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爱尔兰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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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他回到了伦敦，为了请医生证明他是真的因健康问题而请辞外交工作。虽然为康内玛拉传染病的事奔波劳累，但他的身体还不错，所以他以为身体检查算是白做了。然而医生的报告却出乎他意料地写得很严重：脊柱、髂骨和膝盖关节都有炎症，而且已经很严重了，要经过严格的治疗，才能有所减轻，但无法治愈；如果再加重，不排除瘫痪的可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辞呈，鉴于他的情况，还给了他一份高昂的补贴金。
“您应该去做自己认为对爱尔兰有利的一切事情。您的理想是纯洁的，不被接受并不永远意味着一项事业的正确与否。”
1913年年中，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由于与《爱尔兰独立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而突然中断了。那位记者向他谈起了康内玛拉渔民贫困与原始的生活。他一时冲动，便决定到戈尔韦郡以西的那个地方去一趟。据说在那里，最传统的爱尔兰原封未动地保留着，居民仍然是古爱尔兰人的样子。在康内玛拉，他并没看到多少历史遗风，而是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比：一面是仿佛雕刻出来的美丽群山、沐浴在云端的山坡、岸边转悠着的当地特有的矮脚马和尚未开垦的沼泽地，另一面则是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的人，没有学校，没有医院，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更有甚者，刚刚还出现了斑疹伤寒病例，这种传染病很可能蔓延成一场浩劫。勇于行动的人可以偃旗息鼓，但绝不会死心，这就是罗杰·凯斯门特。他立刻行动起来，在《爱尔兰独立报》发表了题为《爱尔兰的普图马约》的文章，并成立了救助基金会。他第一个签字支持并捐了钱。他还坚持让圣公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及各种慈善机构也参与到公众行动中来，鼓励医生、护士作为志愿者到康内玛拉各个村庄去支援那少得可怜的官方医疗机构。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获得了成功，许多捐赠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罗杰也去当地进行了三次旅行，把医药、衣服和食品给受灾的家庭送去。此外，他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康内玛拉配备医疗所、建小学。为了发起这场运动，两个月里，他同牧师、政治家、当局人士、知识分子和记者多次开会，搞得筋疲力竭。人们都对他很尊敬，包括反对他的民族主义立场的人。他为此感到惊奇。
从此，他将过着令人心碎的两面生活：在德国当局面前要谎称爱尔兰纵队正在组建，加入纵队者确实还很少，但是当俘虏们克服了初期的不信任感并理解了同德国友好合作将对爱尔兰有利之后，情况就会不一样；但从内心来讲，他很清楚自己的话并不确实，永远不会有大批人加入纵队，纵队最多不过是象征性的一小群人。
他重新学习起了古爱尔兰语。他的老师坦普尔太太拄着拐杖，戴着眼镜，头上顶着带面纱的小帽，每周上三次课，教他盖尔语；还给他留作业，用红笔批改，打的分数一般很低。他想，自己是凯尔特人中的一员，但为什么学习凯尔特人的语言这么困难呢？他学习语言还是有天赋的，学过法语、葡萄牙语和起码三种非洲语言，说起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人家也能听懂，但为什么总是抓不住与自己休戚相关的本国语言？每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到了一点儿东西，几天之后，有时几个小时之后，就忘掉了。于是他开始问自己，像大学教授约恩·麦克尼尔、诗人兼教育家帕特里克·皮尔斯这些人的梦想是现实的吗？会不会是空想？他们总以为能够把因殖民者迫害而转入地下、成为小众而日渐消失的语言恢复，重新成为爱尔兰人的母语。但是这一疑问，他没对任何人讲；在政治性争论中、在原则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时，他更不会讲出来。在未来的爱尔兰，英语有可能退出吗？在学校里、在牧师们讲道时、在政治家们的演说中会不会被凯尔特人的语言取而代之？在公开场合，罗杰说会的，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这样爱尔兰才能恢复自己真正的特性。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只有当盖尔语重新成为国语，爱尔兰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爱尔兰。