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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先生,我知道您为什么来这儿,”神父向罗杰·凯斯门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用因急切而显得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我请求您跟我到瓦拉村走一趟,只有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您应该去亲眼看一看。”

“亲爱的爱丽丝,这还得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谊、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养。每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聚会,和杰出的人在一起,气氛是那么令人愉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对你说,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热爱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师,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他说话时仿佛因患疟疾而发寒热,直哆嗦。

“盖尔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说道,“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学会。亲爱的,你的生活已经够动荡了。不过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爱尔兰人像你这样为爱尔兰出力。”

“很好,”凯斯门特同意道,“不过,请您坐下,我们先喝杯咖啡,吃点儿东西。”

她点点头,想笑但没笑出来。

神父吃着早点,向领事解释说,科基拉维尔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人得到教团的允许,可以打破不准离开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许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当地人。“在这片别西卜似乎要战胜上帝的土地上,当地土著人太需要帮助了。”

“爱丽丝,有件事你知道吗?我希望减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给我减刑,那么我尚未学会爱尔兰语就死了;如果给我减刑,我就会埋头学习。我答应你,在这间探视室里,我们很快能用盖尔语交谈了。”

修士不仅声音在发抖,眼、手和精神都在发抖,还不停地眨着眼。他身穿一件粗布长袍,又脏又湿,满是泥泞和抓痕的双脚上穿着系带凉鞋。于托特神父来刚果已有十年。八年前,他不时地走访村落,曾登上邦甘丹加山的顶峰,在近处遇到了一头豹子,但豹子并没朝他扑来,而是摇着尾巴离开了小径。神父能讲土著人的语言,赢得了当地人尤其是瓦拉村土著人的信任。“这些殉道者啊!”

某些问题一下子涌上罗杰的脑海:在死伤者和被捕者中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干吗要打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呢?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苦恼。

二人上了路,走在一条两旁都是高大树木的狭窄小径上,不时遇到小溪挡路。在路上,还能听到看不见的鸟儿在歌唱,有时一群鹦鹉叽喳鸣叫着飞过头顶。罗杰注意到神父在树林中走得很轻快,不磕不绊,像是长期在草丛里走路,有经验。一路上,于托特神父向他诉说着瓦拉村所发生的事,虽说是个村子,但其实很小,根本交不出最近规定上缴的食物、橡胶和木材的定额,也拿不出当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科基拉维尔驻军派出了由当维勒中尉带领的三十名士兵组成的治安小分队。人们看到小分队逼近,就逃进了山里。小分队的翻译找到了他们,劝说他们回去,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维勒中尉解释了新的规定,要同他们做生意。酋长于是命令大家回去了。但是当人们刚回去,小分队就扑了上来,男男女女都被绑在树上遭受鞭打。一名孕妇想走远一点儿去小便,一个士兵以为她要逃跑,一枪打死了她。还有十名妇女被关进了科基拉维尔的“人质之家”。当维勒中尉限定他们一星期之内必须交齐所欠定额,否则就杀掉这十名妇女,烧掉村子。

“看样子,处决已经中止了,”她对看守的背部扫了一眼,低声说道,“有大约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关押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关押在遍及英国的监狱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妇女。有几个协会在帮助我们,好几位律师提出愿意免费代理你的案件。”

事情发生后没几天,于托特神父来到了瓦拉村,看到了一幅残酷的景象:为了交足所欠定额,村子里的家庭卖掉了子女,有两个男人还卖掉了妻子——行商们背着当局买下来去做奴隶生意。特拉帕修道院的这位神父认为,被卖掉的儿童和妇女至少有八个,也许还有更多。当地土著人被吓坏了:为了交足定额,不得不派人去购买橡胶和食物,还不知道卖儿卖妻得来的钱够不够。

无情的镇压还在继续?罗杰竭力不去想象那些处决、那些死亡的景象与发生在那个星期的悲剧事件。但爱丽丝大概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了解起义的情况。

“您相信世上会有这种事吗,领事先生?”

