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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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你怎么找了个笨蛋当助手？”巴斯库亚尔忍不住了，“干吗还不马上把他赶走，找个机灵点的人？”

“你们是等哈辛多先生吗？”他一边脱去草帽向我们致意一边说道，“他到伊卡市去了，去求省长放他到兵营去领回他的儿子，士兵们把他儿子抓去当壮丁。哈辛多先生下午才回来。”

“我是履行我的职责。”秘书回答说。他转身朝着市长，指着我，酸不溜丢地坚持道：“他只有十八岁，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司机建议我们留在格罗西奥·普拉多参观梅尔乔丽塔的纪念地，但我坚持到别的镇子去碰碰运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他答应继续拉我们到中午。

“有人问您了吗？用得着您多嘴？”巴斯库亚尔说，他向秘书走过去一步，像是要掐死他。

早上九点钟，我们重新启程。汽车在骡行小路上剧烈地摇晃着，那些被沙洲吃掉一半的土路扬得我们满身沙子。我们有时驶临大海，有时驶近山麓，实际上我们跑遍了整个钦查省。在埃尔卡门镇口，汽车的一只轮箍断裂了。由于司机没有千斤顶，我们四个只好以人力把汽车架起来。半晌时分，太阳渐渐热起来，直至令人难以忍受；车子被灼烤着，大家像在土耳其浴池里似的汗水淋淋。发动机的散热器开始冒烟，我们不得不预备满满一铁桶水，每隔一段时间浇它一次。

“证件在这儿，市长先生。青年人的年龄不合适，我对您说过。”

我们找了三四个区长和三四个副村长。那些小村落，有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村长全是些粗人，找他们要到小庄园去，他们在那儿耕田；或者到商店去，他们在那儿向居民们出售油和香烟。其中有一个村长，即苏纳木柏的村长，我们不得不到渠边把他摇醒，他喝醉了，正在那儿呼呼大睡。每到一处政府所在地，我就从汽车上下来，有时由巴斯库亚尔，有时由司机，有时由哈维尔陪着，去和村长交涉，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去的人越多，村长越害怕。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每次我在农民、渔夫或商人（下钦查的村长自称是“乡医”）脸上看到的总是不信任的神情，眼里流露出惊恐。其中只有两个人是断然拒绝的，一个是上拉兰的村长，那是个小老头，我一边跟他讲话，他一边把苜蓿包放在几匹骡背上。他对我讲，除了本村人，他不为任何人办理结婚。另一个是圣胡安·德亚纳克的村长，那是一个混血农民。一看到我们，他大吃一惊，以为我们是警察局的人，是为什么事来跟他算账的。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时，大动肝火：“不行，说破了天我也不干。白人到这个出自上帝之手的村子来结婚总会有什么不好的原因。”其他镇长、村长拒绝不办的借口都大同小异，最通常的借口是：登记册丢了，或者用完了，在钦查市下发新登记册前，本政府无法办理出生、死亡证明，也不能为任何人办理结婚。查文镇长对我们的回答最荒唐，他不能为我们办理结婚手续，因为没有时间，他要去杀死一条狐狸，这条狐狸每夜都要吃掉当地两三只小鸡。只有在新镇，差一点大功告成。镇长耐心地听了我们的讲述，同意为我们办理结婚事宜，说付五十英镑可以免发结婚通告。他根本不管我的年龄，像是相信了我们对他肯定的现在结婚的大多数不是二十一岁而是十八岁。我们站在架在两只大桶上充当办公桌的大木板前（这是一间土坯房，房顶有洞，可以看到天空），这时村长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证件。突然，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使他害怕了。我们跟他讲这并没有什么妨碍，外国人也是可以结婚的，并且答应再多给他一些钱。但毫无用处。“我不想冒险，”他说道，“小姐是玻利维亚人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戴阔边眼镜的瘦小秘书拖了几分钟才找到我们的出生证和胡利娅姨妈的离婚判决书。我们默默地等着，市长抽着烟，打着呵欠，不耐烦地看着表。秘书终于带着反感的神情一边查看一边把证件拿来，放在写字台上，打着官腔说：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回到钦查。我们热得要死，满身灰尘，垂头丧气。在城郊，胡利娅姨妈哭了。我把她抱在怀里，在耳边悄悄对她说不要这样，我爱她，即使跑遍秘鲁所有的村镇也要结婚。