然而，当他独自坐在劳威·巴格特大街住所里的书桌前，面对坦普尔太太留下的、用盖尔语写作文的作业时，他又说这是一种无益的努力。现实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再改变方向。英语已经成为大多数爱尔兰人交流、谈话的工具和生活、感知的方式。想要抛弃它，是政治上的奇思妙想，只能导致语言上的混乱，是把亲爱的爱尔兰变成与世隔绝的、考古意义上的文化古玩，那值得吗？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继续？为什么不向后转？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等于自杀，而罗杰·凯斯门特不愿自杀，不，决不，不管怎样决不自杀。为此，1915年年初，怀着一颗冰冷的心，在为“芬德雷那件事”而浪费时间的同时，他仍然同德意志帝国当局谈判签订关于爱尔兰纵队的协议。他提出了某些条件，对方的亚瑟·齐墨尔曼、乔治·冯·韦代尔伯爵和鲁道夫·纳多尔尼伯爵三个人很严肃地听着，在本子上记着。下次会谈时，他们通知说，德国政府同意他的要求：纵队可以穿自己的制服，有爱尔兰籍军官，自主选择进入的战场；纵队的费用将由将来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偿还给德国政府。罗杰同对方一样，都很清楚所有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因为到了1915年，爱尔兰纵队连一个连的志愿者都没招到，当时只招募到了四十多个人，还不能保证他们都遵守诺言。他曾多次问自己：“这场闹剧能持续到何时？”他在写给约恩·麦克尼尔和约翰·德沃伊的信里还不得不向他们保证，虽然慢了些，但成立爱尔兰纵队是可以实现的。志愿者的人数正在慢慢地增加，因此必须给他们派来爱尔兰籍军官进行训练，带领未来的班、排和连。他们答应了，但未能完全兑现，唯一到达的只是那位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说真的，坚强的蒙泰特一个人能值一个营。
在都柏林，罗杰在劳威·巴格特大街55号租了一所陈旧的小房子，房子带有一座种着天竺葵和绣球花的小花园，他每天一大早就出来剪枝、浇水。那是一个住着店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街区，每到星期天，各家都去做弥撒，太太们精心打扮得像是去参加晚会，男人们西装革履，戴上帽子。在一位女店主开的、角落里布满蜘蛛网的小酒馆里，罗杰经常跟街区里的菜贩、裁缝和鞋匠一起喝黑啤酒，讨论局势，唱古老的歌谣。由于在英国发起了反对发生在刚果和亚马孙的罪行的运动，他的名声已经传遍爱尔兰。尽管他希望过一种不为人知的俭朴生活，但是自从到了都柏林，他就收到了各色人等——政治家、知识分子、记者、各种俱乐部和文化团体——的请求，去做报告、写文章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还为一位著名的女画家萨拉·普赛尔摆姿势。在她创作的画里，罗杰显得很年轻，一副胜利者的自信派头，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严冬过去了，菩提树大街上的树木开始露出新芽。对即将发生的事，罗杰也看出了端倪。一天，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在一次例会上突然告知罗杰，德国军事最高司令部并不信任他的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正在为英国情报部门通风报信，所以罗杰应该马上让他离开。这个警告让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排除这个可能，要求对方出示证据。他们回答说，德国情报部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是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的。那几天，艾文德正好想去挪威待几天，看望亲戚。罗杰鼓励他去，给了他一些钱，还到车站为他送行。这样一来，真是雪上加霜，这个北欧美男子难道真是间谍？他思索着，想从二人在一起的最近几个月里找出能够暴露他的某件事、某个态度、某种矛盾或某句话。没有，什么都没找出来。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认为这种谎言是那些有偏见的条顿贵族和怀疑他与挪威人关系不正常、想把他们分开的清教徒利用包括污蔑在内的各种手段而策划的阴谋。然而，他仍疑心不退，夜不成寐。当他得知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决定不回德国而是从挪威直接回美国的时候，才高兴起来。
“问题是，”赫伯特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对他说，“你自己还没发觉你已经变成极端主义者了。”