“还可以,罗杰。他们拿走了很多文件、个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们能还给我,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嘛,”爱丽丝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与爱尔兰那边的人所遭的罪比起来,我这点儿事不算什么。”

“是的,神父先生,人们跟我讲的这些卑劣、骇人听闻的事,我现在相信了。如果说我在刚果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这世上没有比人类更嗜血的兽类。”

“据我所知,圣周起义的时候,伦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罗杰说道,“可怜的爱丽丝,他们对你很坏吗?”

“我在瓦拉村从未看到有人哭。”罗杰·凯斯门特后来想。他也从未听到有人抱怨,村子里居住的仿佛都是木头人。在空地上,在那三十间以木条搭建、棕榈叶铺顶的尖顶茅屋中间荡来荡去的都是些幽灵,他们的精神已然崩溃,不知往何处去,也忘掉了自己是什么人、正处在什么地方。整个村子仿佛遭到了诅咒,居民都变成了幽灵,但是这些幽灵的背部、臀部布满了新鲜的伤疤,有的上面仍带有血迹,伤口好像仍没有愈合。

这次,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没待在探视室里,只有一名年轻谨慎的看守背对着他们,透过门栏看向走廊,装作对罗杰和历史学家的谈话不感兴趣。“要是本顿维尔监狱的狱卒都像今天这样照顾人,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罗杰想道。他想起自己还没问爱丽丝关于都柏林的事。

因于托特神父能流利地讲部落的语言,在他的帮助下,罗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询问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倾听他们陈诉他曾多次听过和即将听到的苦难。在瓦拉村,他感到很惊奇,这些可怜人没有一个对这件事表示不满:这些外来人有什么权利来侵略他们、剥削他们并虐待他们?他们只发觉了眼前的不公,那就是定额。这太过分了,没有人能搞到这么多的橡胶、这么多的食物,派出这么多的劳力。就连对遭受鞭打和“人质”问题,他们都没有过怨言。他们只求降低一点儿定额,让他们能交上,以博得当局对瓦拉人的满意。

“我当然认为有可能!”爱丽丝大声、肯定地说道,但凯斯门特认为这只是怜悯的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对我说,内阁会对此作出一致决定。只要有一位部长反对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样子,你的外事办老上司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反对的。罗杰,不要灰心。”

罗杰当晚在村里过夜,第二天带着写满证词和批注的本子向于托特神父告别。他决定变更事先计划好的行程。回到曼通巴湖,他登上亨利·里德号向科基拉维尔驶去。这座镇子很大,土铺的街道不太整齐,住户分散在棕榈树和小块耕地之间。罗杰一下船就去治安队驻地,那是一座面积很大的粗质建筑物,围以黄色木桩。

“不太知道,”凯斯门特的脸色很难看,说道,“外面的消息传不到这里,狱卒也受命不准跟我说话,除了典狱长,但那只是为了侮辱我。你认为还有可能吗,爱丽丝?”

当维勒中尉出差了,不过该地区治安队所属驻军的站点负责军人马塞尔·瑞诺上尉接待了他。上尉四十多岁,又高又瘦,肌肉发达,皮肤被太阳晒得黑亮,灰发剃得精光,脖子上挂着圣母勋章,前臂文着一只小动物。他把罗杰让到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面小旗子和穿着军服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照片。上尉给罗杰倒上一杯咖啡,请他坐在堆满本子、量尺、地图和铅笔的小办公桌对面的破椅子上,罗杰每动一下,椅子就差点儿散架。因为父亲在英国做生意,上尉的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讲得一口好英语。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五年前自愿来到刚果。“是为了自己,领事先生。”

“内阁星期四才开会,”她说道,“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你的案子将被列入首项议程,罗杰。从宽的请愿书已经有近五十人签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政治家。约翰·德沃伊向我们保证,美国总统给英国政府的电报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我是说,抵制报纸上的卑鄙宣传。你知道了吗?”

