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刚果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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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某种灾害的受难者，领事先生，这种灾害叫奇科特，是一种比狮子和眼镜蛇更嗜血的猛兽。博马和马塔迪没有奇科特吗？”
旅程的第三天，在建有浸礼会联合会办的传教所的伯罗伯镇，他预先得知了一个期待中的消息。在一群浸礼会传教士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莉莉·德·艾勒医生，她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和蔼可亲。她的个子高高的，不知疲倦，生活俭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在刚果待了十四年，能讲好几种土著语言，还有效地领导着一家为土著人开设的医院。医院里挤满了病人，罗杰在躺着病人的吊床、木床和席子中间走着，特意向艾勒小姐询问为什么病人都伤在臀部、腿部和背部，后者宽容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不像在这里这么随便地使用。”
旅程的第二天，看到载着一筐筐橡胶的小轮船和驳船沿着刚果河下行到利奥波德维尔。整个旅程都是这幅景象，不时能远眺两岸枝叶间露出的电报杆和村落的屋顶。村民一见他们走近就逃进了森林。后来，罗杰想向某个镇子上的土著人提些问题，就先派一个翻译向村民说明，英国领事是一个人来的，没带比利时军官，想调查村民面临的问题和需求。
艾勒医生年轻时大概有一头红发，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白发苍苍，只有几绺红发从头巾中露出来。太阳晒黑了她瘦削的面孔、脖颈和臂膀，但是那双绿色的眼睛仍显得那么年轻、生动，闪烁着坚定的、信仰的光芒。
1903年，亨利·里德号于当年七月起锚。穿过斯坦利湖那广阔而平静的湖面时，他感动了：在法属刚果的对岸，瞭望几处沙质的陡崖，使他想起了多佛那些露出水面的白色礁石；长翅鹮鸟在阳光的照射下优雅而高傲地在湖面上飞翔。这美丽的景象持续了大半天而无改变。翻译、装卸工和砍刀手激动得不时地指点着泥泞里大象、河马、水牛和羚羊的足迹。他的斗牛犬约翰也因这次旅行而兴奋起来，在船上跑来跑去，还突然吠上几声。但是到了琼毕利，去捡柴时，约翰突然变了脾气，发起怒来，不知怎么搞的，几秒钟内就咬伤了一头猪猡、一只山羊以及浸礼教会联合会牧师的菜园看守人。罗杰只得送些礼物作为赔偿。
“如果您愿意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刚果人的手上和下体都缠着绷带，我可以向您解释，”莉莉·德·艾勒挑衅般地说道，“是因为治安队的士兵用砍刀割下或摧毁了他们的双手和生殖器。请别忘了把这种事写进您的报告。在欧洲谈到刚果时，这种事是不常被说起的。”
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后来对他说，那一切纯属偏见。是他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的所见所闻、他对利奥波德维尔的回忆搞乱了他的思维。另外，他的回忆不仅仅保留着对亨利·莫顿·斯坦利于1881年建立的这个城市的坏印象。一天早晨，他趁空气新鲜，走了很长一段路去码头，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黢黑的半裸小伙子身上，他们正一面唱着歌一面从驳船上卸货。二人看样子很年轻，身上的遮羞布掩藏不住臀部的轮廓。二人都很瘦，但富有弹性，以富有节奏的动作把一包包的货物卸下来，给人留下健康、和谐的美感。他欣赏了很久，很想把他们拍下来，以便将来回忆起来可以说初生的利奥波德维尔并不全都是丑恶肮脏的。可惜他当时没带照相机。
那天下午，通过翻译跟伯罗伯医院的伤者和病人交谈了几小时之后，罗杰吃不下饭。他觉得对传教所包括艾勒医生在内的牧师们有些失礼，因为他们特地为他做了烤鸡。他只得借口身体不适。他敢肯定，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一定会在主人的面前呕吐出来。
自六七年前罗杰上一次去利奥波德维尔以来，这个城市成长了许多。满城都是房屋、仓库、传教所、办公室、法院、海关，到处是视察员、法官、会计师、军官和士兵，也到处是神父和牧师。这新兴的城市一开始就让他感到讨厌，不是因为接待不周，相反，从总督到警察局，从他前去拜访的法官和视察员到他去访问的新教牧师和天主教传教士，都热诚地接待了他。所有人都主动向他提供他需要的报告，但正如他几个星期后所证实的那样，这些报告都是模棱两可、公然假造的。他感到某种敌对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弥漫在城市上空。相反，河对岸，与之相邻的法属刚果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却没有那么令人窒息，甚至令人感到愉快。他曾经去过两次，街道开阔而规整，人们心情开朗。在那里，没有利奥波德维尔那种暗中仇恨人民的气氛。在利奥波德维尔谈判、租用亨利·里德号的四个星期中，他倒是得到了许多报告，但是没有人愿意谈得深入，连好心人都对他藏着掖着，就连对自己也不愿多说，因为他们惧怕直面那恐怖的事实真相。
“如果您看到的事让您感到不适，那么最好还是别去见马萨德上尉，”传教所所长劝说道，“不过，怎么说呢，听听他的讲述，对强健的胃倒也是一次考验。”
在利奥波德维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调查不被当局破坏，他决定不使用官方提供的任何交通工具，而是在外事办的同意下，向美国浸礼会联合会租用了亨利·里德号及其全体船员。谈判进程缓慢，因为旅行需要贮藏木材和食物，他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逗留期就得延长，从6月6日延长到7月2日才起锚。沿河上行，乘自己的船旅行自由多了，想深入到何处就深入到何处，想在哪儿停泊就在哪儿停泊。这就使得他能够调查到在殖民体制下永远发现不了的事情。过去，他从来没有同当地非洲人有过这么多次的谈话，以前，非洲人只在确定他没和军人及比利时行政当局在一起之后，才敢向他凑近。
