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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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们还是不想解雇巴布利托，”他对我解释说，“这都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我不知道他在中央电台干了多少年头，可是还是干这类蠢事，仿佛艺术同仁慈有关系似的。那个病包儿的无能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破坏！”

我提醒她：“她只不过是我的表姨妈。”而她对我讲，在三点钟的广播剧节目里，圣伊希特罗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和蔼可亲，是用夏威夷滑雪板滑雪的健儿，他偏偏和他的妹妹发生了关系，更可怕的是，使她怀了孕。

大巴布利托是被电台环境所吸引来或造就出来的那种惹人喜欢、无法形容的人物之一。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这个小称，是因为他个子小。可他是年过五旬的混血儿，走路总是拖着双脚，常犯哮喘病，一发病，四周就满是瘴气。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电台和泛美电台逛来逛去，从帮助清洁工打扫、出去给赫纳罗父子买电影票和斗牛票到分发排演券，什么都干。他经常性的工作是搞广播剧，负责特技。

“一个娃娃和一个老太婆之间的爱情，而且这个老太婆还是娃娃的姨妈，”一天晚上，我们穿过中心公园时，胡利娅姨妈对我说，“这可是彼得罗·卡玛乔广播剧的好题材。”

“这些人以为搞特技是连穷要饭的都可以胜任的简单事，”彼得罗·卡玛乔威严而冷冰冰地讲着，“实际上那也是艺术，而那个半死不活的短脑袋巴布利托又对艺术懂得什么？”

反驳别人的话时，她反应机敏，显得很有口才；她饶有风趣地讲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时为止我所认识的所有女人一样）对文学一窍不通到可怕的地步。她给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维亚庄园那漫长的清闲岁月里只读过阿根廷的一些杂志、德利的个别拙作，还有她认为值得回味的一两本小说：一个叫H.M.胡尔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儿子》。那天晚上，我告辞时问她我们是否去看电影，她说：“完全可以。”我们去看了夜场。从那以后，几乎天天如此。除了耐着性子看许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剧外，我们还无数次地接了吻。看电影渐渐变成了借口。我们选择距离阿尔门达利茨住宅最远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纳、马尔萨诺），以便有更长的时间待在一起。电影散场后，我们沿着米拉弗洛雷斯空旷无人的街道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每当出现路人或汽车时就分开），做着“小肉饼”（她对我说，在玻利维亚，手挽手被称为“做小肉饼”），无所不谈，而那正是在利马称之为冬天的、可怕的季节里，牛毛细雨淋得我们浑身湿漉漉的。胡利娅姨妈总是和她的众多求爱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我们经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后排（特别是影片很糟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影响别的观众的情况下接吻而又不被认出来。我们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但是没有定型，处在恋人和情人这两种格格不入的范畴中某个难以确定的阶段。这一点在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及。说是情人，是指我们总是躲躲闪闪，提心吊胆，怕被人发现，老是觉得在冒风险；但这是精神上的，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并不放荡相处（像哈维尔后来大肆渲染的那样，我们几乎“碰都不碰”）。说是恋人，是指我们尊重当时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恋人的某些古老礼仪（看电影，一边看一边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贞操（在石器时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们结婚时一般都是处女，只有当自己的恋人成为正式的未婚夫时才让他触摸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大，又有亲缘关系，怎么会成为恋人？鉴于我们含糊而荒唐的浪漫爱情，我们便开玩笑地称这种爱情是：“英国式的婚约”“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戏剧性的爱情”。

他向我发誓说，“时机一到”，他将毫不犹豫地亲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碍搬掉（他说得那么肯定，我都信以为真了）。他感伤地补充说，他没时间培养一名特技技师，把字母从a到z都教给他；但是，对“当地各个电台”进行迅速考察后，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放低声音，向四周扫了一眼，恶狠狠地结束对话：

“这就是说，我可以提出申请，挂号排队了？”胡利娅姨妈风韵十足地对我说。

“对我们合适的那个人在胜利电台。”

“假如有一天我结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学势不两立。”

我们和哈维尔一起分析了彼得罗·卡玛乔实现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致认为大巴布利托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民调：如果广播剧能不断增加收听率，他就会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果然，没过一个星期，小赫纳罗到顶楼来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贯注地写一篇新小说。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乱。我很快将打字机上的纸取下来插在新闻稿中，可是他装作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说。他露出一副文学艺术家的伟大保护人的神气，同时对我和帕斯库亚尔说：

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婚后生活。开始几年一切如意。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庄园，她对乡居生活是那么习惯，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庄园住处很舒适，她喜欢那里宁静、健康而简单的生活：骑马，远足，参加印第安人的聚会。由于她不能生育，阴云便开始出现；一想到不能传宗接代，她丈夫便闷闷不乐，后来喝起酒来，从此夫妻关系便沿着吵架、分居、重归于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后吵翻。离婚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抱怨了那么久，总算找到了你们想找的新编辑，你们这两个懒汉，大巴布利托将和你们一道工作。他们可不要躺在功劳簿上呀！”

“是的，并不见得那么可怕，”她回答我说，“可是，差一点，只差一点点，你就正好是我的儿子啦。”

新闻部得到的这个补员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毋宁说是精神上的，因为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大巴布利托非常准时地来到办公室问我该干什么时，我让他整理一下会议纪要。他面带惧色，咳嗽了两声，脸变成了土色，结结巴巴地说他干不了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