他就要被擢升了,快回到宗主国了。他严肃地、表面专注地听着罗杰,一次也没打断,表情庄重,对任何细节都冷静面对,不露声色。罗杰的陈述准确而详细,描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很清楚:背部和臀部被鞭打者为补足所欠定额而卖儿卖女者的证词,诸如此类。他解释说,陛下的政府将收到关于暴行的报告。此外,他认为他应该以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名义对治安队犯下的诸如在瓦拉村那样的残暴行径提出更实际的抗议,作为把那个村落变成地狱这一恶行的目击者。罗杰讲完,瑞诺上尉仍然面不改色,沉默了许久,等着罗杰继续。最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道:

“好,好,”罗杰急切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做得太多了,还没有消息吗?”

“领事先生,您无疑是知道的,我们,我是说治安队,并不发布法律,我们只让人遵守法律。”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一些糖果和几件衣服,但是被门卫没收了,”爱丽丝无可奈何地说道,“真遗憾。你还好吗?”

他以明亮的目光直视罗杰,一点没有流露出厌烦和恼怒。

“真高兴,亲爱的爱丽丝,真高兴见到你,”罗杰·凯斯门特抓住她的双手,不停地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上尉,我了解刚果独立王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但是没有一条授权你们肢解土著人、鞭打他们直至出血、把妇女作为人质以防丈夫逃跑、对村落进行敲诈勒索,以致母亲们不得不卖掉子女来交纳你们所要求的食物和橡胶定额。”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着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从不外露。但是罗杰很了解,她是极易受感动的。他可以听出她掩饰不住的、轻微发颤的声音,鼻翼的快速翕动总好像在表明她在担心着什么。她已近七十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脸上的皱纹并没有盖住她那长有雀斑的红润面色,也没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锐利光芒。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穿着浅色外套、薄衬衣和高跟皮靴,显得既优雅,又俭朴。

“我们?”瑞诺上尉夸张地表示惊奇,不停地摇头,他一动,文在手臂上的动物也在动,“我们没向任何人要求过任何东西。我们只接受命令、执行命令,就是这样。治安队并不规定定额,凯斯门特先生。规定定额的是政府当局和获得特许权的公司经理,我们不过是某项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我们从未参与制定这项政策,也从来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情况也许会好些。”

“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是到这儿来。”爱丽丝向他伸出手表示问候,说:“我还以为永远来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这儿了?”

他停了下来,好像走神了一会儿。透过装有金属网的大窗子,罗杰看见一块没种树木的方形空地,一队非洲士兵正在列队走步,他们穿着粗斜纹布的裤子,赤祼上身,光着脚,在一名准尉的口令下改变着行进方向。这名准尉倒是穿着靴子、军装衬衣,戴着法式军帽。

5

“我要进行一次调查,如果当维勒中尉强行征税或支持这种做法,将会受到惩罚,”上尉说道,“当然,当兵的如果滥用鞭刑,也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承诺。要改变这一制度,不是军人的任务,而是律师与政治家的任务、最高机关的任务。这一点,我想您是了解的。”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结束了同威廉·霍尔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英国。

他的声音中突然出现一丝沮丧的意味: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他没有这种体会。此时,1902年,即三年后,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烧退了,体重轻了许多。虽然由于体虚,不时地有些眩晕,但已经重新开始驻博马领事的工作。他拜访总督和其他当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桥牌。正值雨季,雨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当然最希望改变这个制度。我对这里发生的事也很恼火。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违反我的原则,”他摸了摸脖子上挂的勋章,“和我的信仰。我很相信天主教。在欧洲,我力争对我的信仰始终如一,而在刚果就不可能做到,领事先生。这就是悲哀的现实,所以我很愿意回比利时。我敢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踏上非洲这块土地。”

尽管对本特利夫妇怀有好感,也知道他们愿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罗杰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贡贝·鲁特特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工作是体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拥有那份激励着西奥多·霍尔特和本特利夫妇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时,工作才有意义。尽管如此,他参加讲评《圣经》、上教义课、举行周日仪式时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的。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有点儿模糊,不否认上帝这个首要的存在,却不为所动。在教会里,他孤身一人时没法感到舒适,与其他信教者和谐相处也不过是作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马塔迪与西奥多·霍尔特的那次谈话中,他曾试图解释清楚,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前海军军官安慰他说:“罗杰,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骤的,先是忧虑、不安,然后推动你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里。你等着吧,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

