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爱尔兰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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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政府会进行这样的报复，而罗杰却没有想到这一点。看到队员们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只能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家人不会没人管，如果抚恤金不发了，那么各个爱国组织会帮助他们。当天，他就给盖尔同盟写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个基金会，以补偿遭报复的纵队队员的家属。但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事情是这样的：款项一旦汇给了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盖尔集团的金库，就只能用来购买武器，这才是头等大事。他很不安，五十个穷困的爱尔兰家庭将会因他的过错而挨饿，也许到了下一个冬天会因患上肺结核而消亡。克罗蒂神父想安慰他，但这次，他的道理未能让他平静下来。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思想上的——就跟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遭遇的最困难时刻一样，他觉得思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有时像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他会不会丧失理智？
天开始亮了，一缕细细的光线透过高高的窗栏射了进来。很快就会有人来拿走屎尿盆，送来早饭。
他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往美国和爱尔兰写信，要求在经济上帮助纵队队员的家庭。为了转移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信件要辗转经过几个国家，中间要换几次信封和地址，所以回信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他的苦恼达到了顶点。这时，罗伯特·蒙泰特到了，他将肩负起纵队的军事工作。这位军官不仅带来了强烈的乐观主义、得体的举止和冒险精神，还带来了关于纵队队员的家庭一旦遭报复就会立即得到爱尔兰革命者帮助的正式承诺。
罗杰这一生总是半信半疑，即使临近死亡的门口，也没有像死心塌地地信仰自己的母亲或兄弟那样信仰上帝——那样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上帝的存在从来不成为问题，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有了这个事实，世界才会井然有序，一切就能得到解释，有存在的基本理由。毫无疑问，凡是有着那样的信仰的人，都能在死亡面前做到随遇而安。而像他这样曾跟上帝玩过捉迷藏的人是做不到的。罗杰想起来，他有一次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做《与上帝捉迷藏》。赫伯特·沃德说写得太糟了，就把诗扔进了垃圾桶。太可惜了，现在他真想再读几遍，修改修改。
蒙泰特上尉一到德国就来到慕尼黑与罗杰见面。看到罗杰那病歪歪的样子，他简直不知所措了。他很敬仰罗杰，对他极为尊敬。他说在爱尔兰革命运动中，无人知悉他的身体竟如此虚弱。凯斯门特不许他把自己的健康情况报告上去。他们一起回到了柏林。
“关于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论证。”赫伯特说道，“要是论证，上帝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
他把蒙泰特介绍给了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年轻的军官急切地要马上工作，他对纵队的未来表现出罗杰早就流失了的、钢铁般的乐观精神。罗伯特·蒙泰特在德国逗留的六个月，跟克罗蒂神父一样，对罗杰来说是一个福音，阻止了他的消沉意志将他推向发疯的深渊。神父与军人是不同的，但罗杰多次对自己说，他们代表了爱尔兰人的两个典型：圣徒与斗士。在不同的时间跟两个人谈话时，罗杰记起了跟帕特里克·皮尔斯的几次谈话。皮尔斯谈到祭坛与武器的时候说，殉道者、神秘主义者、英雄与斗士的结合，会产生足以打碎束缚爱尔兰枷锁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力量。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关于上帝的想法装不进那有限的理性范畴；要想把它装进去，必须使用鞋拔子，因为从来没有合适过。这件事，他和赫伯特·沃德讨论了好几次。