“先生们，我正是为此才到刚果河中游来的。”
政府的代理人、橡胶收购公司的职员和治安队的军官们的解释永远是一样的：营养不良损坏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所以黑人因睡眠症、天花、黄热病、感冒、肺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像苍蝇般地死去。流行病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尤其是睡眠症。据几年前的发现，那是由舌蝇造成的。舌蝇进攻血液和脑子，在病人四肢产生一种寄生虫，造成了嗜眠症，永远也治不好。旅程至此，罗杰·凯斯门特依然对刚果人口为何骤减有所疑问，但他不是在寻求答案，而是想确认一下他所听到的谎言是不是所有人不断重复的口号。他很清楚答案：使刚果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刚果人蒸发掉的灾难，是贪婪、残暴、橡胶、无人性的制度和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无情的剥削。
治安队的上尉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并不驻扎在伯罗伯，而在姆邦戈，那里有一支警卫队和一个训练场，用来把非洲人训练成治安队的士兵。他经常巡视旅行，在传教所附近搭有一顶野外帐篷。牧师们邀请他来跟领事谈一次话，同时提醒领事，这位军官的暴躁脾气是出了名的。土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麻陆麻陆”，在其邪恶的事迹中有一件事很突出，那就是他把三个不听话的非洲人串在一起，一枪就能同时击毙三个。最好不要招惹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那三个月零十天里，荒无人烟的景象——失去血色的人以及罗杰在十五六年前曾经到过、夜宿过或搞过贸易的村落与落脚点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在做噩梦。当年在这些地区，刚果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或是在内地，在隘口处，罗杰在传教士、官员、治安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土著人中搜集证词。他可以用林加拉语、基刚果语和斯瓦西里语或者通过翻译用当地的语言向土著人提问，可现在人们去哪儿了？记忆是不会欺骗他的。以前那些打量他、触摸他，然后围上来的兴奋的人，一群群的儿童、女人和男人仿佛就在眼前。男人都文着身，磨尖的牙齿都戴着小圆环，有时手持长矛，戴面具。这几年怎么一下子蒸发了？有些村落消失了，有的则只剩下一半人、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有些地方，罗杰还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就拿鲁科雷拉来说，1884年他第一次访问这个人口众多的村社时，有五千居民，而现在不到三百五十二人。大多数的村落因居民年老、生病而处于颓败的境地。因而，凯斯门特巡视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八十二个幸存者还有劳动能力。鲁科雷拉怎么会一下子就消失了四千多居民？
此人力壮如牛，个头不算高，方脸，光头，牙齿被尼古丁熏得黢黑，脸上总是带着冷笑。他的小眼睛有些细长，声音尖细如女人。牧师们准备了木薯做的甜食和芒果汁。牧师们不喝烈酒，但也不反对凯斯门特从亨利·里德号拿来一瓶白兰地和一瓶淡红葡萄酒。上尉庄重地向大家伸出了手，并给罗杰行了个巴洛克式的礼，称他“领事先生阁下”。几个人干杯，还点上了香烟。
从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第一段行程，罗杰看到的破败景象使他大吃一惊。他曾经夜宿过的村落如通巴以及散布在恩塞勒和恩多拉山谷的一些村落，以前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则差不多变成了沙漠。幽灵般的老人拖着双脚在飞扬的沙尘中踽踽而行，也有人蹲在树干旁闭着眼睛像是死去，要么昏昏欲睡。
“上尉先生。如果您允许，我想向您提个问题。”
这趟行程持续了三个月零十天。后来他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性格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刚果，对非洲，对人类，对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以及对生活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清醒、更加现实了。但那些经历也把他变成了一个习惯不幸的人。在他的余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好几次对自己说，还不如不到刚果河中上游去核实伦敦的某些教会和那位叫埃德蒙·D.莫列尔的记者对橡胶产区土著人遭受的不公平行为的指控。那位记者似乎要终其一生地批判利奥波尔多二世和刚果独立王国。
“您的法语真好，是在哪里学的，领事先生？”
罗杰于1903年6月5日从斯坦利修建、他本人年轻时也参与修建过的铁路坐车离开了马塔迪。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前那漫长的两天里，年轻时体育锻炼方面的一件事一直纠缠着他：他是第一个在恩基希河游泳的白人。恩基希河是商旅之路上曼延加与斯坦利湖之间最长的一条河。他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刚果河中下游的几条最小的河流如科威罗河、鲁贡谷河、姆波索河与伦萨迪河里游泳过，这些河里虽有鳄鱼，但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恩基希河很宽，将近百米，河水更是湍急，靠近瀑布处净是旋涡。当地的土著人提醒过他，在那里游泳太莽撞了，会被水流卷走，撞在石头上。果然，他胳膊划了不久就感到双腿被急流拽向旋涡中心。他竭力蹬腿，使劲划臂，但没能避免喝了几口水。他已筋疲力尽了，此时却被一个浪头卷向了岸边。他竭力抓住了几块岩石。爬上斜坡时，他已被撞得浑身都是伤痕，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小时候在英国学过，但主要还是在这里，在刚果学的。我在刚果生活了好几年，我想可能带有比利时口音。”