1915年4月20日，年轻的约瑟夫·普伦凯特作为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代表，为了躲避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网，像跳摇滚舞般地周游半个欧洲之后，来到了柏林。以他那样的身体状况，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努力呢？他大概还不到二十七岁，骨瘦如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处于半瘫痪状态，肺结核也在啃噬着他，使他的面庞有时看起来就像个骷髅。他出身望族，父亲乔治·诺布尔·普伦凯特伯爵是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约瑟夫说起英语带有贵族腔。他的衣着很随便：长裤像个大口袋，礼服也大得很，大礼帽压到眉毛处。然而一听他讲话，跟他谈上一会儿，在他那副小丑外表、垮掉了的身体状况和滑稽可笑的服装后面有一种超级的智慧、少见的洞察力、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为了爱尔兰的事业而勇于斗争、勇于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都柏林，每次同他谈话或在志愿军的会议上，这一切都给罗杰·凯斯门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写诗，写神秘主义的诗。跟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他是虔诚的信徒，很熟悉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尤其是圣特雷莎·德·赫苏斯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后者的诗句，他能用西班牙语背出来。和帕特里克·皮尔斯一样，在志愿军里，他总是和激进派人士站在一边，因此也就跟罗杰接近起来。听着他们的谈话，罗杰多次对自己说，看样子，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寻求的是殉道，他们确信只有像彪炳史册的巨人英雄如库丘林、芬恩、欧文·罗伊及至近代的沃勒福·托恩、罗伯特·埃米特那样大力弘扬英雄主义而藐视死亡，像史前时代的殉道者基督那样勇于自我牺牲，才能把“争取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去战斗”这一思想传播给大众。只有靠爱尔兰儿女的牺牲，才能开创一个没有殖民者、没有剥削者、奉行法制、信奉基督教义和正义、自由的爱尔兰国家。在爱尔兰，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帕特里克·皮尔斯这种疯狂的浪漫主义曾让罗杰感到吃惊。而在柏林的这几个星期，春天为花园带来了花团锦簇，为公园的树木带来了绿意葱葱，在这令人愉悦的日子里听年轻的诗人兼革命者普伦凯特讲话，罗杰很受感动，对这位刚刚到来的朋友的话坚信不疑。
他在伦敦逗留的日子不多，主要是办理离开外事办的手续和去爱尔兰的准备事项。做这些事时，他很愉快，但也预感到有些怀念，好像此去就不会重返英国了。他去看望了爱丽丝两次，也去看望了姐姐妮娜，为了不让她担心，就把汤姆在南非经济拮据的情况隐瞒了。他还想去看望埃德蒙·D.莫列尔，但奇怪的是，三个月里他写了数封信，莫列尔一封也没有回。后来这位外号叫斗牛犬的老朋友说不能见他是因为在外旅行，有别的事。显然，这都是借口。他所崇敬、热爱的战友怎么了？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听到了什么闲话或污蔑而与他有了隔阂？不久，赫伯特·沃德在巴黎告诉他，莫列尔知道了罗杰在爱尔兰问题上严厉地批评了英国，所以避免同他见面，以免让他知道自己对此持反对态度。
普伦凯特从爱尔兰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欧战爆发，爱尔兰各个志愿军出现了分化，据他说，这大大有助于事态的明朗化。的确，多数派仍支持约翰·雷蒙德关于与帝国合作、加入英国军队的主张，但是那些忠于志愿军的少数派则拥有决心战斗到底的数万人支持，那才是一支紧密团结、目标明确、决心为爱尔兰战死疆场、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现在可以说，爱尔兰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爱尔兰人民军紧密团结起来了。人民军的组成有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斯·拉金、工团主义者如詹姆斯·康诺利等及新芬党人亚瑟·格里菲斯，甚至连激烈抨击过志愿军是“资产阶级爹妈的孩子”的肖恩·奥凯西都表示了对这种合作的支持。由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和托马斯·麦克唐纳等人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正夜以继日地准备起义事宜。事不宜迟，欧战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所以，德国必须提供五万支步枪，爱尔兰军队必须进攻由皇家海军装备起来的爱尔兰港口，这样的联合行动或许将决定德国能否取胜。而最后，爱尔兰将获得独立与自由。
