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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要在这些胡说八道里浪费时间呢？有许多急事要处理啊。但是，奇怪极了，元首觉得需要延长这次无用、费神和主观的谈话。为什么要和巴拉格尔谈这个话题？在高层领导中，他同巴拉格尔很少说贴心话。他从来不请巴拉格尔去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卡奥瓦之家共进晚餐和寻欢作乐。可能是因为在整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群体中，只有巴拉格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让他感到失望。还因为他聪明过人，有些名气（虽然据阿贝斯·加西亚说，总统周围也有个肮脏的小圈子）。

“神的决定是不可抗拒的，”他神情专注地说道，“神考虑到了您所处的领袖地位、工作能力，尤其是对祖国的热爱等等特殊的条件。”

“关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一向认为他们很糟糕，”元首继续说道，“在功劳簿上，按照顺序排列，第一位属于军人，他们坚决执行命令，不搞阴谋，不浪费时间。第二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农场里和茅屋中，或者是蔗糖厂里，他们健康，勤劳，有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其次是公务员、企业家、商人。最后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甚至应该排在教士后面。巴拉格尔博士，您是个例外。其他文人是一群臭流氓！政府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荣誉，他们得到的好处最多，可是给政府造成的伤害最大。比如，那几个西班牙知识分子，何塞·阿尔莫依纳或者赫苏斯·德·卡林德斯，我们让他们在这里避难，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他们先是好话说尽又吹又拍，然后一转脸就造谣诬蔑，写起攻击我们的文章来。还有那个奥索里奥·利扎拉佐吧？就是您带来的那个哥伦比亚瘸子。他要为我作传，把我捧上了天，在这里过的日子像国王，腰包鼓鼓地回到哥伦比亚，可是摇身一变成了反特鲁希略分子。”

巴拉格尔博士在回答之前用舌尖舔舔嘴唇。

巴拉格尔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要说话，什么时候变成一座狮身人面像，尤其是在元首宣泄心中不快的时候。特鲁希略停下不说了。他在倾听，努力要捕捉一排排浪花起伏的、泛着金属光泽的水面传来的声音。通过窗户他可以远眺大海，但是听不到涛声，因为涛声被汽车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了。

“巴拉格尔博士，我多次思考您那套理论，”元首坦率地说，“那是神的决定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选中了我？”

元首突然转向谈话对手的平静面孔，发问道：“您认为拉蒙·玛莱罗·阿里斯迪叛变了吗？他给《纽约时报》的美国佬提供情报是为了让媒体攻击我们吗？”

巴拉格尔并非第一个把上帝和特鲁希略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人。元首还记得从前法律教授、律师和政治家哈辛托·B.贝伊纳多（一九三八年当过傀儡总统，因为屠杀海地人，国际社会纷纷抗议其第三次连任）曾经在住宅大门上挂了一块金光闪闪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与特鲁希略同在。”从那时起，这类标志就在首都和内地许多地方风行起来。不，不是这句话让特鲁希略震动，而是那些说明上帝和特鲁希略之间联系的道理让他感到意外，仿佛那就是绝对真理一样。感到有一只超自然的手放在肩上是不容易的。特鲁希略研究会每年都要重印巴拉格尔的这篇演说，它是各类学校的必读课本，是《公民手册》的中心内容，目的就是教育学生掌握特鲁希略理论。这个理论是由元首选定的三人小组起草的，他们是：巴拉格尔、“智囊”卡布拉尔和“活垃圾”。

巴拉格尔博士从来没有被特鲁希略这种可能招来麻烦和危险的突然问题吓住，而别人常常不知如何应对。面对这类场合，他总是有捷径可走：

“遗憾的是这些混蛋主教不明白这一点。”特鲁希略微微一笑。“如果您的理论正确，我希望上帝命令他们为自己的糊涂付出代价。”

“陛下，他发誓永不叛变。那时他就坐在您这个位置上，眼泪汪汪地以他母亲和所有使徒的名义发誓：他不是塔德·肖尔茨的情报人员。”

“陛下，您的责任比那时更重，”巴拉格尔那优美动听的声音回答道，“没有神的支持，特鲁希略不可能完成这超人的使命。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您就是上帝的工具。”

特鲁希略表情愤怒地反驳说：

“您仍然认为上帝还在让我替他看守岗位吗？是不是还让我来担负拯救国家的责任？”元首问道，口气里混杂着难以确定的嘲讽和不安。

“玛莱罗会来这里对您坦白说他已经叛变了？我现在问您的看法：他叛变没有？”

元首睁开眼睛，叹息一声，感到有些惆怅。巴拉格尔一直入神地听他背诵，出于感激之情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巴拉格尔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只能下水：这是大恩人承认他的又一个优点。

特鲁希略微闭双眼，背诵道：“在共和国向着自己命运发展的强盛时期前进的过程中，一种久经磨练的钢铁意志支持着那超自然力量维护祖国利益和造福人民的行动。这就是上帝与特鲁希略同在。总之，这说明：一是祖国的生存，二是现在多米尼加人民生活的富裕。”

