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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思。”他说。
“辛格尔顿，”男孩儿说，“他也曾经是你的顾客吗？”
剩下的两个街区，他们是在沉默中走完的，但俩人似乎都被什么触动了。看到县政府，他们横穿马路朝那里走去。县政府广场已被绳索围住，只留一个入口。玛丽·伊利莎白把票塞给站在入口旁的一个男孩儿。人们已开始在里面的草坪上聚集。
“哦，他呀。”理发师说。
“你做笔记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儿吗？”卡尔霍恩问。
“那场悲剧，”男孩儿说，“那另一场悲剧呢——那个人被傻瓜们迫害在先，然后才杀了他们中的六个呀？”
女孩儿停下脚步面对他。“听着，羊宝宝，”她说，“你大可随意。我要去楼上我父亲的办公室工作。如果你愿意，可以留在这儿帮着挑选鹧鸪镇的杜鹃花小姐。”
“被枪杀的那六个人。”理发师说。
“我跟你去，”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想观察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做笔记。”
“那场悲剧。”男孩儿重复一遍，咧了咧嘴。
“随你便。”她说。
“这个嘛，”理发师说，“去年这里多来了一千人，今年看样子会更多——鉴于，”他说，“那场悲剧。”
他跟着她走上县政府台阶，进了侧门。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竟没意识到辛格尔顿正是站在他刚刚走过的那道门开枪的。他们走过一条谷仓似的空荡荡的过道，默默走上一段满是烟渍的台阶，又到了一条谷仓似的过道。玛丽·伊利莎白从草编包里翻出一把钥匙，打开了她父亲办公室的门。他们走入一间陈设简单的大屋子，屋里摆着一排排的法律书籍。女孩儿似乎认为他什么都不会干，自己将两把直背椅从墙边拖到窗口，下面就是门廊。然后她坐下来，凝视着窗外，似乎马上就被下面的景象吸引住了。
“这些正在进行的蛮族仪式给理发店带来生意了吗？所有这些，所有这些。”他不耐烦地说。
卡尔霍恩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为了招她烦，他开始上上下下打量她。至少五分钟，他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她，她则一直用双肘撑在窗台上，靠着窗。看得太久，他都担心她的影像会永远刻在他的视网膜上。终于，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沉默了。“你怎么看辛格尔顿？”他突兀地问。
“再说一遍？”理发师说。
她抬起头，似乎看穿了他。“基督式人物。”她说。
理发师高高瘦瘦，眼睛像是褪了色，一副历经苦难的样子。他把围布罩在男孩儿身上，站在那儿打量着他的圆脑袋，似在琢磨如何片开这个南瓜。之后他转了下椅子，让卡尔霍恩面对镜子。男孩儿面前是一张圆脸，相貌平平，一派天真，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你也像那些人一样享受这些腌臜吗？”他挑衅地问。
男孩儿震惊了。
店里只有理发师一人在看报纸，他抬起头。卡尔霍恩跟他说要理发，心怀感激地坐在了椅子上。
“我说的是神话意义，”她皱着眉头，“我不是基督徒。”她又把注意力转向窗外。下面响起了号角声。“十六位泳装姑娘即将登场，”她拉着长音说，“你肯定对这个感兴趣喽？”
卡尔霍恩起身走开了，眼睛怒视前方。愤怒给他的视线蒙上了一层迷雾，模糊了周遭的一切。两个女高中生穿着鲜亮的裙子和夹克冲到了他面前，尖声叫着：“买一张今晚选美比赛的票吧。看看谁会成为鹧鸪镇的杜鹃花小姐！”他迅速闪到一边，看都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咯咯的笑声一直尾随着他，直到他走过县政府，来到后面的街区。他在那儿稍稍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对面是家理发店，看起来倒是没什么人，挺凉爽。稍后，他走了进去。
“听着，”卡尔霍恩厉声说，“你把这事儿搞清楚。我对什么该死的节日，什么该死的杜鹃花女王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来这儿只是出于对辛格尔顿的同情。我要写一写他。也许是部小说。”
“他是个大大的大坏蛋。”她说。
“我打算写一篇非虚构的研究报告。”女孩儿的口吻显然是觉得写小说有失她的身份。
她抬起一只脚放在膝头，目光却须臾没有离开他。
他们四目相对，丝毫不掩盖对彼此的强烈厌恶。卡尔霍恩觉得如果他追问下去，定能揭露出她内心的肤浅。“既然我们的形式不同，”他再次露出嘲讽的微笑，“或许我们可以比对一下都有什么发现。”
“你们这帮人迫害他，最终将他逼疯，”男孩儿说，“他不想买徽章。那是犯罪吗？他在这儿就是<b>异邦人</b>，你们受不了。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他的目光穿透了孩子那无遮无拦的眼神，“就是不做傻瓜的权利。与众不同的权利，”他哑着嗓子说，“上帝啊，就是做自己的权利。”
“很简单，”女孩儿说，“他是替罪羊。鹧鸪镇在忙着选杜鹃花小姐，辛格尔顿却在昆西受难。他在赎罪……”
她仍坐在那儿，眼睛一直盯着他，与鹧鸪镇的浅薄目光并无二致。
“我不是说你那些抽象的发现，”男孩儿说，“我是指你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你见过他吗？他长什么样子？小说家不关心狭隘的抽象概念——尤其是那些明摆着的概念。他是……”
“对呀，他就是那么做的。”卡尔霍恩皱着眉头说。
“你写过多少本小说？”她问。
“干掉他们。”她说。
“这将是我的第一本，”他冷冷地说，“你见过他吗？”
“人们对他不好，”他解释道，“他们恶毒地待他。很残忍。如果别人残忍地对待你，你会怎么做？”
“没有，”她说，“对我来说没那个必要。他长什么样子无所谓——他是有着褐色还是蓝色的眼睛——对思想者来说没有意义。”
孩子再次把舌头伸进瓶中，又抽出来，这次没发出声音，眼睛盯着他。
“或许你是，”他说，“害怕看到他。小说家从来不惧怕看到真实的对象。”
孩子们的笃定常会激怒他。男孩儿说：“不，他不是坏人。”
“我不怕见到他，”女孩儿生气地说，“如果真有那个必要的话。他是有着褐色还是蓝色的眼睛对我没区别。”
一个白人小姑娘坐在他脚边的一片沙地上，舌头卷在一只可口可乐瓶里，漠然地看着他，眼睛有着瓶子一样的绿色。她光着脚，一头顺直的白发。她把舌头从瓶子里抽出来，发出嘭的一声响。“是坏人干的。”她说。
“这不仅仅是褐色眼睛还是蓝色眼睛的问题，”卡尔霍恩说，“你可能会发现亲眼见到他可以丰富你的理论。我并不是说发现他的眼睛的颜色。我是说在存在的意义上，真正与他的人格相遇。艺术家感兴趣的是那神秘的人格。生命并不寓于抽象中。”
男孩儿一惊。
“那你还等什么呢，怎么不去见他？”她说，“你为什么要问我他长什么样儿？自己去看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