四月中旬，他回到伦敦，那时他觉得有了精神。南非的气候宜人，他的关节痛大为减轻，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不能再迟迟不作决定了，再休假就没有薪水了。要么按上司的要求到里约热内卢去做领事，要么放弃外交生涯。他从未喜欢过里约这个城市，尽管它周围的风景很美，他却总感到那里对他有些敌意，因此，回到里约对他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不仅如此，主要是他不愿再去过那种双重生活：为自己在感情上和原则上都进行谴责的帝国去做外交工作。在返回英国的行程中，他估计了一下：存款不多，但俭朴的生活还是能对付的；再加上这几年作为公务员积累的补助金，生活还是能安排好的。到了伦敦，他的决心已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交部递交辞呈，并解释说请辞是出于健康的原因。
罗杰表示完全同意，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主张的，他正是为此才来到了德国。他坚持主张，临时委员会要确认，德国海军和陆军的进攻行动是起义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德军的入侵，起义肯定会失败，因为后勤力量悬殊太大。
与哥哥汤姆多年之后的重逢是令人痛心的。在他决定去看望哥哥的时候，他本以为这次旅行会把他与哥哥的距离拉近，建立起从来未曾真正有过的感情纽带，却证明了二人实为陌路人，除了血缘关系，毫无共同之处。这几年，通常还有信件来往，那时汤姆与其澳大利亚籍的首任妻子布兰奇·巴哈利在经济上有困难，希望罗杰能帮助他们。他也一直在帮助他们，除非兄嫂借得太多，超出了他的预算。后来汤姆娶了南非籍的第二任妻子凯西·阿克曼，夫妇俩在德班做起了旅游生意，但也不是很顺利。哥哥看样子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而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南非人，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露天生活，晒得出油，举止随便，甚至有些粗野，以致连讲英语的样子也像南非人而不是爱尔兰人。他对发生在爱尔兰、大不列颠和欧洲的事并不关心。他热衷的话题是他与凯茜在德班开的那家小旅馆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他们本以为那个地方很美，会吸引很多旅游者和打猎者，结果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维持旅馆的费用也比预计的多。他们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现在这个行情，卖掉小旅馆又怕卖不出好价钱。嫂子比哥哥的情绪好，也很有趣，爱好艺术，有幽默感。但如此长途跋涉来看兄嫂，罗杰真的感到后悔了。
“但是，罗杰爵士，”普伦凯特打断他，“您忽略了一个超越武器和士兵人数的因素，那就是神秘主义。我们有，而英国人没有。”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关于古爱尔兰的书引发了他的热情，他便要求她提供更多的关于这个话题的阅读材料。1913年2月6日，他正乘格兰特利堡号去南非的时候，爱丽丝给他寄的书和小册子到了。在行程中，他日以继夜地读着，到了南非还在读。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是那几个星期，他又觉得自己离爱尔兰更近了——现在的爱尔兰、昨天的爱尔兰和遥远的爱尔兰——爱丽丝为他挑选的这些文本让他觉得爱尔兰的过去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觉得背部和胯部的疼痛有所减轻。
他们是在一家顾客不多的酒馆里谈话的。二人吸着烟，罗杰喝的是啤酒，普伦凯特则要了冷饮。普伦凯特告诉他，他在都柏林金麦吉区拉科菲尔德大街上的家变成了锻造车间和弹药库，能制造手榴弹、炸弹、刺刀、长枪，还能缝制旗帜。他讲这些事的时候情绪激动，像神鬼附体。他还说临时委员会决定向约恩·麦克尼尔隐瞒关于起义所达成的一致。罗杰听了，大吃一惊，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能向爱尔兰志愿军的创始人、现任的领导人加以隐瞒？
在加纳利群岛度过的那个月的余下几天里、在去南非的旅行中、在开普敦和德班以及在与哥哥汤姆和嫂子凯茜度过的那几个星期里，他都没去猎艳，因为担心再次出现在拉斯帕尔马斯圣卡塔利娜公园里那般可笑的局面而导致与那个加纳利水手的艳遇类似的失败。就像多次在非洲和在巴西干的那样，他不时地以在日记本上乱写的方式进行自慰。字迹潦草，显得很神经质；句式简短，有时还很粗野、淫秽，就像最后等着拿钱的那些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情人经常说的那样。这种模拟做爱搞得他十分虚弱，总是昏昏欲睡，于是尽量做到每隔一段时间才进行这种模拟，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是处于孤独的、偷偷摸摸的状态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状态将陪伴他到死。