二者的确不同，但是都有着天然的、纯洁慷慨的、献身理想的精神。许多次，罗杰看到克罗蒂神父和蒙泰特上尉并不像他那样谈论什么心情变化、沮丧之类的来浪费时间。他对自己的犹豫和摇摆感到无地自容。那两个人给自己设计了一条道路，然后不惧任何障碍、不偏离方向地走下去，因为他们确信，最后等待他们的将是胜利：上帝一定会战胜恶魔，爱尔兰一定会战胜压迫者。“向他们学习吧，罗杰，像他们那样做人吧。”他像念祷词般地重复着。
卡雷神父当然并不相信那种看法，他一直从内心反对暴力行动。但是凡有人要求，他还是要去为他们做忏悔、领圣餐、做祈祷，给护士和医生当助手。就这样，他吸引了许多信教的男男女女。所以教会的领导层支持他——牧师本来就应该与羔羊们在一起，不是吗？
罗伯特·蒙泰特是一个非常亲近汤姆·克拉克的人，对他简直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提起汤姆·克拉克开在大不列颠路和萨克维尔大街转角处的烟草店——实际上是他的地下大本营——就像提到一个“神圣之地”。据上尉讲，这位老人蹲过英国的多所监狱，像狐狸一样活了下来，正是他在地下制定了革命的一切战略，这还不配受到敬佩吗？这位年迈、体弱、一生多难、生活俭朴的瘦小老人把一生都献给了为爱尔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十五年，后来在都柏林市中心一条贫穷街道上开的烟草店里得以建立秘密的军事政治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这个组织扩展到全国的各个角落而未被英国警察捕获。罗杰问他，那个组织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成功吗？上尉热情洋溢地答道：
神父又说，向起义者提供精神支柱，并不一定要与他们关于“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获得爱尔兰的自由”的看法一致。
“我们有连、排、小队，有自己的军官、自己的武器库、自己的通信员、自己的暗号和自己的口号，”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兴奋地说，“我怀疑在欧洲哪里还有比我们这支队伍更有效率的军队，罗杰爵士，我一点儿也不夸张。”
“同许多神职人员一样，会向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帮助。”
据上尉讲，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举行起义只缺德国武器。
“在起义的那几天，您如果在都柏林，会做些什么？”
蒙泰特上尉马上工作了起来，组织训练措森营地的那五十多个应征者，还常常到林堡营地去说服其他的战俘不要抵制纵队。有一两个人被说服了，但大多数仍然表现出敌视的态度。但上尉从不气馁，他在给罗杰（此时已回慕尼黑）的信里仍然是那么热情洋溢，关于那支小小的纵队，他报告的消息也总是令人鼓舞。
在黑暗中，仰躺在木床上，罗杰心想，卡雷神父凭空自担了一项跟街垒中的起义者一样，或者说更加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为那些将在监牢里度过多年或准备上绞刑架、疲惫不堪、绝望的人送去安慰与安宁。这一可怕而又不近人情的任务从开始做到绝望，大概占用了卡雷神父不少时间。但他善于掩饰，永远保持着平静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会露出理解与同情的情绪，这样他会感觉好些。有时，他还跟神父谈论起义的事：
几个星期后，他们在柏林见面了，最近一次是在夏洛登堡大街挤满罗马尼亚难民的小饭馆里。上尉为了不让他生气，字斟句酌地鼓起勇气，突然对他说：
“他就在那里，罗杰，他在听着您，他懂得您的感受，他知道您需要他，他不会抛弃您。如果我还能对您保证点儿什么，那就是我绝对敢说，上帝不会抛弃您。”
“罗杰爵士，请不要认为我是多管闲事、不知好歹，但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您对爱尔兰、对我们的事业太重要了。您已经为理想做了很多，我以理想的名义央求您，去看医生吧。您的神经有问题了，这并不奇怪，都是责任心和过于操心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您需要帮助。”