6
“您有多少问题就请问吧，”马萨德又啜了一口酒，“顺便说一句，您的白兰地太好了。”
为了打消这与日俱增的消沉，他只有想象抱着另一个裸露的身体在放满水的澡盆里用肥皂美美地洗个澡。
那四位牧师石头般静静的，一言不发。他们都是美国人，两个青年人，两个老年人。艾勒医生去了医院。天黑下来，听得到夜间昆虫的嗡嗡声。为了轰蚊子，点了个噼啪作响且不时冒烟的火堆。
他闭着眼，仰躺在破床上，又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如果这位前船长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自己会不会感觉好受一些呢？也许好，也许不好。那天晚上，在肯特郡的别墅里，他说：“在来刚果以前，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动物。”这话是什么意思？尽管罗杰并不完全明白，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那些所为、那些无为、在人类问题方面、在原罪问题上、在邪恶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至关重要的忧虑。罗杰很了解这一点，其实是刚果把他变得有人性了。如果有人性意味着能看清贪婪、吝啬、偏见、残暴所能达到的极致，那的确是道德败坏——对，这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是人类专有的。刚果向他展示了这些东西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使他睁开了眼，也使他跟那波兰人一样“失去了童贞”。于是他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岁到达非洲时也是个“童男”。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说，报纸上指控他在人类中是一个渣滓，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马萨德上尉，我要坦率地跟您说，”慢慢地，声音也不提高，“我在伯罗伯医院里看到了那些断手和被割下来的生殖器。我觉得那是不可接受的野蛮行径。”
回牢房的一路上，他都很伤心，还能再次看到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吗？对他来说，爱丽丝意味着许多东西，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怀有对爱尔兰的热爱：不容改变的热爱、最强烈的热爱、最固执的热爱、能使她憔悴的热爱、会为之牺牲的热爱。“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不停地说道。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给爱尔兰造成了多少痛苦和不公平啊！所以，为此高尚的事业去牺牲是值得的，但无疑是失败了。为了加速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把自身斗争与德国人联系起来，使得德国陆海军的进攻行为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起义配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功。他想阻止那次起义，却无能为力。现在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埃蒙·圣安特、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很多人都被枪决了。只有上帝知道那几百个同伴在监狱里会被关上多少年，也许一直关到腐烂。至少他是一个范例，放荡不羁的约瑟夫·普伦凯特曾在都柏林狠心地这样说。在刚果与利奥波尔多二世斗，在亚马孙地区与普图马约河畔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及橡胶商们斗，为这样的事业而斗争，他是献身的范例、爱国的范例、牺牲的范例。这是正义的事业，是孤身一人反对强者与霸者暴行的事业。诬蔑他是叛徒，是蜕化变质分子，就能抹杀这一切吗？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这要由上帝决定，很久以来就同情他的上帝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当然，当然是野蛮行径，”军官立刻表示同意，不过态度很勉强，“还有比这更糟的呢，那就是浪费：这些肢残的男人不能劳动了，至少活干得很糟，效率极低。我们搞得这里劳动力匮乏，这才是真正的犯罪。请把那些割手割生殖器的士兵带到我跟前，我要扒开他们背上的皮，让他们流干血管里的血。”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使你得救，罗杰。”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罗杰心想：“爱丽丝如此控制不住感情，大概是因为她确信请愿肯定会被拒绝。”
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对世上白痴们的水平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啜了一口白兰地，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罗杰向爱丽丝伸出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她竟张开了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法律或者什么规定允许你们残害土著人吗？”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对不起，打断你们，”看守转身对他们说道，“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而探视时间只允许十分钟，你们该告别了。”
