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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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喜欢胡利娅还是深深地爱上了她？”
“今天不行了，”我冷淡地回答说，“有时间我打电话告诉你吧。”
我曾经对她说过心里话，如今既然她已经知道，我也就不加隐瞒。事情是儿戏般地开始的，但是突然，就在我对内分泌科大夫感到妒忌的那天，我发现自己的确爱上了她。然而，我越是与她形影不离，越感到我们的恋爱是个难题。不仅仅是由于年龄差距，还因为我尚需三年才能结束律师学业。我想我永远不会从事这项职业，因为我唯一喜好的是写作，但是作家们常常要忍饥挨饿。现在我的收入只够买点烟，买些书，去看看电影。如果我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独立的人，胡利娅姨妈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呢？我表姐南希真是好极了，她非但不反对我，反而认为我言之有理：
“哎，这么说你生气了，”我听她说道，语气已经比较严肃，“你不要犯傻，我要向你解释解释。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当然，且不说到那时也许你已经不喜欢胡利娅，把她扔掉了，”她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我说，“而且可怜的胡利娅也可悲地失去了年华。不过你告诉我，她是真心实意地爱你还是逢场作戏？”
“为什么生气？”我回答说，“你不是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我对她说，胡利娅姨妈绝不是像她那样朝三暮四的轻浮女人（我这样说委实使她高兴）。但是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曾多次反躬自问。几天后，我向胡利娅姨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面朝大海，坐在一个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园里（也许叫多莫多索拉或差不多这样的名字）互相拥抱着，不停地接吻，第一次谈到了未来。
“为了一位内分泌科大夫，我把你丢下了，小巴尔加斯，我想你会觉得我是个怪人吧？”她恬不知耻地对我说，“你不生气吗？”
“我对未来看得清清楚楚，我是在玻璃球上看到的，”胡利娅姨妈对我说，没有一丝痛苦，“我们的事情至多维持三年，或许四年，也就是说，到你找到一个将成为你孩子妈妈的年轻小姐为止。到那一天，你将抛弃我，我不得不去引诱别的男人。那时我们便会说：事情到此为止吧！”
乘公共汽车回泛美电台的途中，我忽然由自卑变得骄傲起来。我们相爱已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发现，引起家人的嘲笑和愤怒。此外，我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位这样的夫人身上？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几乎可以做我的母亲。作为体验，这已经够了。奥索雷斯的出现是老天爷的安排，他使我得到解脱，用不着我自己出面把这个玻利维亚女人甩掉了。我感到坐立不安，少有地冲动，仿佛要大醉一场，恨不得要打谁一顿。在电台，我和巴斯库亚尔吵了一架。他旧习难改，将下午三点钟新闻稿的一半用来报道汉堡的一场大火灾，在这场大火灾中，有十多个土耳其侨民被烧死。我对他说，以后不经我过目，不准播报任何有关死人的消息。我很不友好地对待了圣马尔可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打电话来让我记着我还在这所大学的法律系学习，并提醒我第二天诉讼法的考试在等我。电话刚放下，马上又响起来，这次是胡利娅姨妈打来的：
我一边吻她的手一边对她说，听广播剧对她没有益处。
我想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却弄巧成拙。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和鲁乔舅舅在一起时，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是否干涉了不应该干涉的事情被人家开了？幸亏奥尔卡舅妈谈起了广播剧，这才使我松了一口气。她说，彼得罗·卡玛乔有时也有败笔，那个为了在法官面前证明自己没有强奸姑娘而用裁纸刀割伤自己的男人的故事，她的所有女友都觉得未免太过分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声不吭，只是从愤怒转向失望，又从失望转向愤怒。关于大夫的事，胡利娅姨妈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最近十天，我们曾几次见面，她从没有提到过他。奥尔卡舅妈说她终于倾心于一个人了，这是真的吗？