“是的，是的，卡雷神父，”罗杰焦急地同意，“这我知道。不过，正因为如此，我要努力。我发誓，我要努力让他听见我，到他的身边去。有的时候，尽管很少，但我好像做到了，于是我终于有了一点儿宁静的心境、不可思议的安宁。就像有几个夜晚，在非洲，圆月皎洁，天空布满了星辰，没有一丁点的风来吹动树木，只有昆虫的喃喃低语。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安静。我脑子里想的永远是：‘上帝是存在的，照我之所见，怎么能想象他不存在呢？’但是，也有的时候，卡雷神父，我看不见他，他不回答我，不愿听我倾诉。我感到很孤独。在我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很孤独。现在，就在这几天，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但上帝给予的孤独最让人难受。于是，我说：‘上帝不愿听我，以后也永远不想听我，我将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孤独地死去。’这就是日日夜夜折磨着我的思绪，神父。”
罗杰含含糊糊说了几句话，不得要领，改变了话题。不过上尉的建议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他精神上的不平衡那么明显，以致这位恭敬有礼、为人谨慎的军官敢于对他提这种事？他听从了蒙泰特上尉的建议，经过几番咨询，去拜访了奥本海姆医生。医生住在市郊有树木、有溪水的格鲁内瓦尔德镇，是一位让人信任的老人，看样子很有经验，也很有把握。罗杰去了两次，跟他谈了自己的病史、问题、失眠情况及所担心的事。他必须做记忆试验，接受详细的询问。最后，奥本海姆医生说，他需要住进疗养院接受治疗，如果不去，他的脑子就会继续混乱下去。医生亲自往慕尼黑打了一个电话，为他约了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
“现在重要的不是红衣主教布尔内，不是我，不是英国的天主教徒，也不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罗杰，”卡雷神父说道，“重要的您自己，您重新与上帝在一起了。上帝会给您力量，给您真理，在经历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应对了这么多的考验之后，您配得上他所赋予您的宁静心境。”
罗杰并没有住进冯·霍埃斯林医生的诊疗所，只是每星期看两次门诊，治了几个月。治疗很有效。
的确，以后再也没有谈论此事。但是罗杰总是常常回忆起那次的谈话。他扪心自问，回归母亲的教会的愿望是纯洁的还是被处境染上了投机色彩？会不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是不是为了表示对拥护独立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支持且对主张继续留在帝国内、成为帝国的一部分的少数派的敌意？不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而是试图得到一个集体的庇护、成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这样的皈依在上帝的眼里，说到底，能值几文钱？上帝只能把这样的皈依看作溺水者的挥臂击水。
“您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看到的事情，还有您正在做的事情，使得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心理学家对他说道，“幸好您还没有发狂，也没有自杀。”
“不是条件，只是建议。”神父说道，“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事情不会有所改变。您是受过洗礼的，已经是天主教徒了，今后仍然是天主教徒。好了，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医生很年轻，爱好音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反对这次战争，也反对所有的战争，梦想有一天会实现世界大同，即“康德式的和平”。他说，没有国界，四海之内皆兄弟。每次从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的门诊回来，罗杰都感到心情平静许多，情绪也好多了，但他不敢肯定病是不是好了。每次遇到一个健康的、理想主义的好人，他都有这种心情舒畅的感觉。