马萨德上尉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一笑，方脸变成圆脸，还笑出了几个滑稽的酒窝。
“康拉德说，人类的道德败坏是在刚果浮出表面的，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黑暗的心》多次使我夜不成寐，我觉得他描写的不是刚果，不是现实，也不是历史，而是地狱。刚果不过是某些悲观的天主教徒表达残酷看法的借口。”
“法律或规定是绝对禁止的，”他两手一拍，好像空中有什么东西，接着肯定地说道，“那就请你让那些两只脚的畜生也懂得些法律或规定吧。您还不了解他们吗？既然您在刚果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了解他们。让鬣狗和扁虱懂得这些，都比教一个刚果人懂容易得多。”
“我想不怎么正确，”历史学家答道，“这本书出版时，我们在某个星期二争论了很久。说非洲把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人，不过是隐喻。你的那篇《关于刚果的报告》指出的刚好相反，是我们这些欧洲人把最坏的野蛮行为带去了那里。另外，你在非洲待了二十年，并没有变成野蛮人，甚至比以前更加文明。你离开英国时还相信殖民主义和帝国具有高尚的美德呢。”
上尉又笑了起来，但马上发了火，表情僵硬，细小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底下几乎消失：
“你读过《黑暗的心》吗？”罗杰问爱丽丝，“你认为他对人类的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吧，然后您就会明白，”他叹着气接下去说道，好像不得不先行解释一下比“地球是圆形的”这一点更显而易见的道理，“一切都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两手使劲地一拍，似乎想拍死空中那些带翅的敌人，说道：“治安队不能浪费弹药，我们不能允许士兵们把发给他们的子弹拿去射杀猴子、蛇和其他肮脏动物而浪费掉，他们就愿意生吃这些东西。有指示告知他们：弹药只能在军官的命令下用来自卫。但是这些黑人士兵不管怎么挨鞭打也不肯服从命令。为此，才有了这个规定。您懂了吗，领事先生？”
是什么对他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发现了某些村社里还在盛行食人的原始习性？在部落和贸易点还流行着用几个法郎就可以把奴隶买来买去的陋习？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对刚果人使用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手段？他不忍看见土著人的背部那累累的鞭痕？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白人鞭打一个黑人，直至全身都是纵横交织的伤痕？罗杰没有要他讲具体的事例，但毫无疑问，比利时国王号的船长在合同三年期满之后想辞职尽早回英国之前确实亲眼见证了那些可怖的事情。他还对罗杰讲了一件事：从斯坦利瀑布回到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时，他跟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个经理名叫卡米勒·德尔孔米讷，但他把他叫做“穿马甲戴帽子的野蛮人”。康拉德现在回到文明中去了，对他来说，也就是回到英国了。
“不，我没懂，上尉，”罗杰说道，“您说的是什么规定？”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曾想让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凯斯门特回忆道，“但很遗憾，对您在刚果河上游将要遇到的一切，我没能明确地提醒。”
“为了确保不会因打猎而浪费子弹，每次只要有人开错枪，就割掉他的手和生殖器。”
“是道德败坏，是这个国家渗入到各个方面的灵魂的堕落。”他好像被某种隐晦的幻觉吓呆了，以空洞而阴森的声音说道。
上尉又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白兰地，朝空中吐了口唾沫。
康拉德乘他所指挥的公司轮船比利时国王号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和斯坦利瀑布之间往来过一次。去基桑加尼的路上，前半程很不顺利，在金沙萨附近，毫无航行经验的独木舟划手被困在旋涡之中，康拉德差点儿溺水而亡。疟疾害得他躺在破床上不时地发烧，无力站起。就在那里，他得知前任比利时船长因与村落的一个土著人发生争执而被箭射死，另一位任职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官员因不明疾病死在旅途中——是康拉德送他到收割橡胶、猎取象牙的偏僻村落去的。但是，叫波兰人发怒的并不是惹他发疯的肉体上的不幸。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又发起火来，紧接着抱怨道，“因为这些肮脏的混蛋自有办法对付规定。他们是怎么对付的，您猜得出吗？”
“最糟还不只是原始森林，气候也有损健康。发烧烧得我将近两个星期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波兰人抱怨道，“连那可怕的疟疾搞得我拉血也不过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凯斯门特，真正糟糕的是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倒霉的国家里每日发生的可怕事情，随时随地都看得见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干的可怕行径。”
“猜不出。”
