气味，它拨动了乌拉尼娅的某根心弦，把她带回到童年时代，带回那屋顶和阳台上都爬满三色堇的年代，带回到这条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上来。那天是母亲节啊！当然啦！那是骄阳似火、大雨如注的炎热五月。那一天，从圣多明各学校挑选出来的女孩们来给胡里娅妈妈献花，因为她是元首的母亲，是每位母亲的楷模和象征。姑娘们是乘校车来的，身穿洁白的校服，由校长玛丽嬷嬷陪同。你由于好奇、自豪、敬爱和尊敬而万分激动。你代表学校去胡里娅妈妈家里献花。你还要朗诵《母亲、导师和伟大的女性》。这首诗歌是你写的，你还学会了朗诵；你站在镜子面前、在同学面前、在卢辛达和玛诺拉表姐妹面前、在爸爸面前、在嬷嬷们面前朗诵了几十遍；你还反复默记，以确保一个词也不漏掉。终于到了那光荣的时刻，在胡里娅妈妈布满玫瑰的宽大住宅里，乌拉尼娅面对周围的军人、贵妇和副官，望着站满花园和走廊的各界代表，突然慌乱起来。激动和热情紧紧地攫住了她的心头，她在向前迈出一步的时候，看到那慈祥地微笑着的老夫人手里拿着校长刚刚献给她的鲜花就坐在一米之外的摇椅上，这时她感到喉咙一紧，心里一片空白。于是，你放声哭了起来。你听到一阵阵笑声，听到胡里娅妈妈身边的女士们先生们在鼓励你。第一母亲满面笑容地让你走近一些。于是，乌拉尼娅平静下来，擦干眼泪，抬头挺胸，坚定但是飞快地朗诵起《母亲、导师和伟大的女性》，虽然缺乏抑扬顿挫，但是非常流畅。人们为她热烈鼓掌。胡里娅妈妈亲切地摸摸她的头发，用那布满纵横交错的千条皱纹的干瘪嘴唇亲吻乌拉尼娅的面颊。
她快步向前走去，一面辨认着路旁的标记：圭比亚赌场，现在是一家俱乐部了；浴场如今成了污水池。她马上要到达防波堤和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的拐角处了，这是元首当年黄昏时分散步的路线。自从医生们告诉元首散步对他的心脏有好处，他就从拉德哈麦斯别墅开始向马克西莫·戈麦斯走去，在“伟大母亲”胡里娅夫人的家里稍停片刻（乌拉尼娅有一次到那里去演讲，险些张不开口），然后来到这个命名为“乔治·华盛顿”的防波堤上，转过街角之后，向着仿造自华盛顿市的那个方尖纪念碑走去，一路大步流星，周围簇拥着政府各部部长、高级顾问、各位将军、高级助理、宫廷侍从，人人敬畏地与元首保持一定的距离，个个全神贯注，提心吊胆，期待着元首允许自己靠近的眼神和手势，以便聆听教诲或者交谈片刻，哪怕得到一句指责。一切都可以发生，就是不能被丢进远处被遗忘者的地狱里。“爸爸，你在这群人里散过多少次步？有多少次你荣幸地与元首说过话？你有多少次伤心地回家，因为元首没有和你打招呼，你担心已经被排除在宠臣的圈子之外，担心落入失宠的地狱？你终日忧心忡忡，害怕安塞尔莫·巴乌利诺的故事会在你身上重演。可是，果然重演了啊，爸爸。”
终于换成绿灯了。乌拉尼娅继续前行，为她挡住阳光的是马克西莫·戈麦斯大道两侧的绿荫。她走了一个小时了。在月桂树下走走是十分惬意的，因为可以看看这些红花金蕊的大树。想着这是上帝的圣油或者鲜血，她有些走神，尽管乱糟糟的喊叫声和音乐让她昏昏欲睡，她还是非常注意人行道坑坑洼洼、高高低低的地面，因为她总是磕磕绊绊或者踩到垃圾堆里。野狗正在那里寻觅着什么。那时你感到幸福吗？母亲节那天，你和同学们去给第一母亲献花，去给她朗诵诗歌，你是幸福的。尽管自从童年最美最美的保护神妈妈离开了塞萨尔·尼戈拉斯·本松那座小住宅，幸福的感觉或许就从乌拉尼娅的生活里消失不见了。但是，你父亲、你叔叔、舅舅，特别是你姑姑阿德利娜、表姐妹卢辛达和玛诺拉，以及许多老朋友都尽可能用关心和爱护来填补母亲留下的真空，不让你感到孤单和缺少了什么。那几年，父亲既当爸又当妈。因此，你才那么爱他。乌拉尼娅，因此你才为他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太阳火一般地照射在棕榈树挺拔的树冠上，街道上坑坑洼洼，仿佛被轰炸过，到处都是水坑和垃圾堆，几个蒙着头巾的妇女在把垃圾装入袋中。她想：“一定是海地人。”如今，她们不说话了，她们昨天可是哇啦哇啦说克里奥语。再往前走几步，她看到两个海地男人。他们光着脚，半裸露着上身，坐在木箱上。他俩的一侧，顺墙脚排列着十几幅色彩极为鲜艳的绘画作品。真的，这座城市、可能这个国家都充满了海地人。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不是说过这话吗？“关于元首，人们爱说什么就说好啦！