“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卡雷神父，布尔内红衣主教同意接受我回归天主教会的条件是否就是让我在那份文件上签字、对报纸上指控的那些可耻恶习表示忏悔？”
他去了措森几次。正如他所预计的那样，罗伯特·蒙泰特赢得了纵队所有队员的好感。由于他巨大的努力，纵队又增加了十名志愿者。行军及其他训练也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德国士兵和军官仍然像对待俘虏那样对待纵队队员，有时还侮辱他们。蒙泰特上尉去与海军司令部交涉，要他们兑现对罗杰的承诺，给纵队队员一些自由空间，让他们可以不时地到镇上酒馆去喝杯啤酒。他们不是同盟者吗？为什么还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他们？但交涉至今没见任何效果。
“红衣主教布尔内是好人，很大度，很富于同情心，”他终于说道，“但是，请您不要忘记，罗杰，他肩负着在天主教徒还是少数且有人在煽动对我们的恶意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名声的责任。”
罗杰提出了一项抗议，同措森守备司令施耐德将军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对方说不能再让不守纪律的人更自由了，他们总想打架斗殴，甚至在营地里行窃、搞诈骗。据蒙泰特讲，这些指责都是虚构的。只出过一次事件，那是由德国卫兵辱骂纵队队员引起的。
卡雷神父的呼吸加快了，在回答之前，他又得搜寻字眼。
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逗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不断地跟当局争论。离开柏林前，受骗的感觉与日俱增。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的解放并不感兴趣，从来没想过要与爱尔兰的革命者搞什么联合行动，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让他相信了他们并不想做的事。爱尔兰纵队与土耳其军队联合起来在埃及与英国作战的计划，细节都研究好了，似乎就要实施了，却没有任何解释地搁浅了。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纳多尔尼上尉及所有制订计划的军官都耍起滑头，说话躲躲闪闪，用不重要的借口拒绝接见他；即使谈上了话，他们也说很忙，只能给他几分钟，说什么埃及的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罗杰对此无可奈何，他把纵队训练成爱尔兰反对殖民主义的一支小小的、象征性的力量的期望已经化为乌有。
“红衣主教布尔内提到关于我的事了？”罗杰问道，“我是说关于诽谤我的那个活动、对我私生活的指控。为了让天主教会重新接受我，我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以示忏悔？”
于是，他一改过去对德国的强烈敬佩，开始对这个国家感到不满，并逐渐变成了与对英国一样甚至更大的仇恨。他在给纽约的约翰·奎因律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朋友，就这样，我恨死了德国人。与其死在这里，我宁可死在英国的绞刑架下。”
又是一阵沉默，紧张的沉默。
愤恨的心情加上身体的不适，迫使他回到了慕尼黑。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劝他住进巴伐利亚的一家疗养院，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您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的边缘，如果不去休息、不忘掉别的一切，是永远也痊愈不了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会失去理智，心理崩溃，您余生就成了废人。”
“是这样。”
罗杰听从了他的劝告。几天之内，他的生活进入了宁静，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摆脱世俗的人。催眠术让他能睡上十到十二个小时，然后在附近山上的枫树林和白蜡树林中长时间地散步。冬天不肯离去，山上仍然冷飕飕的。医生要他禁烟禁酒、节制饮食并吃素。他既不想看书，也没心思写东西，大脑数小时地处于空白状态中，觉得自己像一个幽灵。
“我不会签任何文件，卡雷神父。我想回归天主教是私事。您只是见证人。”
191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的早晨，蒙泰特突然把他从懒散的状态里拽了出来。
沉默片刻，罗杰轻轻地说道：