“我们都很尊敬他，没人怀疑麦克尼尔教授的爱国主义和忠诚，”普伦凯特解释道，“但是他太软弱了，只相信以理服人，相信和平方式。等他即使想阻止起义也为时已晚的时候再告诉他。到时候，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们一起站在战壕里。”
第二天早晨，他一面吃早点，一面打开日记本，用小字慢慢地写下与米格尔做爱，做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圣卡塔利娜公园的暗处，听着大海的低语声；随后又在简陋旅店气味难闻的房间里，听着轮船汽笛的吱吱声，那黝黑的小伙子骑在他身上，嘲笑他：“你是个老头，老头就是你，老掉牙的老头。”还一面拍打他的屁股。他呻吟着，也许是由于疼痛，也许是由于欢欣。
罗杰同普伦凯特夜以继日地草写了一份长达三十二页、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书，并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作了介绍。计划书说明，驻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只是分散在少数几个据点里，很容易使之屈服。德国的外交家、官员和军方听了，很受感动。这个衣着像小丑的半瘫痪年轻人讲起话来简直判若两人，以数学般的精准，条分缕析地解释了一次配合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革命将会取得很大的优势。懂英语的人听着他讲话，尤其被他那流利、澎湃、鼓舞人心的口才吸引，就连不懂英语的人在等待把他的话翻译过来的时候也惊奇地盯着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密使充满激情、近乎疯狂的表情。
在拉斯帕尔马斯待了三天之后，吃完晚饭，他出门到港口附近去散步。那是一个满是酒馆、酒吧、卖淫旅店的港口区。在拉斯坎特拉斯海滩旁的圣卡塔利娜公园，他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便走向两个水手模样的年轻人，向他们借火，同他们谈了一会儿。他那夹杂着葡萄牙语的西班牙语讲得很好，但还是引得两个小伙子直发笑。他建议去喝一杯，但其中一人有约会，于是他同另外一个叫米格尔的去了。此人更年轻，刚刚走出少年时期，拳曲的头发，黝黑的皮肤。两个人走进一家叫做“海军上将哥伦布”的狭小酒吧，酒吧内烟雾缭绕，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歌手正在吉他伴奏下演唱。酒过二巡，罗杰在半明半暗的角落里把手放在了米格尔的大腿上，后者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罗杰鼓起勇气，迅速把手伸进年轻人的前裆，一股欲望从脚到头涌透了他的全身。几个月来——“几个？”他想，“三个还是六个？”——他成了无性人，既无性欲也无性幻想。兴奋之余，他觉得青春与对生活的热爱又回到了他的血管里。“我们去找家旅店，好吗？”他问。米格尔笑了笑，既没同意，也没拒绝。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而是又要了一杯刚才那种很辣的烈酒。女歌手唱完，罗杰要来账单，付了账，二人走出了酒吧。“去找家旅店，好吗？”走在街上，罗杰急切地再次问道。小伙子好像在犹豫不决，或许是故意拿糖，迟迟不回答，好抬高他服务的价码。正在这时，罗杰感到胯部一阵刀刺般的疼痛，疼弯了腰，不得不扶住橱窗的栏杆。这次疼痛不是一点一点地来，而是一下子就来了，比以前更剧烈，是的，刀刺般的疼痛。他只得弯腰坐在地上。米格尔吓坏了，也不问一声怎么了就不辞而别地快步离去。罗杰弓着身子，闭着眼睛，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等待着吞噬他背部的火烫疼痛有所减轻；后来能够站立起来了，便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几个街区，直到遇见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回了旅馆。直到天亮，疼痛轻了些，他才睡着。在睡梦中，他焦躁不安，噩梦不断，在差点儿滚下去的悬崖边时而感到痛苦，时而感到欢欣。
他们一面听，一面把约瑟夫和罗杰提出的要求记下来。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承诺，既没承诺入侵，也没承诺提供五万支步枪及相应的弹药，只说一切都纳入战争的全局战略中加以研究；德意志帝国对爱尔兰人民的愿望表示赞许，秉持支持爱尔兰人民合法意愿的原则。仅此而已。