历史将来至少会承认是元首把多米尼加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是元首让海地人回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乱世当用重典嘛！”起初，元首接手的是一个由于内战而野蛮化的国家，没有法律，没有秩序，贫困至极，正在失去它的本色，四处被邻国饥饿和凶狠的人群占据着。他们越过界河，偷窃我们的财产、牲畜和房屋，抢走我们农民的工作，用他们那些魔鬼妖术败坏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强奸我们的妇女，破坏我们来源于西班牙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把他们那套非洲野蛮的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元首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乱世当用重典！他不仅为一九三七年那次屠杀海地人辩解，而且把大屠杀当成丰功伟绩。这不是把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二次在历史上从这个野蛮的邻国践踏下拯救出来了吗？既然涉及拯救民族，那杀死个五千、一万、两万海地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她走到哈拉瓜大饭店的后门时，并没有停下脚步。这道宽宽的大栅栏门是给汽车、保安、服务员、清洁工出入的。你要到哪里去啊？脑袋里没有任何决定。由于一心想着童年生活，想着学校，想着每到星期天姑姑带着她和表姐妹去看埃利德电影院的儿童专场，以致她丝毫也没有想起去饭店冲凉和吃早餐。双脚拖着她继续前进。方向已定，她毫不犹豫地走在行人和车辆中间，人人都为等待红灯变化而焦躁不安。乌拉尼娅，你真的要去你想去的地方吗？现在，你明白了：肯定要去的，哪怕将来你是要感到后悔的。
她不记得了，小时候，圣多明各那时叫作特鲁希略城，大街上也有类似的喧嚣。那时也许没有喧嚣；也许三十五年以前这座城市只是现在的三四分之一，一副乡下模样，与世隔绝，由于恐惧和奴性而显得昏昏欲睡；人人提心吊胆，对元首、大元帅、大恩人、新国家之父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 充满了敬畏之心，那时人们不大说话，不大疯狂。今天，一切有生命的声音、汽车的马达声、收音机声、录音机声、喇叭声、狗叫、猫叫、人喊，仿佛都用的是最大音量，都要表现各自狂喊、狂叫、狂响的最大能力（狗狂吠得格外厉害，鸟喳喳得格外起劲）。纽约算是天下有名的喧闹城市了！可是她在曼哈顿生活了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狂暴和刺耳的交响乐，而在这里她已经被喧嚣包围了三天。
从塞万提斯大街向左拐，直奔玻利瓦尔 大道，她仿佛在梦里一样，一一认出那一层或者两层的别墅，有栅栏、花园、露天的花坛和车库，这些唤醒了她心中一种熟悉的情感；原来保存的一些塑像有些破损脱色之处，修补之后显得非常难看；建在花园中央的平房隔出一个个小房间，那是给结了婚、无力单独生活的后代准备的，他们增加了家庭成员的数量，同时也要求更大的空间。她从洗衣店、药房、花店、咖啡馆、诊疗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门前一一走过。来到玻利瓦尔大道后，她加快了步伐，仿佛要追赶什么人似的，好像拔腿就跑似的。心脏跳动得厉害，浑身颤抖。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晕倒的。来到罗莎·杜阿尔特大街的街口，她向左一拐，开始跑起来。但是，跑步还是太费力，她又走了起来，速度慢了许多，并且紧贴一座住宅的灰白墙，为的是如果再度发生眩晕，她可以倚靠在墙上喘息片刻。除去一座四层的狭窄怪楼，一切都没有变化，埃斯塔尼斯拉医生的诊所就在怪楼里面，乌拉尼娅的扁桃体就是这位大夫给做手术切除的。她甚至敢发誓，那些打扫花园和街道的女仆肯定会问候她：“你好！乌拉尼娅。你怎么样，姑娘？你可长大了，孩子。圣母啊，你这么急急忙忙地上哪儿去呀？”