由于事态严重，上尉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特地来看他。这时上尉仍然惊意未退，心急火燎地说：
卡雷神父掩饰不住自己不自在的感觉。
“一支卫队把我从措森营地带到了柏林海军司令部。一群军官，其中有两个将军，在等着我。他们通知我：‘爱尔兰临时委员会已经决定于4月23日举行起义。’也就是说，只剩一个半月了！”
卡雷神父今天会来吗？他很想见到他，跟他进行一次长谈，多谈关于灵魂、宗教、上帝的事，少谈政治。他开始平静下来，并忘掉那刚才的噩梦，但立即就想起了与监狱神父的最近一次谈话，那次他突然紧张起来，心中充满焦虑。那次谈的是他皈依天主教的事。卡雷神父又一次对他说，不应该用“皈依”二字，因为他从小就受过洗礼，从来没离开过天主教，应该说是恢复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所以不需要办什么正式手续。不管怎么说——那会儿，罗杰发觉卡雷神父犹豫了一会儿，在小心地挑选不致冒犯他的字眼——红衣主教布尔内大人认为，如果罗杰觉得时机合适，他可以在一份文件上签字，那是他与教会之间的私人文本，表明他回归的意愿，重申他天主教徒的身份，还可以证明他改正了过去的错误，并对其失足表示悔悟。
罗杰从床上跳起来，倦意一下子消失了，心脏像打鼓一样怦怦地猛烈跳动起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惊醒了，激动异常，几乎喘不过气来，感到窒息，心脏在胸中怦怦直跳，也许是心肌梗塞的前兆。要不要唤来值勤的看守？不，他立刻放弃这想法，死在此处、死在这木床上不是更好吗？一种自然的死亡，使他免赴刑场。几分钟后，心跳平稳了，呼吸也正常了。
“他们要求赶快把步枪、枪手、炮手、机关枪和弹药运去，”蒙泰特激动异常、昏头昏脑地说道，“他们还要求运武器的船必须由潜艇护航，武器必须运到凯里郡特拉利海湾的菲尼特，要在复活节星期天的半夜。”
他又睡着了。这一次做的不是好梦，而是噩梦，第二天早晨几乎记不起来了。他梦见了一只小鸟，那是一只歌声清脆的金丝雀，却被关在牢笼中备受折磨。可以看出它绝望地、不停地扇动着金色的翅膀，仿佛用这样的动作就可以加宽栅栏的间隙，得以飞出。它的眼睛在眼眶中不倦地转来转去，好像在乞求怜悯。而罗杰，那时还是个穿短裤的孩子，对母亲说，不应该有鸟笼，也不应该有动物园，动物们应该永远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此同时，一些事正在秘密地发生。危险、看不见的危险正在接近他。他敏感地察觉到了一个圈套、一种背信弃义正在他的身边准备行动。他颤抖了起来，像纸片般簌簌地发抖。
“也就是说，他们不想等德国的武装行动了。”罗杰终于说出话来，想到了一场浩劫，满脑子都是利菲河被血染红了的河水。
自被捕以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他觉得好像在铁窗里度过了好几年。在孤立的状态中，他感到每天、每小时都在失掉宽厚的胸怀。这一点，他没对爱丽丝讲。如果说他以前对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处理的请求、把死刑改判为监禁还抱有希望，现在早就不抱希望了。圣周起义使得英国王室特别是军方恼怒至极，极想进行报复。在这种气氛下，英国需要杀一儆百地惩戒那些来自帝国曾经与之在弗兰德斯战场上作战过的敌方——爱尔兰争取解放斗争的同盟者德国——的叛徒。可奇怪的是，内阁对作出决定一再延期，他们在等什么？他曾接受过英国的勋章、英国的封爵，而作为回报，他却与英国的敌人合谋，反对起英国来了。他们是不是想让他为自己忘恩负义的行为付出代价而要故意延长他临死前的痛苦？不会，在政治上不需要感情用事，重要的是利益和利害关系。政府大概在冷静地权衡对他执行死刑会带来什么后果：是得还是失？会不会起到惩戒的作用？会不会恶化政府与爱尔兰人民的关系？诋毁他声誉的运动是企图让人们不同情无耻之徒、蜕化变质分子，认可只有绞刑架才能使正派的社会摆脱他们。他去美国的时候，让日记随便落在别人手里，真是太愚蠢了。这种粗心大意被英帝国充分地加以利用，在很长时间里使他的生活真相、他的政治作为，至死都染上了污点。
“消息还带来了给您的指示，罗杰爵士，您应该作为新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大使继续留在德国。”
梦境持续了很久，但等他醒来时，天仍然黑着。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罗杰已经记不起梦的结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让他感到不安；有时是他忘记了。一点点的焦躁、怀疑和忧虑都会让那不晓得是处于白天还是黑夜所产生的极端焦虑使他从内心感到冰冷，感到似乎被赶出时间之外，生活在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的地狱边缘。
