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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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也意味着给我们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资了，赫纳罗先生？”帕斯库亚尔在他的座位上跳起来。

“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他对我们说，“两个星期内，收听广播剧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主办人将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你们不是在中央电台而是在泛美电台工作，”小赫纳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广播剧。”

我经过无数次交涉终于修好了打字机那天，小赫纳罗本人对我证实了新广播剧所取得的成就。他手中拿着文件夹，眉飞色舞地登上阁楼。

各家日报也很快在专门的版面上与新广播剧所吸引的听众相呼应，开始赞颂彼得罗·卡玛乔。吉多·蒙泰维代率先在《最后一点钟》的专栏尊崇彼得罗·卡玛乔，称他是“老练的、富有热带想象力和浪漫语言的剧作家，是广播剧中交响乐的大胆指挥者和具有甜蜜声音的、多才多艺的表演家”。可是，这些形容词的享用者并不了解在他周围正在掀起的那股热潮。一天早上，我到布兰萨咖啡馆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发现他寝室的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用草体字写着：“不接待记者，不签名。艺术家在工作！请尊重他！”

我在别的亲戚家也做了类似的调查。我的姨妈和舅妈——加比、拉乌腊、奥尔卡和奥尔滕西娅，都喜欢广播剧，因为她们觉得广播剧很有意思，既有悲伤的，也有快活的；还因为广播剧使她们有了消遣，使她们充满幻想，能体会到实际生活中无法体会到的东西；还因为广播剧表现真人真事，又或者因为每个女人都有点儿浪漫情趣。当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喜欢看书时，她们反驳说：谁那么傻呀，干吗去买书？书里讲的都是些深奥的文化；而广播剧则简单明了，惹人发笑，可以消磨时光。真的，她们确实成天守着收音机，我从未见到她们有谁打开过一本书。在我们夜间散步时，胡利娅姨妈有时扼要地给我讲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给她讲同玻利维亚文人交谈的内容。这样，不知不觉，彼得罗·卡玛乔就成了我们浪漫史的组成部分。

“这是真的还是开玩笑？”我问他。我品尝着牛奶咖啡，他喝着薄荷马黛茶健脑剂。

“这玩意儿很生动，亲耳听人物讲话觉得更真切，”她思索了一下，然后给我解释，“再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耳朵比眼睛更好使。”

“非常认真，”他回答说，“这个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着我，如果我不制止他们，那儿很快就要有听众来排队了，”他指着圣马丁广场说，好像不希望出现那种情况似的，“要照片，要签名，我的时间像金子般贵重，不能浪费在那种蠢事上。”

“你为什么那样喜欢广播剧？”有一天，我问外祖母，“比如说，那里面有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吗？”

他的话没有半点自负的意味，只是表现出一种真心的不安。他穿着那套惯常穿的黑西服，戴着花格领带，抽着飞行牌气味难闻的香烟，像以往一样，十分严肃。当我给他讲我的所有姨妈、舅母都变成了他的狂热听众，小赫纳罗对他的广播剧收听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时，我满以为他会高兴。可是，他厌烦地叫我住嘴，不要说下去，仿佛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许久以前就预料到了。更确切地说，他告诉我他对“商人们”（从那以后他使用这个词总是指赫纳罗父子）缺乏敏感而觉得很恼火。

她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听广播剧时，她和奥尔卡舅妈常常双眼含着泪水。这是我看到彼得罗·卡玛乔的文笔在利马居民中产生影响的第一个证明。以后连续几天，我又在我家的住处看到了另外的证明。我常到拉乌腊姨母那里去，她一见到我出现在大厅门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肃静。她把身子倾在收音机旁，好像不单单是为了倾听，也是为了嗅闻、触摸玻利维亚艺术家的（或颤抖、或严肃、或热情、或清脆的）声音。我到加比姨妈那里去，见她和奥尔腾西亚姨妈一边聚精会神地用手指拆线团，一边洗耳恭听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调、充满形容词的对话。而在我自己家里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门说的，他们一向“喜爱小小说”，现在却确确实实地迷上了广播剧。我早晨被他们扭动收音机指针发出的声响吵醒——他们正忙着准备收听第一次即十点钟的广播剧；我吃午饭时，不得不听下午两点钟的广播剧；白天，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都碰到两位老人和厨娘躲在小会客厅里全神贯注地在足足有橱窗那么大小、笨重的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剧。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把音量开到最大。

“广播剧尚有不足之处，我的职责是弥补它，他们的职责是帮助我，”他皱着眉头说，“但是，很清楚，艺术和交易所是死敌，就像猪猡和珍珠。”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响，”她回答说，“实际上，中央电台的那些东西纯粹是捕风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剧目。”

“不足之处？”我惊异了，“可是，那是大获成功的呀！”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听广播剧的？”我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