谈话是在罗杰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里进行的，仍然是在饭后。马塔迪的夜晚既无月光也无星光，但并没有下雨。昆虫的嗡嗡声催人欲睡，他们一面吸烟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几口。
“很简单，他们拿出从土著人身上割下的手和生殖器，让我们相信他们射死的是人，而实际上他们射死的是他们想吃的猴子、蛇和别的肮脏动物。为什么医院里都是没手没鸡鸡的可怜虫，您现在懂了吧？”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对您并不仁慈。别紧张，疟疾就是这样，哪怕烧退了，这病还是好不了。”
他停了很长一段时候，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白兰地。看样子他很伤心，甚至做出要哭的样子。
访问伦敦期间，他记得与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时，他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威灵顿俱乐部跟外事办的同事聚会，与康拉德不期而遇。当他向同事告别时，作家坚持请他留下来跟他喝杯白兰地。二人回忆起康拉德路过马塔迪六个月后回来时那副颓废的样子。罗杰那时仍在当地工作，负责仓储和运输，而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则一反半年前罗杰认识他时的样子，热情而又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的影子一点儿都不见了。他好像老了许多，显得心烦意乱，寄生虫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泻，体重轻了好几公斤。他痛苦、悲观，一心想尽早回到伦敦，找个真正的医生看看。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领事先生，”马萨德上尉痛苦地说道，“跟您说吧，不容易啊，这些黑兵不仅粗暴、野蛮，而且惯于造假、说谎、欺骗，毫无感情和原则，就连恐吓也打不开他们的智力。我敢肯定，治安队为了对付割下活人的手和生殖器而进行欺骗并继续使用国家发放的弹药打猎的人，惩罚是很严厉的。您还是来看看我们的哨所，证实一下吧，领事先生。”
饭后，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俩单独聊起来。作家在波尔多葡萄酒饮过二巡后对罗杰说，他为刚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称作“英国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这一夸奖把罗杰搞得满脸通红。对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对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尔进行的反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帮助如此之大的这个人，怎么会拒绝在只是请求免死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什么事情会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关系？
谈话一直持续到他们脚下噼啪作响的篝火熄灭，进行了几个小时。二人道别时，那四位浸礼会牧师早已去睡了。上尉和领事把白兰地和红葡萄酒喝光了，都有些醉意，但是罗杰·凯斯门特仍保持着清醒。几个月或几年后，他大概仍能详细地说出他听到的胡言乱语和招供，以及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在酒精作用下变得通红的方脸。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还同治安队的军官们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从这些人的口中听到了可怕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记忆中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作为刚果现实象征的，还是那天晚上同马萨德上尉的那次谈话。在谈话的某一刻，这位军官伤感起来，向罗杰承认他很想念他的妻子。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了，也很少收到她的信。她也许移情别恋，不爱他了。这不足为奇，许多军官和官员们都遇上过这种事。他们在此为比利时效劳，为国王陛下效劳，被病痛折磨，被毒蛇咬噬，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谈不上，最后客死他乡，葬身于这座地狱。为了什么？为了那少得可怜、根本积蓄不起来的薪水。有人会感谢他们为比利时付出的牺牲吗？相反，在宗主国，对这些“殖民者”存在着顽固的偏见，从殖民地回来的军官和官员受到歧视，无人理睬，好像他们与野人打交道多了，也变成了野人。
“凯斯门特，您应该是那部书的合作者，”康拉德拍着他的肩说道，“没有您的帮助，我根本写不出来。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刚果独立王国，也看清了人类的残暴。”
当皮埃尔·马萨德上尉把话题引向性的问题上时，罗杰从心底感到不舒服，想告辞。但是上尉已经完全醉了，为了不惹他生气，不跟他吵架，罗杰留了下来。他一面忍着恶心听他讲话，一面想，自己到伯罗伯来不是充当法官，而是来搞调查、搜集材料的。他的材料越确实、越完整，对斗争的贡献就越有成效，而这斗争正是为了反对把在刚果进行的恶劣行径制度化。上尉很同情那些幻想能把可怜的土著人训练成士兵而从比利时赶来的年轻中尉和军士，他们的性生活怎么办呢？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女友、妻子和情人抛在欧洲，可到了这儿又能如何呢？在被上帝之手抛弃的荒野里，连称得上妓女的人都没有，只有几个令人恶心、浑身都是虱子的黑种女人，只能在喝得烂醉的时候去睡她们，还要冒着染上毛虱、淋病或下疳的风险。就拿他来说，倒是费了好大的劲，但仍没干成，而在欧洲，他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从来没失败过。我皮埃尔·马萨德竟然在床上失败了。连吹箫也不起作用，黑种女人有把牙齿磨尖的习惯，不小心咬你一口，就把你阉了。