随着远离伦敦，在旅行中，包括在拉斯帕尔马斯的那一个月里，他都有着一种解脱感。尽管如此，病情的加重却一直使他感到扫兴。白天、晚上，随时都感到关节炎引起的头疼和背疼，止痛药也不像以前那样管用，他只能出着冷汗，几小时地躺在旅馆的床上或阳台的大椅子上，要么拄着拐杖艰难地走走——因担心在路上瘫倒，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田野或山脚长时间地散步了。他对1913年初那几个星期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因阅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作品《爱尔兰的古老世界》而沉浸于爱尔兰的过去之中。在那本书里，爱尔兰的历史、神话、传说和传统交织成一幅富于冒险与幻想、冲突与创造力的社会图景；在那本书里，一个英勇而高尚的民族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逐渐成长，以自己的歌曲、舞蹈、冒险游戏、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炫示着大无畏精神与创造精神。这些都是英国占领者企图斩断、消灭而未能得逞的祖先遗产。
约瑟夫·普伦凯特在德国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过着和罗杰一样俭朴的生活，直到1915年6月20日才离开德国，到达瑞士边境，再经意大利和西班牙回爱尔兰。这位年轻的诗人对爱尔兰纵队的士兵如此之少并未注意，也未对纵队表示出好感，这是什么原因？
罗杰陷入爱尔兰问题的人生阶段是从1913年年初去加那利群岛旅行时开始的。随着轮船驶入大西洋，他慢慢地放下了肩上的重担，也慢慢地摆脱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园、马瑙斯、巴巴多斯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外事办公室的阴谋等形象。他想，现在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国家的事情中来了。为了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他尽力了。阿拉纳，最残忍的刽子手之一，再也抬不起头了，已经是个信誉扫地、破了产的人，在牢狱里终其一生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他应该关注另一些土著人了，那就是爱尔兰的土著人，他们也需要摆脱剥削他们的“阿拉纳”，尽管比起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橡胶商，这些“阿拉纳”的武器更精良，表现得更虚伪。
“为了加入纵队，战俘们将违背忠于英国军队的誓言，”他对罗杰说道，“我一贯反对我们的人加入占领者的队伍里去。一旦这样做了，就违背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就是犯罪，就是丧失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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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蒂神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保持沉默。整个下午，三个人在一起时，他都像斯芬克斯那样一言不发，只是听着诗人讲话。后来，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对罗杰评论道：
三个人又犹豫了一会儿，离开牢房。罗杰听到了看守的锁门声。
“毫无疑问，这个青年不一般，我是从他的智力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中看出来的。有些基督徒为了信仰，可以到罗马竞技场去把自己投喂野兽，他就是这样的人。但他也有可能以同样的虔诚、同样的对流血和战争的赞美，像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军那样去杀掉遇到的所有不信教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包括女人和小孩。罗杰啊，这样的人虽说能彪炳史册，但我对他们感到的是恐惧而不是敬佩。”
“谢谢。”
那几天，罗杰与约瑟夫谈论最多的是在德国军队没有同时入侵英国或炮轰爱尔兰领土上皇家海军据点的情况下有无可能举行起义。普伦凯特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执行起义计划，既然欧战为我们创造了机会，就不要浪费。罗杰则认为那是一种自杀行为，那样一来，革命者不管多么英勇、无畏，还是会被英帝国的机器碾碎；英帝国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进行一场无情的清洗，爱尔兰的解放将会再推迟五十年。