瑞诺上尉从桌旁站了起来,走到一扇窗前,背对领事,看着那些新兵不合拍的走步和歪歪扭扭的队形,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管管传教所的收支账目,这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什么都干,从为传教所周围那一小块空地清扫落叶、拔除杂草(这是为了争夺和保持空地而与生长着的杂草所做的斗争)到出去猎杀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钱豹。他负责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运输,把病人、各种日用品和工人运出运进。他也监督传教所商店的运转,在这些商店周围的土著人可以买卖商品,主要是进行物物交换,比利时法郎和英镑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妇总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和大手大脚,因为罗杰认为价格太高,总想降价,哪怕削减了传教所那刚够预算的微薄收入。

“如果是这样,您完全可以做点儿什么来消灭这些罪行,”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我们欧洲人不正是为此才来到非洲的吗?”

罗杰在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工作只限于次年的一月至三月,虽然短暂,但很紧张,并使他从一段时间以来的疑惑中走出来。他每月只挣十镑工资,只够吃饭,但看到威廉·霍尔曼·本特利夫妇在传教所里从早到晚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传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医疗站、接种牛痘处、学校、商店、消遣和咨询中心,他又觉得殖民冒险不是那么残酷了,而是合理的并能传播文明的。当他看到在这对夫妇周围出现了一个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村社的衣着、每日在礼拜仪式上练习的合唱曲、他们的扫盲班及教义课,似乎逐渐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后面,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啊!是吗?”瑞诺上尉回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领事发觉这位军官的脸色有些发白,“我们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我知道,是给他们带来文明、基督教和自由贸易。您还相信这些吗,凯斯门特先生??”

“这可真是上帝设下的计谋,”他大声说道,“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的本特利夫妇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帮我们搞搞会计。您现在竟然问我了,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这是上帝为了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要绝望而设下的计谋。”

“不相信了,”罗杰·凯斯门特立即答道,“我以前相信,对,全心全意地相信,那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天真地相信了好多年,什么欧洲到非洲来是为了拯救生命和灵魂,是对野蛮人施以教化。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天亮时,罗杰·凯斯门特提问:像他这样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礼会教堂位于刚果河中下游的某间传教所找个工作?西奥多·霍尔特嘻嘻笑了:

瑞诺上尉的表情变了。罗杰看出这位军官的脸色突然变得更富有人性了,看着罗杰的神色也带有类似看待白痴般的好感。

西奥多·霍尔特静静地听年轻的凯斯门特痛苦的宣泄。在罗杰讲话的时候,霍尔特对听到的似乎并不觉得惊奇,相反,他承认,几年来他也被同样的疑惑折磨过。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文明”确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残酷吗?他们的卫生水平、迷信、关于健康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使得他们像苍蝇那样死去吗?那苟延残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种悲剧吗?为了让他们走出原始状态,为了让他们摒弃某些野蛮的习俗(如许多村社把儿童和病人当作牺牲品、互相残杀,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为),欧洲有许多东西可以带给他们。此外,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确实也拥来了许多坏人,也许是欧洲最坏的坏人。难道没有办法制止吗?旧大陆必须给他们送来好事物,但不是灵魂肮脏的商人们的贪婪,而是科学、法律、教育、人类天赋的权利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能再落后下去了,不是吗?无须再问殖民地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无须再问如果没有欧洲人,刚果人的命运是不是更好些。当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候,再浪费时间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纳入正规,把走弯的路纠正,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导吗?