后来，在罗杰去伦敦的旅途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通了几封信。1903年，相识十三年后的那年六月，当时在英国的凯斯门特接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时他已叫这个名字，并且成了一位有声望的作家）的请帖，邀请他到肯特郡本特农庄的西塞别墅度周末。在那里，作家和妻儿过着俭朴而和谐的生活。罗杰保留着与作家一起度过的那两天的温馨回忆。那时作家已有了几丝银发，胡子浓密，人发胖了，言谈之间也有了知识分子那股傲慢劲。不过他对待罗杰还是热情洋溢的。罗杰刚读完他的那部描写刚果的小说《黑暗的心》，那是对发生在刚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写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贺，康拉德用手势打断了他：
他把手放在裆上，做出淫荡的表情，放声大笑。趁马萨德大谈特谈的时候，罗杰站了起来：“上尉，我该走了。明天一早就得出发，想早点儿去睡。”
他们在马塔迪周边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维维，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连瓦砾都不剩一块。他们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据传四个世纪前，利文斯顿瀑布和“魔鬼大锅”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前进。在吕福迪平原，罗杰向年轻的波兰人介绍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后来在一次火灾中毁掉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二人进行了长谈，谈及很多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康拉德刚刚踏上而罗杰已经待了六年的新生刚果独立王国里的事情。与罗杰交好数天后，这位波兰海员产生了一个与刚来此地工作时不一样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发前往克里斯塔尔山脉，临行时对罗杰说道：“我失去了童贞。”他就是这么说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断然说道：“凯斯门特，在利奥波尔多二世身上，在刚果独立王国问题上，甚至在生活问题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贞。”他又说了一遍，夸大地说：“我失去了童贞。”
上尉机械地握了握他的手，但还在说话，也没站起来，不过声音弱了下来，眼神也涣散了。罗杰渐渐走远，但仍能听到他在背后嘟嘟囔囔地说，选择军事专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让他以自己的余生付出代价。
这番回忆使罗杰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湿热的夏天开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着专叮外国人皮肤的苍蝇的骚扰。一艘英国商船的年轻船长来到了马塔迪，船长三十岁左右，宽额，黑须，体格健壮，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波兰人，加入英国籍没几年，因受雇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为一艘小轮船的船长来到此地。这艘轮船负责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与遥远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线之间运送商品和商人。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充满了幻想与计算。他来到刚果，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话。利奥波尔多二世正是利用这些神话把自己包装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刚果人从奴隶制度、异教束缚和其他野蛮习惯中解救出来的仁慈君主。这个波兰人尽管有着在亚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丰富经验，但他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短板赋予他某种天真无邪的气息，这立刻吸引了罗杰。好感是相互的，从结识的那一天起，直到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带领三十个装卸工沿着商旅之路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出发赴任比利时国王号船长一职前的三个星期里，他们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亨利·里德号起锚朝鲁科雷拉驶去。在那里，他逗留了三天，没早没晚地找各种人谈话：官员、殖民者、监工、土著人等。接着又到了伊科科，深入曼通巴湖。在湖的附近，他找到了那片被称作“王室领地”的广阔土地，围绕着这片土地，经营着主要的私人橡胶公司：鲁朗加公司、阿比尔公司、刚果贸易公司等。这些公司在整个地区拥有大片的租地。罗杰访问了几十个村落，其中有些位于曼通巴湖边，有的则在腹地。为了去这些腹地的村落，必须用木桨或竹竿划着小型独木舟或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由土著人用砍刀开路、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有几次还不得不在水淹至腰的湖泊和散发着臭味的沼泽地里顶着成群的蚊虫和无声的蝙蝠影子涉水而行。在这几个星期里，他扛住了疲乏、大自然制造的困难和恶劣的气候，火热的精神状态仿佛着了魔法，他丝毫没有气馁，虽然每天、每刻好像都在陷入苦难和恶劣的地层之中。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地狱是不是就是这样？他没有看过那本书。那几天，他发誓一到手就看。