“他们午后能到。”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在没有德国配合的情况下发动起义，您是不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罗杰爵士？”
总监转向典狱长轻声交谈几句，典狱长回答：
“我当然要跟你们站在一起，尽管明知道那是无谓的牺牲。”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那两位神父？”罗杰问道，觉得自己冰冷的声音有些嘶哑。
年轻的普伦凯特盯着罗杰的眼睛，看了很长时间。罗杰好像从他的眼光中看出了一丝惋惜的表情。
“本人奉命通知您，国王陛下政府部长会议于今日1916年8月2日早晨召开会议，研究了您的律师提出的关于从宽处理的申请。出席会议的部长一致投票通过，拒绝该项申请。为此，审讯您的法院关于您犯有叛国罪的判决将于1916年8月3日上午九时在本顿维尔监狱的庭院中执行。根据规定，执行时，犯人不得身穿囚衣，可以穿上入狱时被没收的便装。同时，本人奉命通知您，本监狱的教堂神职人员，天主教的卡雷神父和麦克卡罗尔神父将准备为您提供精神帮助，如果您有此愿望。他们将是您仅能见面的两个人。如果您有什么嘱咐，想写信给家人，本监狱会向您提供笔墨。还有什么要求，现在就可以提出。”
“请允许我坦率地跟您讲，罗杰爵士，”最后，他终于以一种绝对真理的拥有者的严肃语气低声说道，“我觉得有些东西，您还没有弄懂。问题不在于是否胜利。很清楚，我们将会失败。问题在于要坚持，经受住失败，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地坚持，让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流血百倍地激发爱尔兰人的爱国主义，直到获得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问题在于要让我们每死一个人就会诞生一百个革命者。基督教不就是这样传承的吗？”
总监看着他的眼睛，终于开口。起初，声音还有些犹豫，后来越讲越坚定起来：
罗杰不知该如何回答。普伦凯特走后的几个星期对罗杰来讲是紧张的日子：鉴于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级和表现情况，他不断地要求德国释放爱尔兰战俘。这一行动在爱尔兰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德国当局本来坚决不同意，但后来作了让步。大家拟了一份名单，对名单进行了讨论。最后，德国最高司令部同意释放了一百名职员、教师、大学生和有信誉的商人。讨论几小时、几天地持续进行，时而激烈，时而松动，搞得罗杰筋疲力竭。另一方面，令他不安的是，爱尔兰志愿军追随着皮尔斯和普伦凯特的理论，在德国尚未决定是否进攻英国的情况下就要发动起义。于是他向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施压，要他们回复是否提供五万支步枪，但得到的回答还是模棱两可。直到有一天，他正在与外交部开会时，布里希尔伯爵说了一些令他沮丧的话：
正想着，粗大的钥匙在锁孔中又响起来，牢房的门开了。一缕火苗般的光线射进来，火辣辣的太阳好像立即点燃了伦敦八月的早晨，照得他眼前发花，只感觉到牢房里进来了三个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他站起来，牢房的门关上了，他这才看清离他最近、几乎挨着他的是本顿维尔监狱的总监。他只见过此人两次，是一个上了年纪、满脸皱纹的瘦弱老人，穿着黑色衣服，神态庄重。他的身后跟着典狱长，脸色像纸一样白。还有一名看守，低垂着头。罗杰觉得这沉默好像持续了几个世纪。
“罗杰爵士，您对轻重缓急没有正确的概念。您客观地看一看地图吧，就会看到爱尔兰在地缘政治上是多么没有价值。不管帝国多么同情爱尔兰的事业，但以德国的利益而言，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呢。”
另外，若想知道托马斯·肯比斯所说的诱惑是什么，也不那么容易。诱惑可以带着假面具，掩饰得很好，以审美的热情混进善良的事物中。罗杰还记得，在遥远的少年时代看到青少年们线条优美的身体、有力的肌肉、苗条的身材时，第一次感到了激动，但他认为那不是邪恶、色欲的感情，而是一种敏感的表现、审美热情的表现。他这样相信了很长时间。正是这一艺术爱好促使他学习摄影，好把优美的身体捕捉在相纸上。到了非洲，他却发觉这种欣赏爱好有时并不完全健康，而是健康与病态兼而有之，因为那些肌肉发达、没有一丝肥肉赘肉、汗淋淋的匀称身体像猫一样给人以切实的感官享受。除了令人心醉神迷、赞赏不已，还产生一种贪婪欲望以及要去抚摸的疯狂意念。就这样，诱惑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扰乱了他，使他满怀秘密、不安与恐惧，但也有欢娱的激动时刻。当然也有内疚、痛苦的时刻。在最终时刻，上帝会不会也做些加加减减的算法？是原谅他还是惩罚他？他并不害怕，而是好奇，仿佛与他无关，而是一项智力游戏或谜语。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得到武器吗，伯爵先生？德国断然排除了入侵英国的可能？”