“我要补偿我年轻时的罪孽,上尉,为此,我来到了科基拉维尔;为此,我要以所谓文明的名义把在这里犯下的罪行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铁路上工作尚不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到恩贡贝·鲁特特的本特利传教士夫妇领导的浸礼会传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谈话之后突然决定的。在马塔迪殖民者居住区的一间屋子里,那次谈话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谈话的对象是路过该地的一个叫西奥多·霍尔特的人,此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军官。他离开英国海军,专程来刚果做了浸礼会传教士。自从利文斯顿医生来到非洲大陆进行考察,传播福音的时代就到来了。他们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贡贝·鲁特特建立了传教所,此时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灵顿建立了。西奥多·霍尔特作为这几间传教所的巡视员,总是在几间传教所之间旅行,帮助牧师们考察如何开办新的传教所。那次谈话留给罗杰·凯斯门特的印象,他终生记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疟疾的康复期,连细节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听西奥多·霍尔特讲话,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职业军官,曾经作为海员参加过英国海军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他不太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岁,外貌文雅,举止很有教养。在马塔迪谈话的那个静谧晚上,没有下雨,无云的天空点缀着繁星,河面上反射出点点星光,不时吹过的暖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凯斯门特和霍尔特躺在两张老旧的吊床上,开始了饭后闲聊。起初,罗杰以为吃完晚饭只要聊上几分钟,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后就会睡去。然而,聊天开始不久,有些事让他心跳不止,比平时快很多。霍尔特牧师那柔和而火热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诱导他谈起了从未跟同事,更不用说跟上司们提及的,只是偶尔同赫伯特·沃德才说过的话题:忧虑、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这些感受作为不祥的预兆埋藏于内心。那一切有什么意义?欧洲人在非洲的冒险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所写、所认为的那样吗?真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传播福音给非洲送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吗?在讨伐性的远征中,治安队那些抢光一切的野兽难道可以被称作传播文明的人吗?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员和冒险家)中,有几个尊重过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类?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吗?真相是,在非洲的这几年里,他只遇到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没有灵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无内疚地加以欺骗、剥削、鞭打甚至杀死的动物。

“我祝您成功,领事先生,”瑞诺上尉面带嘲讽的微笑说道,“不过,要是您允许我说话坦率,我恐怕您不会成功。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这个制度的。太晚了。”

去土著部落做这样的公事,罗杰心里很不舒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起初,他很乐意做这种公事,因为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解一些土著风俗、习惯、语言、衣饰、食物、歌舞、宗教仪式等。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滞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当的,但夹杂着残忍的习俗,譬如:在某些部落里,把孪生子女杀掉用来祭祀;杀死无数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为主人殉葬;还有,某些部落间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对这些部落既害怕,又厌憎。谈判过后,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觉得是在对另一时代的人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竭力想搞懂这种感觉,却毫无办法。因此,尽管他小心翼翼地设法减少合同中的过分规定,却总觉得那是违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则的无良行为。

“要是您不介意,我想参观一下监狱和‘人质之家’,那里关着从瓦拉村掠来的妇女。”罗杰突然改变了话题,说道。

在斯坦利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罗杰多次负责与当地村社谈判,让他们交出土著人。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才能,能够用基刚果语和林加拉语——后来还能用斯瓦西里语进行沟通,尽管也有译员从旁协助。土著人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本地话,不信任感就减弱了。罗杰和气、耐心的举止和尊敬的态度,外加他带去的礼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欢的玻璃珠,使得对话容易起来,因而他常常能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劳力带回营地,让他们清除山上的枯枝败叶,干些装卸的活。罗杰也以“黑人的朋友”闻名。对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治安队的一些军官却表示轻蔑。

“您随便看什么都可以,”军官同意道,“这就是您自己的家。对了,请允许我再次提醒您,刚果独立王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不过使它运转起来罢了,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它的牺牲品。”

有时,看到招募者来了,正值干活年龄的男人就躲进草丛,于是惩罚性的武力招募开始了。他们还把女人们关进所谓的“人质之家”,迫使丈夫们不敢逃跑。

监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棚子,没有窗,只有一个入口,由两名持枪的土著士兵看守着。里面关着十二个人,有的很老,半裸着躺在地上;有两个被绑在钉入墙上的环里。罗杰边走边看,这些沉默的骷髅无精打采、面无表情地望着他走来走去。最令他反感的是粪便的臭味。