“我万分痛苦，因为我一直很看重玛莱罗的才气和人品。现在我认为，是他把情报卖给了塔德·肖尔茨。”他的声音很低，几乎难以察觉。“陛下，铁证如山嘛！”

为什么要对这个傀儡总统披露这一心事？这是特鲁希略的一点偏爱，过去从来没有流露过。巴拉格尔有可能炫耀此事，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情况还没有发展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要抛出二号人物的地步。一想到这个矮子的最大优点可能就是不仅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事情，尤其知道不去探听不合适的事情，元首就放下心来了。这种话，他以后不会再说了，免得其他部下争风吃醋、互相敌视。巴拉格尔的那次演说让他感到震动，让他多次自问，那篇演说难道不是说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一个标志着民族命运的神的决定吗？那天晚上，身材矮小的新院士穿着大礼服在美术馆的大舞台上宣读演说的第一部分时，大恩人并没有特别上心。（元首也穿着大礼服，男性与会者都是如此；女宾身穿长裙，四处闪烁着珠光宝气。）那篇演说好像是多米尼加史的概述，从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讲起。当演说者用他那讲究的辞藻和优美的行文逐渐展示一种看法、一种观点时，元首开始感兴趣了。按照上帝的安排，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多灾多难中——海盗袭击、海地人入侵、兼并主义者的野心、白人的大量被屠杀和逃亡（从海地统治下解放时白人只剩下六万人）——侥幸生存了四个多世纪即四百三十八年。这是造物主完成的任务。从一九三〇年起，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里纳代替上帝，担负起拯救祖国的艰巨使命。

元首早就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里，甚至在此之前他当警察的时候，或者更早在糖厂当工头的时候，他早已经习惯不在回顾往事上浪费时间，不在已经做出的决定上后悔或者沾沾自喜上浪费时间，但是玛莱罗事件有时却回到他的脑海中来，给他留下苦涩的味道。多米尼加著名文学史家玛科斯·恩里克斯·乌莱尼亚称玛莱罗是“天才的无知者”，作为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玛莱罗却非常欣赏乌莱尼亚。玛莱罗名利双收，身兼专栏作家、《国家报》社长和劳工部长，他的三卷本《多米尼加史》是特鲁希略掏钱出版的。

“我反反复复读了许多遍，”大恩人甜蜜的尖嗓子响了起来，“我可以像朗诵诗歌一样一段段地背诵下来。”

过去，如果要让特鲁希略为什么人担风险的话，他可以为这位作家说话，因为他创作的多米尼加长篇小说——关于罗马纳一家发电站的故事，题目是《超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甚至译成了英语。玛莱罗曾经是个坚定的特鲁希略主义者。作为《国家报》的社长，他证明他是坚决捍卫特鲁希略和这个政权的，他思想鲜明，文风犀利。他是个出色的劳工部长，与工会领导和雇主双方都处得很好。因此，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塔德·肖尔茨宣布要来多米尼加采访报道时，元首推荐玛莱罗·阿里斯迪去陪同肖尔茨活动。他俩走遍了全国各地，玛莱罗为肖尔茨办成了需要的各种会见，包括对特鲁希略的一次采访。肖尔茨回美国时，玛莱罗·阿里斯迪一直护送他到迈阿密。大元帅从来没有指望《纽约时报》会刊登赞扬其政权的文章，但也不希望发表揭露特鲁希略家族腐败的消息，他更没有想到肖尔茨会拿出准确无误的资料披露特鲁希略家族财产的名称、进账日期和数额，以及特鲁希略的亲朋好友和部下从政府计划的项目中受贿的情况。只有玛莱罗有可能提供这些情报。元首肯定他的这位劳工部长再也不会迈进特鲁希略城的大门了。但让元首吃惊的是，玛莱罗在迈阿密写信给《纽约时报》，揭露肖尔茨的谎言。更让元首惊讶的是，玛莱罗居然敢回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来。他迈进了国家宫的大门。他哭着说他是无辜的。那美国佬躲开了他的监视，偷偷地跟持不同政见者见了面。特鲁希略很少大发雷霆，但是那一次他实在控制不住了。他对这种哭哭啼啼的样子感到恶心，便一记耳光扇过去，把玛莱罗打得一个趔趄，再也不敢吭声。玛莱罗连连后退，一脸的恐惧。元首破口大骂，说玛莱罗是“叛徒”。侍卫队长开枪打死玛莱罗以后，元首命令乔尼·阿贝斯解决尸体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劳工部长和他的司机在前往康斯坦萨的途中，在中央山脉某处堕下悬崖致死。政府为劳工部长举行了国葬；追悼会上，参议员亨利·奇里诺斯在演说中强调了死者的政治业绩，巴拉格尔博士颂扬了死者的文学成就。

他低垂着眼帘，嗫嚅道：“题目是《上帝和特鲁希略在一起：现实主义的阐释》。”

“虽然他叛变了，可他的死还是让我感到难过，”特鲁希略说道，口气是真挚的，“他还年轻，刚刚四十六岁，本来还可以做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