她喝下第二杯水，走出房门。此时，是早晨七点钟。到了哈拉瓜大饭店的一层，种种喧闹声迎面而来，这是她熟悉的气氛：叫喊声、马达声、高音喇叭的广播声、默朗格舞曲、萨尔萨舞曲、丹松舞曲、博莱罗舞曲、摇滚舞曲、说唱乐，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尖叫着互相攻击，吵闹地向她袭来。乌拉尼娅，这是故意在制造混乱，这是一种内心需要：自我麻痹，免得思考，免得有所感觉。这就是你的人民。还有让野蛮的生命力爆发出来，从而抵挡那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多米尼加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固执地附着在这个前理性、魔幻的形式上：渴望喧闹。（“是喧闹，不是音乐。”）
家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灰色的墙壁曾经勾起她强烈的回忆，可是如今已经不鲜亮了，到处是油污，到处是剥落的痕迹。花园里四处堆积着烂草、枯枝和败叶。多少年没有人浇水和除草了。那棵芒果树还在。还是那棵凤凰木吗？大概是吧，从前有叶有花，如今是光秃秃的树干，一副患佝偻病的样子。
你今天还厌恶爸爸吗？你今天还恨爸爸吗？她心里高声道：“已经不了。”可是怒火还在燃烧，可是伤口还在流血，可是沮丧还占据着心头、还在毒害着你的心灵，如同你年轻时那样——那时你拼命读书、工作，让学习和劳动变成遗忘一切的良药。那个时候你是真的非常恨他。你身上的每个细胞、你心里的种种想法和情感都在怨恨父亲。你曾经盼望灾难、疾病、意外事故降临到父亲头上。乌拉尼娅，上帝满足了你的要求。确切地说，是魔鬼实现了你的愿望。让脑溢血活活地折磨他，难道这还不够吗？让他十年来待在轮椅上，不能走路，不能说话，无论吃饭、睡觉、穿衣、脱衣、剪指甲、刮脸、大小便都依靠护士，难道这样慢性的报复还不够吗？“你还不满足吗？”“不！”
她倚靠在花园的雕花铁门上。夹缝处长着青草的瓷砖小路已经发霉，花坛和门廊中间，有一把破椅子，已经坏了一条腿。蒙着黄色印花布的家具已经不见了。屋角那盏磨砂玻璃灯，本来是照花坛用的；白天蝴蝶在花坛集合，夜间螟虫来嗡嗡叫，如今都消失不见了。乌拉尼娅卧室外面的阳台已经没有紫色的三色堇覆盖了，现在是个水泥阳台，上面锈迹斑斑。
她在长沙发上躺下来。黎明的曙光直射市中心；蓝天下，国家宫的圆顶和它周围灰褐色的大墙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快点走吧！过一会儿就让你热得受不住啦！她闭上眼睛，一种少见的无力感占据了全身。她的习惯是活动、是不浪费时间，可是自从她踏上多米尼加的土地，日夜占据她心头的就是：回忆。“我这个女儿总是做功课，连做梦都在背书。”这样说你的人就是参议员阿古斯丁·卡布拉尔、部长卡布拉尔、“元首的智囊”卡布拉尔。他在朋友面前吹嘘说他女儿夺走了全部奖励，说她是嬷嬷老师树立的模范学生。他会在元首面前吹嘘自己女儿的优秀成绩吗？“元首，陛下，我非常希望您见见她；自从她进圣多明各学校以来，每年都获得‘元首大奖’。对她来说，认识元首，同元首握手，是她最大的幸福。小乌拉尼娅每天晚上都为陛下祈祷，愿上帝保佑您永远如钢铁般健康。她还为堂娜·胡里娅和堂娜·玛丽亚祈祷。请您赐给我们这份荣幸。我求您了，恳求您接见我们父女俩。我永远做您最忠实的仆人。您千万别拒绝我的请求：您一定要接见她。陛下！我的元首！”
走到花坛的尽头，她拉开门时，什么地方吱吱扭扭地响个不停。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人好奇地注视着乌拉尼娅。
但是，这座殖民时期的城市并没有焕然一新，她居住过的街道卡斯圭也没有变化。因此，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们的家也几乎没有变化。一切都是老样子，还是那个小花园，还是那棵老芒果树，那棵开红花的凤凰木依然长在花坛里，每到周末全家就在花园里吃午饭；双坡屋顶依旧，连接卧室的小阳台依旧，她经常跑到阳台上翘首盼望卢辛达和玛诺拉表姐妹的到来；一九六一年，她在多米尼加的最后一年，她常常在阳台上窥视那个小伙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过来过去，偷偷地看她一眼，但是不敢说话。房子里面是不是老样子呢？报时的老座钟是奥地利制造的，上面的数字都是哥特式的，钟面背景画着一幅打猎的场面。你父亲还是老样子吗？不是了。你已经从照片上看到了他的衰老；每几个月或者每几年，阿德利娜姑姑和其他远亲就给你寄照片，就给你写信，可你从来都不给她们回信。
“您找人吗？”