罗杰一下子跌倒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伴在通知德国政府之前并没有把计划事先告知他，还命令他留在德国，而他们却在帕特里克·皮尔斯和约瑟夫·普伦凯特喜欢的疯狂行动中去自杀。难道他们不信任他？没有别的解释。他们很清楚，罗杰反对在没有德国入侵的配合下举行起义，如果他在爱尔兰，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宁可让他留在这里，作为这次起义、这次浴血奋战之后只能推迟成立甚至不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荒唐大使，留在德国袖手旁观。
他做了一个好梦。母亲几次出现又消失。戴着宽边草帽，草帽的带子随风飘动。她微笑着，显得那么美丽、优雅，一把俏皮的小阳伞遮住了她那白皙的面颊。安妮·杰弗逊的眼睛盯着他，他也看着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能打断二人间那无声而温柔的交流。突然，在那风景宜人的地方出现了身穿耀眼龙骑兵制服的骑兵上尉罗杰·凯斯门特，他看着安妮·杰弗森，眼中露出淫邪的目光。这样的粗野伤害了也惊吓了罗杰。他不知如何是好，既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也无力跑掉以摆脱那可怕的预感。他双眼含泪，既怕又怒，发着抖，眼看着上尉悬空抱起了他的母亲。他听到母亲惊叫了一声，接着又讨好般地吃吃笑起来。看到母亲在空中直蹬双脚，露出了纤细的脚踝，被父亲抱进了树丛中。他感到一阵恶心，也嫉妒得发抖。二人消失在了树丛中，吃吃的笑声也越来越轻，现在只能听到风声的呜咽和鸟儿的歌唱。他没有哭。世界是残忍的、不公的，与其这样受苦，还不如死了好。
蒙泰特等在那里，一言不发。
典狱长关上门走了，罗杰在木床上躺了下来。他焦躁不安，一直在叹息，与爱丽丝的谈话并没让他好过些。他不曾身穿志愿军的制服、手握毛瑟枪、不在乎武装行动会不会变成一场大屠杀地去参加那次起义，为此他感到悲伤。也许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还有其他人都是对的：事情不在于成败，而在于竭力进行抵制；如果需要作出牺牲，就会成为英雄时代的基督式殉道者，鲜血就会变为生根发芽的种子，把异教的偶像消灭掉，代之以救世主基督；志愿军洒下的鲜血会结出果实，使盲人睁开眼睛，为爱尔兰赢得自由。有多少新芬党、志愿军、人民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同伴与朋友明明知道那是一种自杀行为，仍然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街垒路障？毫无疑问，有几百、几千。第一个就是帕特里克·皮尔斯，他一直认为殉道本身就是一场正义斗争的主要武器，这不正是爱尔兰人的性格、凯尔特人的遗产吗？基督徒淡定地面对苦难的天资就体现在库·丘林身上，体现在爱尔兰神话中的英雄及其伟大业绩上，也体现在爱尔兰圣徒冷静的英雄主义上。他的朋友爱丽丝就曾以极大的智慧热情地研究过这种英雄主义：面临重大事件时表现出的无穷尽的才干。爱尔兰的这种精神也许是不切实际的，却因无限慷慨地拥抱了最大胆的梦想而得到了补偿。罗杰所梦想的就是正义、平等与幸福。由于皮尔斯、汤姆·克拉克、普伦凯特等人的计划十分荒唐，失败虽然尚不明朗，但在那力量悬殊的六天战斗中已露出端倪，从而赢得了世界对爱尔兰人民不顾被奴役几世纪而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为了正义事业不顾一切的大无畏精神的敬仰。而那些关在林堡军营中的被俘同胞却对他的呼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是多么不一样的态度啊。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许是爱尔兰的另一张面孔：被奴役者的面孔。由于几世纪的殖民化，他们已经丧失了把男男女女推向都柏林街垒的那种不可征服的劲头。这是不是他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错误？如果当时奥德号运来的武器能够在4月20日送达特拉利海湾并交到志愿军的手里，事情会是怎样？他想象那时会有几百名爱国者骑着自行车，开着汽车，赶着驴车，在星光下来来往往，向爱尔兰全境分发武器弹药。起义者手里有了那两万支步枪、十万挺机枪、五百万发弹药，事情难道会有所改变？不过战斗起码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那么起义者就可以防卫得更好一些，就可以给敌人造成更多的损失。带着幸福感，他发觉自己在打哈欠，困意渐渐地抹去了那些形象，减轻了心中不安，身体似乎在往下沉。