罗杰不太喜欢翻过山到村落里为铁路与雇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谈判。随着刚果独立王国的成立,劳动力匮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签订了“合同”,但酋长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强硬起来,不肯让村民们去开辟道路,修建车站、仓库,收割橡胶。罗杰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为了平息这种抵抗,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还是说服企业给劳工发一点儿工资,一般说来都是现金支付。别的公司也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不易雇到劳工。酋长们说,为了吃饭,必须干农活、打猎、捕鱼,都离不开抢手的男劳力。

“我们曾教育他们要在桶里大小便,”上尉看出了他在想什么,指着一只盛器说道,“但是他们不习惯,宁可在地上大小便。那就随便他们吧,反正他们并不在乎臭味,没准还闻不到呢。”

罗杰·凯斯门特离开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出于与公司一位上司之间发生的争执。跟随斯坦利在铁路上工作虽然很费体力,但他并不抱怨,因为他初来非洲时抱有的幻想复苏了。开辟森林、爆破高山、铺设枕木铁轨,是他梦想中的先驱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时,被炙热的太阳烤,暴雨时又淋得他浑身湿透。他领导着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给巴尔人”发号施令,监督小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条,让他们好好干活。在铺设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欧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对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以为你不过是个冒险家,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人质之家”是一个更小的地方,但那儿的景象更为悲惨。妇女们挤在一起,在这些拥挤的半裸身体中间,罗杰几乎迈不开步。地方小得许多妇女都坐不下来,更躺不下,只得站着。

因缺乏证据,那男孩又不愿进一步作证,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指控。为此,罗杰·凯斯门特向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辞职,再次回到亨利·莫顿·斯坦利麾下。那时,当地的基刚果族土著人给斯坦利起了个外号叫“碎石机”,罗杰便在已经开工的铁路上工作了。这条铁路从博马—马塔迪直达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与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来,跟罗杰一起干活,从此成了他的仆从、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于他从来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凯斯门特就给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这是例外,”瑞诺上尉指着妇女们说道,“从来没关过这么多的人。今天晚上,为了让她们能睡觉,我们要把一半人移到士兵营房里去。”

到博马两天后,尽管伤势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着。罗杰把他放在卫生站,然后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滥用权势。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被传唤了两次。从法官那长长的、愚蠢的提问中,罗杰明白了:他的指控将被束之高阁,而弗朗基中尉连警告的处分都没有。

这里的粪便味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有些女人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所有人都神色茫然,仿佛在现实之外梦游。这种神情,罗杰在这次行程中在许多女人脸上都看到过。其中一个人质怀抱着一个安静得像死人一样的婴儿。

暴怒平息后,他看上去又垂头丧气起来,嘴里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风报信说他们要来,所以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马塔迪。凯斯门特命令手下给男孩松绑,把男孩放到床上,用两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马走去。他什么话都没说。

“怎样才能释放她们?”领事问道。

“我既然来到刚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国内的准备。”军官说道,他面带讥讽,像是在问自己:凯斯门特会不会是小丑?要么就是疯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劲头过去了:“幸亏您手快,我差点儿就给了您一枪。杀了一个英国人,我可就陷入一场外交纠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像刚才那样多管闲事,也别多管治安队的事,我的同事们的脾气都很坏,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您。”

“这不由我决定,要由行政长官们决定,先生。在科基拉维尔这儿有三位行政长官。条件只有一个:丈夫们上交所欠定额,就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带走。”

“我叫罗杰·凯斯门特,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您很了解我,弗朗基中尉,我们不是在马塔迪玩过扑克牌吗?”罗杰松开他,弯腰捡起左轮,客气地还给了中尉,说道:“不管这孩子有什么过错,这么恶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为治安队的长官,您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您无疑是懂得刚果独立王国的法律的。如果这个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担一项罪行。”

“他们这样做了吗?”