她穿上便鞋、长裤、运动衫，用一个小网套束住长发。她喝下一杯凉水，刚要打开电视看新闻，马上就后悔了。她伫立在窗户一旁，注视着大海和防波堤，随后，扭头望另外一侧：一片片屋顶、一座座塔楼、一处处圆形屋檐、一座座钟楼、一簇簇生长在城里的葱茏树木。这座城市的规模可大了！一九六一年你离开这里的时候，只有三十万人。现在呢？有一百多万了。大街小巷、旅馆和公园，到处都是人！昨天晚上，她租了一辆汽车，绕着贝亚韦斯塔漂亮的环岛和观景台大花园兜圈子的时候，看到那里有许多散步的人，如同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使她感到自己像个外乡人。她小时候，走到大使饭店那里就已经是城市的尽头了；从那座饭店再往前就是庄稼地和庄园了。每到星期天父亲就带她去游泳的国家俱乐部，那时周围是一片空地，不像现在有柏油路、房子和路灯。
乌拉尼娅张不开口，她激动万分，还有一些害怕。她默默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女人。
乌拉尼娅，你回国对吗？你要后悔的。你可是浪费了整整一周的假期啊！你放着那么多长期以来渴望看一看的国家、城市和地区——例如，阿拉斯加的大山和湖泊——不去，偏偏要回到这个你曾经发誓永不回来的岛上。这是不是颓废的征兆？是不是人到中年多愁善感的表现？其实只是好奇而已。只是证明你可以漫步在这个已经不属于你的国家的城市的街道上，而丝毫引不起你的伤感、乡愁、怨恨、痛苦和愤怒。你是不是来面对父亲风烛残年的样子？你来这里是要弄明白：多年之后你看到他时会产生什么感觉。一阵寒噤从头传到脚底。乌拉尼娅啊，乌拉尼娅！你看看，这么多年之后你居然发现自己固执的、有条不紊的、从不气馁的脑袋里，除去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坚强品格，还有一颗柔弱、胆怯、破碎、善感的心。想到这里，她笑了起来。好啦，姑娘，别胡思乱想了！
“您需要帮忙吗？”那女人问道。
她等待着从房间的窗户看海景，这是哈拉瓜大饭店的第九层。终于，她看到了壮观的场面。夜幕在短短的几秒钟里迅速退去，地平线上蓝色的光辉飞快地上升，这是她四点钟醒来以后就期待的景致。她尽管吃了安眠药，却仍然睡得不沉。深蓝色的海面上不时卷起一波波浪花，目力穷尽之处是水天交界的灰色地平线。海滩边，带着泡沫轰鸣的波涛撞击着防波堤，从堤岸可以眺望到一段段隐藏在棕榈和扁桃之间的道路。从前的哈拉瓜大饭店与防波堤正面相对，如今换到侧面来了。记忆把她带回父亲拉着她的小手走进这家饭店餐厅的情景——是在那一天吗？父亲要和她单独共进午餐。侍者为父女俩安排了靠窗户的位子。透过薄纱窗帘，小乌拉尼娅看到了宽敞的花园、有跳板的游泳池和嬉水的人。在摆设着矢车菊和康乃馨的西班牙式的座池里，乐队演奏着默朗格舞曲 。是在那一天吗？她高声说道：“不是！”从前那座老饭店早已经推倒重建了，现在这里是一座玫瑰红加黄玛瑙色的高大建筑物，三天前她到达圣多明各时着实让她吃了一惊。
“我是乌拉尼娅，”她终于开口道，“是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
乌拉尼娅。父母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可没带来任何好处，它让人联想到天王星和铀矿，联想到其他什么东西，但是绝对不会想到一个苗条、清秀、面孔皮肤光洁、大眼睛又黑又亮、镜子里总是照出一丝愁容的美丽姑娘。起名乌拉尼娅，真是荒唐！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称呼她了。如今人们叫她乌丽、卡布拉尔小姐、卡布拉尔女士或者卡布拉尔博士。据她回忆，自从离开圣多明各 （那时还叫特鲁希略城呢，因为她走的时候还没有恢复现在的首都这个称谓），无论她在阿德里安 、波士顿、华盛顿，还是纽约，就再也没有人称呼她乌拉尼娅了。可是此前在家中和圣多明各学校里，父母、嬷嬷 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正确地说出这个她一出生就被迫接受的荒唐名字。是谁给她起的名字？爸爸？妈妈？姑娘，如今再想查明这件事情已经太晚了：母亲已经到了天国；父亲虽然活着，但是由于中风，已经跟死了差不多。你永远也别想弄明白了。乌拉尼娅！这个名字真荒唐，如同当年非要把圣多明各改成特鲁希略城一样令人感到耻辱。这会不会又是她父亲的主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