“现在也没人能听懂，”爱丽丝笑了，“还是用他那吓人的口音讲英语，像是在‘嚼卵石’，这是萧伯纳说的。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文笔确实很精彩。”
在他这次旅途中，当地土著一见亨利·里德号来了，以为船上载有士兵，撒腿就跑；但很快就出来与他相见并派出使者，邀请他参观村子。在土著传说中，英国领事视察本地区是来听取申诉和需求的。于是土著人带着证据来找他，诉说着一个比一个更加悲惨的经历，他们以为罗杰有权力在刚果驱邪匡正。罗杰根本没什么权力，他只能把这些非正义行为和罪行向上呈报，然后由英国及其盟国去要求比利时政府结束这些暴行，惩办虐待者和罪犯。这才是他能够做到的。但无论怎么对土著人解释都没用，他们不明白吗？肯定地说，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他们急着要说话，要诉说突然而至的灾难，所以并不留意听他的解释。他们绝望地、愤怒地、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有时都哽住了。翻译不得不打断他们，求他们讲慢点儿，好让他翻译得好一点。
“确切地说，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刚果认识的，”罗杰答道，“那时他还不是作家，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没错，那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他送了我一本，还签了名。我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没发表过什么了。他是海员，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英语，他的波兰口音很重。”
罗杰一边听，一边记下来，然后整晚整晚地在卡片和本子上一字不漏地整理所听到的一切，几乎顾不上吃东西。他生怕那些草稿纸片可能丢失，简直不知该采取何种谨慎的措施、该藏在什么地方才好。最后他决定带着它们一起走，让一名装卸工扛着，并命令装卸工和他寸步不离。
“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吗？”爱丽丝问道，像在猜测他在想什么。
他几乎不敢睡觉，困得精疲力尽，直做噩梦。从害怕到恐惧，从可怖的幻觉到真正的悲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动力：家庭、朋友、理想、国家、感情和工作。他从未曾像此时这样想念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沃德对一切生命存在的表象有着富于感染力的热情，他生性快乐，任何事、任何人都破坏不了他的乐观情绪。
他的签名也许对请愿的成败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内心来讲，罗杰很在乎。在监狱里，在因绝望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中，如果一个有威望的人、一个这么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难时刻支持他，签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谊的信，送达了他的手里，那是多么好啊。
旅行结束，他写出报告便离开了刚果，在非洲的二十年也成回忆。罗杰·凯斯门特多次对自己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行径，如果用一个词道出其根源，那就是贪婪，对黑色金子的贪婪。这种遍布刚果森林的黑金成了人民的不幸，这一财富成了落在这不幸人民头上的诅咒。事情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这些不幸的人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花三个月零十天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想，如果不早日耗尽橡胶，那么被耗尽的将是刚果人。殖民制度本身正在成百成千地消灭他们。
“当然，那当然。”罗杰同意道。
在那几个星期里，各种回忆像洗乱了的纸牌混杂在一起。要是不详细地把日期、地点、证据和批注记录在本子上，他的记忆就会乱得一塌糊涂。在那令人眩晕的混乱中，他只要一闭上眼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仿佛被毒蛇撕咬过的背部、臀部和腿部上紫红色的疤痕，还有儿童的残肢、被割下臂膀的老人、骷髅般忧郁的脸孔就不断地浮现，又不断地消失，尤其是那些面孔，仿佛被抽掉了脂肪和肌肉，只剩下一层皮，毫无生气，完全是一副骷髅。那僵硬的神情，或者说那僵硬的神情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境遇导致的无限惊愕。罗杰·凯斯门特带着笔记本、铅笔和照相机到过的所有村落和小村子都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康拉德不签名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历史学家说道，“他对阿斯奎斯政府的政治影响等于零。”