治安队的八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抽着烟,观赏着这一惩罚。罗杰却认为他们是被刚发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长枪等他们的长官一声令下才行动。

上尉耸了耸肩。

“您在说什么?”中尉喊道。罗杰看见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间,使劲打开枪套露出了左轮枪柄。罗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很可能会使他开枪,便灵活地做出反应,没等他掏出手枪,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夺过他刚抓起的左轮。中尉极力想从捏住他后颈的手中挣脱出来,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有的妇女逃掉了,”上尉不看他,放低了声音说道,“有的被当兵的带去,做了他们的妻子,这些是最走运的;有的发疯自杀了;有的悲痛而死,狂怒而死,甚至饿死。您看见了,几乎没有吃的。这也不能怪我们,连养活士兵们的食物都收不到,更不用说养活囚犯了。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军官中搞几次小小的募捐来改善士兵们的伙食。事情就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因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而感到遗憾的人。如果您能做些什么改善一下,治安队将感谢不尽。”

矮小的军官垂下鞭子,转身朝那留着胡子的长长身影看去。来人没带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败叶拨开;一条小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中尉吃了一惊,修剪着整齐胡子的圆脸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红,还不停眨着眼。

罗杰去拜访了科基拉维尔的三位比利时行政长官,但是只有一位接待了他,另外两位找借口回避了。总负责人迪瓦勒把他请进了一间无防护措施的办公室,送上一杯茶。这位负责人五十岁左右,胖胖的,面色红润。赤道地区这么炎热,他仍然穿着背心,戴着假袖口,上身是挂着怀表的大礼服。他大汗淋漓,一面有礼貌地听着罗杰讲话,一面不时地用湿透了的手绢擦脸,对领事的讲述时而摇头表示谴责,时而做出苦恼的样子。罗杰讲完了,他要求罗杰把那一切都详细地写下来,他可以上报给法院,强行要求对这可悲的事件展开一次正式调查。他本人也是法院的成员。迪瓦勒把手指放在下巴处,又考虑了一会儿说,也许最好由领事亲自把报告上报给利奥波德维尔刚建立的最高法院,因为那里是终审,很有影响力,在整个殖民地执行起来会很有效,不仅对那些状况有办法解决,而且对受害者本人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在经济上也有所补偿。罗杰表示会照他说的去办,于是告辞出来了,心想迪瓦勒肯定不会动一根手指,利奥波德维尔的最高法院也不会有所动作。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要把写下的情况报上去。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弗朗基中尉,”罗杰用法语说道,“够了!”

黄昏时分,他正要出发,一个土著人来说,传教所的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想见他。于是他又见到了于托特神父。那六位修士想请他把少数逃出来藏在特拉帕修道院的土著人偷偷地用小轮船带出去,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河上游的邦甘丹加镇,也是由于未交足橡胶份额,治安队搞了一次跟在瓦拉村一样的惩罚行动。

罗杰在四名装卸工和一个“桑给巴尔人”的陪同下走进一座村落的时候,三四间茅屋已经化为灰烬,居民已逃光,只有一个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在几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说来,军官不必亲自动手打人,而是由士兵执行。可这次,中尉无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进行报复。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声,看到罗杰及其小队出现,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点点头回答来人的问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觉,背部和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罗杰记得一个细节:他弱小的身体旁爬着一队蚂蚁。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同另外两位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位年纪大的是神父,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座花园、一片菜园、一个家禽栏、一块墓地和砌着大火灶的厨房。

说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罗杰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皮鞭,而且肆无忌惮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发生在从赤道线返回时从博马上行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无名小村中。当时弗朗基中尉带领治安队的八名土著士兵,为了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工问题刚刚完成了惩罚性的胜利。为了装卸来往于博马—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之间的货物,小工总是不够用,各个部落拒绝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干那种累死人的活。治安队,有时是拿到特许权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时地侵入顽强抵抗的村落,把有体力的男人串绑在一起带走。还焚烧茅屋,没收兽皮、象牙和各种家畜,鞭打酋长,要他们以后必须履行承诺。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佛罗里达号重新组装好,开始在斯坦利湖宽阔的湖面上航行时,罗杰乘这艘船在刚果河上中游进行了一次旅行检查,检查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在各个点上的仓库和商品是否安全。几年后,他在1902年赴地狱的行程中重经这几个点,它们是:伯罗伯、鲁科雷拉、伊雷布地区,最后是被命名为科基拉维尔的赤道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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