“噢，那大概是在秘书手里，”市长嘟囔着说，显得有些不高兴，板着脸看着巴斯库亚尔喊道，“秘书！”

“我不是为我们不能结婚哭，”她眼泪汪汪地说，竭力露出笑脸，“而是因为这一切太可笑了。”

“看你醉成什么样子，表哥，竟把这事给忘了，”巴斯库亚尔笑了，声音里也带着醉意，“是你自己要我们把证件交给你的。”

到了饭店，我们要司机过一个钟头回来，以便到格罗西奥·普拉多去看看他朋友是否返回。

“在您手里，市长先生，”哈维尔以十分有教养的语气回答，“我和巴斯库亚尔星期五就交给您了，以便提前办理手续。您怎么不记得了？”

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感到饿，因此大家的午餐只是一份干酪三明治和可口可乐，是在柜台前站着吃的。随后便去休息。尽管前天夜里一夜未眠，今天上午又一次次地失败，我和胡利娅还是在飘荡着尘埃的微弱光亮中，在菱形花格床单上，感情炽热、兴致勃勃地相爱。从床上，我们看到太阳的余晖刚刚能透进来。高高的天窗玻璃上长满苔藓，使阳光变得淡薄而昏暗。我们没有起床去餐厅和我们的同谋会面，而是即刻进入了梦乡。这一觉睡得焦躁，惊恐，噩梦重重，每当我们本能地想互相寻找和抚摸时总是飞来横祸。后来，我们互相讲述了那些噩梦，知道两个人都在梦中看到了亲属。当我告诉胡利娅姨妈，在梦中，我有一会儿感到经历了彼得罗·卡玛乔最近的大灾难之一的时候，她笑了。

“好的，我们开始吧！”市长说，他的声音柔弱而颤抖，仿佛不听支配，刚到舌尖就停止了，“证件在哪儿？”

有人敲了几下门，我醒来了。室内漆黑一片，透过天窗的缝隙能看到电灯的几道光亮。我大声喊着说马上就来，一边摇晃着脑袋赶走睡意一边划着火柴看了看表，已是晚上七点钟。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似的，这一天又白白地丢掉了，更糟糕的是我已经没有钱继续去找村长了。我摸索着走到门边把门半打开。当我正要为了把我叫醒骂哈维尔的时候，却发现他满面喜色：

我们快活地慌忙从床上跳下来。胡利娅姨妈羞得满面绯红，整理着衣服。我像个孩子似的闭上眼睛，想着一些抽象可敬的东西——数字、三角形、圆圈、祖母、母亲——以便使自己冷静下来。在过道的盥洗室里，胡利娅姨妈和我先后梳理了一下，然后便一口气跑到市政府。秘书立刻把我们让进市长办公室。那房间很宽敞，墙上挂着秘鲁国徽，写字台上插满小旗，放着登记册，五六条木凳仿佛学校的课桌。金红色头发的市长刚刚洗过脸，头发还湿漉漉的，衣着非常齐整，从写字台后边彬彬有礼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既礼貌又庄重。哈维尔和巴斯库亚尔在写字台两边狡狯地向我们微笑着。

“一切都办好了，小巴尔加斯，”他说，骄傲得像只孔雀，“格罗西奥·普拉多村长将办理登记手续，准备结婚证。别再作孽了，快点，我们在汽车上等你们。”.

“一切都准备好了，情人们，”我们听到哈维尔的声音，“五分钟后，在市政府举行婚礼。那个蠢货在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