“看来你从不听广播剧，”她纠正我说，“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很少谈到爱情或类似的事情。举例说，我和奥尔卡都非常喜欢下午三点的广播剧，那是关于一个小伙子的悲剧，他不能入眠，因为刚合眼就觉得把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压扁了。”
我妒忌得很，胃口顿失，仿佛闻到了腌菜水的苦味。由于我神情慌乱，我觉得舅父母就要察觉到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不需要向他们探听关于胡利娅姨妈和奥索雷斯大夫的更多细节，因为他们不会谈更多。大概十天前，胡利娅姨妈在玻利维亚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上认识了奥索雷斯大夫。这位大夫知道她的住址后就来登门拜访，给她送过鲜花，打过电话，邀她到玻利瓦尔酒吧间喝过茶，如今又邀她到联盟俱乐部吃午饭。内分泌科长大夫向鲁乔舅舅开玩笑说：“鲁伊斯，你的小姨子是第一流的女人。她不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并可以为之再次牺牲一切的女人吗？”
我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告诉她，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比她乐观。为了说服她，也为了说服我自己，我慷慨激昂地向她保证，不管年龄有无差距，纯粹建立在肉体关系上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待新鲜劲儿一过，一切习以为常，性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最后完全没有了（尤其在男人方面）。到那时，维持夫妻关系只能靠别的吸引力：精神上的、智力上的和道德上的。对于这样的爱情，年龄是无关紧要的。
“最近几个星期，她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鲁乔舅舅也很满意地说，“不愿和任何人外出，过着老处女式的生活，但是内分泌科大夫把她迷住了。”
“说得多好啊，果真如此，那就适合我了，”胡利娅姨妈说，把总是冰凉的鼻子贴在我的面颊上摩擦着，“不过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肉体是第二位的吗？它对于维持两个人的关系而言是最要紧的，小巴尔加斯。”
“一个意中人，”奥尔卡舅妈向我挤眉弄眼地重复说，“严肃，富有，是个美男子。只有两个孩子，已经大了。这不正是我表妹所需要的丈夫吗？”
“您又和内分泌科大夫出去了吗？”
那天，我没有看到胡利娅姨妈，但是我希望第二天，即星期四在鲁乔舅舅那里看到她。可是，那天中午我去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舅舅家里吃例行的午餐时，却没有看到她。奥尔卡舅妈对我说，“一个匹配的意中人”吉列尔莫·奥索雷斯大夫邀请她去吃午饭。这位大夫和我家多少有些来往，是个道貌岸然、五十开外的人。他有点资产，刚刚丧偶。
“他找过我好几次。”她对我说。我焦急地期待着她说下去，然后她吻着我，把那个谜揭开：“我告诉他，我再也不同他出去了。”
关于多罗特奥·马蒂的故事写作失败后，我一连好几天都无精打采。但是一天上午，我听到巴斯库亚尔向大巴布罗谈他在飞机场的发现，感到我的才智又恢复了，于是开始构思一篇新的故事。巴斯库亚尔发现几个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搞一种危险而刺激性很强的娱乐，天黑时，躺在利马坦博机场跑道的一端，巴斯库亚尔发誓说，飞机起飞时，躺着的小伙子借助喷气的力量能腾起地面几厘米，并且飞起来，活像魔术节目。几秒钟后，喷气作用消失了，小伙子们又突然跌回地面。那些天，我看了一部使我振奋的墨西哥影片，片名叫《被遗忘的人们》（直到几年之后才知道那是布努埃尔的作品以及布努埃尔是何许人）。我决定以同样的气魄编个故事，关于一些被市郊艰苦的生活条件磨炼得像小狼一样的小伙子，亦即一些老小孩的故事。哈维尔持怀疑态度，他向我断定说，那段轶事是虚构的，飞机起飞产生的喷气连一个新生婴儿都吹不起来。我们争论了一番，最后我对他说，在我的故事里，人物都要飞腾而起。尽管如此，这仍将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不，是魔幻式的。”他叫道）。最后我们说定，某天夜晚和巴斯库亚尔一起到科尔帕克荒野去证实一下，看看这些危险的游戏（这是我给故事选好的题目）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在这幸福到极点的时刻，我对她大讲了一通我的那个飞人故事。故事写了十页，进展很顺利，我想把它登在《商报》副刊上，并且加上隐语题词：“献给阴性的胡利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