“我们马上去柏林，上尉，”罗杰坐起来说道，“我去穿衣服，整理箱子。我们乘第一趟火车走。”
在他并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典狱长打算带他去洗澡。他见典狱长情绪低落，一副漠不关心、心不在焉的样子，便不愿麻烦他了。看到典狱长痛苦的样子，他很难过，想到不能做点儿什么让他振奋起来，又感到很伤心。典狱长不顾规定，曾在晚上两次到牢房来跟他谈话，罗杰每次都因不能给予斯塔西先生所寻求的慰藉而感到不安。第二次跟第一次一样，谈的都是关于他儿子亚历克斯及其在对德作战的洛斯战役中阵亡的事。洛斯是法国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提起它，他就说那是个该诅咒的地方。又一次，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向罗杰承认，因为亚历克斯偷了街角面包房的一块小面包，他曾用鞭子打他。那回他很难过，亚历克斯还是个孩子呢。“他犯了错，应该受到惩罚，”斯塔西先生说道，“但那次也太严厉了，鞭打才几岁的小孩也太残酷了，简直不可饶恕。”罗杰安慰他说，自己和兄弟，包括姐姐，都挨过父亲凯斯门特上尉的打，但他们仍然爱着父亲。可斯塔西先生在听他说吗？他一直沉默不语，沉重地、深深叹着气，咀嚼着自己的痛苦。
二人就这样出发了，罗杰只来得及匆匆地给鲁道夫·冯·霍埃斯林医生留下表示感谢的便条。在长途旅行中，他的脑子不停地活动着，只有时与蒙泰特交换一下意见。到了柏林，要如何行动，他已做到胸有成竹了。个人意见已退居次要地位，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用智慧倾全力去争取到同伴们所要求的一切：步枪、弹药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军官。其次，他要亲自押送载有武器的货船去爱尔兰，到了爱尔兰，他就可以说服朋友们再等一等，一段时间之后，欧战就会出现有利于起义的局面。第三，他要阻止那五十三名纵队应征者去爱尔兰，如果被皇家海军捉到，英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作“叛徒”处死。至于蒙泰特愿意怎么做，完全由他本人自由地自行决定。他很了解蒙泰特，会为了自己所献身的事业与同伴们死在一起。
但这次他并没有平静下来。回到牢房时，满脑子都是与圣周起义有关的纷杂形象，仿佛朋友回忆与见证的事把他拉出本顿维尔监狱，投入巷战之中。战斗的炮火声使他非常思念都柏林，思念那里的建筑物，红砖房子、用木栏围起来的小花园以及那喧闹的有轨电车，那人流涌动、现代化岛屿周围由赤脚穷人摇摇欲坠的房子组成的贫民区。在炮火纷飞、火光冲天、房屋倒塌之后，都柏林会是什么样子？他想起了艾比剧院、大城门、竞技场，也想起了那充满难闻的啤酒味、热乎乎、闹哄哄的酒吧。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吗？
在柏林，跟往常一样，他下榻在亚当旅馆。第二天，与当局的谈判开始了，开会地点就在海军司令部那又大又旧的建筑物里。纳多尔尼上尉在门口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大厅。在那里，总是有那么几个外交部的人与若干军人，其中有熟人，也有新面孔。谈判一开始，他们就通知说，德国政府断然拒绝派军官去爱尔兰为革命者做顾问。
“当然，亲爱的，”罗杰拥抱了她，点头道，“希望你能争取到。我多么需要见到你啊。你能让我平静下来，内心宁静。”
不过，他们同意提供武器和弹药。他们用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工夫进行评估、研究，以期能够在指定的时间把武器和弹药安全地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最后决定，货物由被扣押的英国轮船奥德号改装后涂上挪威印记来运送。但罗杰、蒙泰特、纵队队员，一个也不能同行。这就引起了争论，但德国政府绝不让步：如果有爱尔兰人在船上，就会被发现那不是一艘挪威船，谎言一旦被揭穿，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于是罗杰和蒙泰特要求他们提供人与武器同时到达但分开走的途径。这样一来，又反反复复地提出了各种建议。其间，罗杰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去爱尔兰，就能说服朋友们等到战争对德国有利之际再行动，因为到那时再起义就可以得到德国海军陆战队的配合。最后，海军司令部同意让凯斯门特和蒙泰特也去爱尔兰，但要乘潜艇去，还可以带上一名纵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