一开始，一切都很简单明了，给每个村落规定明确的义务：每星期或每十五天要交纳一定的食物（木薯、家禽、羚羊肉、野猪肉、山羊肉或鸭肉），供治安队哨所和开辟道路、立电报杆、修建码头仓库的小工们食用。此外，各村落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橡胶，橡胶收割后要盛在土著人自己用藤编织的大筐中送去。对未完成这些义务的惩罚是各种各样的：对交纳食物和橡胶不足量的处以鞭刑，不少于二十下，有时甚至五十下或一百下。许多受到惩罚的人会大量出血或死去；少数土著人得以逃命，却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妻子就会作为人质被关在“人质之家”。治安队的每个哨所都建有“人质之家”，在那里，逃跑者的妻子们要受到鞭打，不准吃、不准喝，有时还要受到刁钻的折磨：强迫她们吃下自己的或看守们的粪便。
凯斯门特点头同意。他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事最好不知道。没有这个人的签名让他很难过，上次从加万·达夫律师处得知埃德蒙·D.莫列尔不愿意在减刑请愿书上签名令他感到同样的难过。竟然是他的朋友、斗牛犬一样的兄弟、为刚果土著利益而斗争的战友拒绝签名，还说在战争期间要对祖国忠诚。
连掌权的殖民者都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不管是私人公司还是国王的产业都一样。在所有的地方，制度都遭到执行者——士兵和军官——的破坏，甚至被搞得更糟，因为在每个村落，军人和政府代理人都随意增加定额，然后拿余下的食物和橡胶去做小生意。
“我亲自给他写过信，请他签名，”她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滑来滑去。也许因为刚被承认为英国公民，自认为还不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波兰人，他既恨德国也恨俄国，这两个国家让他的国家消亡了几个世纪。谁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却是个假正经的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在罗杰访问的所有村落，酋长们的怨言都是一样的：如果男人们都去收割橡胶，又怎能去打猎、种木薯、搞其他食物来养活当局人物——头头们、卫兵们和小工们呢？此外，橡胶树被割尽，这就迫使收割者越来越深入到陌生的、危险的地区，许多人在那里受到豹子、狮子和毒蛇的攻击。所以，不管多么努力，都完成不了所规定的份额。
爱丽丝摇了摇头。
1903年9月1日，罗杰·凯斯门特满三十九岁那天，他正在罗波里河上航行。他在头天晚上离开位于邦甘丹加山腰上小山冈的伊西伊苏罗小镇。他生日的这一天在他的记忆中将永远无法磨灭，仿佛是上帝，也许是魔鬼，让他在这一天见证人类的残暴是没有底线的，在发明折磨他人的刑罚手段方面总是能够走得更远。
“我有个问题，昨天就想问格特鲁德，但没敢问，”罗杰说道，“康拉德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吗？我的律师和格特鲁德都没提起他的名字。”
黎明时分，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暴雨，但没下，整个上午的空气中都充满了电。神父到达那个临时建起来的码头时，罗杰正准备吃早点。在亨利·里德号船尾系缆处，来了一位修士，科基拉维尔天主教西多会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于托特神父。他又高又瘦，像格列柯画中的人物，长长的灰白胡须，双眼中翻滚着愤怒、害怕或恐惧的神色，也许三者都有。
罗杰终于说出了想说而又因腼腆未能说出的感受。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就敬仰并热爱这位历史学家兼作家，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关于爱尔兰和盖尔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书籍与文章帮助凯斯门特获得了“凯尔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极大的毅力追求这种自豪感，有时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为刚果改革协会向爱丽丝求助而结识她的，那个协会是他与埃德蒙·D.莫列尔创办的。那时，这些火气很旺的朋友已经开始向利奥波尔多二世及其诡计多端的设计——刚果独立王国展开公开的斗争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在揭发其对刚果的残暴行为方面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动员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这一阵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爱丽丝成了罗杰精神上的庇护者和导师，他只要在伦敦，每个星期都要去参加爱丽丝家的沙龙。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有教授、报人、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一般说来，这些人跟她一样，都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都主张爱尔兰自治，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位于格罗夫纳路寓所的高雅沙龙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爱丽丝一直保存着亡夫——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图书。在那里，罗杰认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亚瑟·柯南·道尔爵士、萧伯纳、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约翰·高尔斯华绥、肯尼斯·格雷厄姆和许多别的受欢迎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