不管怎么说，写下不曾经历的事，以幻想为真事，不言自喻，他日记中那些虚假的游戏总是以失败、失望而告终的感觉（当然，真实的经历也会有这种感觉）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是现在，那些毫无责任的游戏却把一件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交到了敌人的手里，用来贬低他的名誉和他的报告。
“这两件事正在研究。换作是我，会把入侵排除。不过这要由专家们决定。您早晚会接到最终的答复。”
他很脆弱，曾多次陷入色欲，但是不像日记本和笔记里写得那么严重，虽说写下并不曾经历过的事、写下想经历的事，无疑也是一种经历的方式——胆小而怯弱的方式——因此也是向诱惑投降的方式。不曾真的享受过，而是以模糊、抓不住的方式在幻想中享受过，难道就要付出代价吗？要为仅仅只是想过、写过而不曾干过的事付出代价吗？上帝会加以区别的。比起实际犯下的错误，对以文字表达出的错误会从轻惩罚的。
罗杰给约翰·德沃伊与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的配合下举行起义。他请求二位利用其在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中的影响，劝说大家不要鲁莽行动。同时，他保证继续竭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武器。他的结论却是戏剧性的：“我失败了，在这里已毫无用处。请允许我回美国去。”
然而，托马斯·肯比斯为抵抗诱惑所开的药方也太单纯了。这位虔诚的修士在孤独的修道院里也会遇到诱惑吗？如果遇到过，对他来讲，抵抗并战胜那“从不睡觉、一直在搜寻着要吞噬人的魔鬼”不是易事。托马斯·肯比斯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以致没遇到过诱惑。人不可能摆脱一切诱惑之源的色欲。
那几天，他的病痛加重了，任何办法对他的关节痛都没有用。不断地感冒、高烧迫使他不得不经常卧床不起。人消瘦了，还患了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得知《纽约世界报》登出了一则消息，那无疑是英国反间谍机构透露出来的，声称罗杰·凯斯门特爵士正在柏林接受德意志帝国的一大笔钱，让他在爱尔兰鼓动一次暴动。他发出了一封抗议信，题为《我为爱尔兰工作，不是为德国工作》，但是没被刊出。他在纽约的朋友让他放弃起诉，他会败诉的。再说，盖尔同盟不准备把钱浪费在打官司上。
他躺在床上，又读起了《仿效耶稣基督》。有时他觉得很幼稚，但有时一翻页就读到某种令他不安的思想，促使他合上书本，思考起来。这位修士作者说，人经常遭受些苦难、不顺遂，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以提醒他他是什么身份：是“被流放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应该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抱有任何希望，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确如此，这位帝国的修士早在五百年前，在位于阿格内登堡的修道院里，就说到点子上了，说出了罗杰亲身体验到的一个真理。更确切地说，从小，由于母亲的故去，他就陷入了再也无法摆脱的孤儿的境地，这是描写他的感受的最恰当字眼。在爱尔兰、在英国、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普图马约，都是如此，他都是一个流放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有着足以自夸的世界公民身份。据爱丽丝说，叶芝很敬佩他，说：他不是某国人，他是各国人。很久以来，他都对自己说，这个特权赋予他种种那些死死地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所没有的自由。然而，还是托马斯·肯比斯说得对，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哪国人，因为这才是人类的本性：被流放到受苦受难的世界——这个过渡性地点——直到男男女女带着死亡、带着来世回到羊圈，回到养活他们的源泉并永远生活在那里。
这一年，德国当局同意了罗杰坚持要求的一件事：把参加爱尔兰纵队的志愿者从林堡的战俘中区分开来。1915年5月20日，五十多名纵队队员因受同伴敌视，被转移到柏林附近措森的较小营地去了。大家庆祝了这次转移，由克罗蒂神父做了一次弥撒，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喝了酒，还唱了爱尔兰歌曲。这种气氛鼓舞了罗杰，他向纵队队员宣布，几天后，他们就会拿到由他亲自设计的制服，很快就会有几位爱尔兰军官到来，领导纵队的训练工作。他们将是爱尔兰纵队第一连的成员，将作为英雄事业的先驱而载入史册。
饮料是茶，或是咖啡，都淡而无味，但他并不在乎。液体沿胸腔往下流，直达胃部，对他来说是好事，可以把每天早晨困扰他的胃酸中和掉。他把小面包留起来，以备晚些时候饿了再吃。
这次会议之后，他立即又给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写了一封信，向他讲了措森营地的情况，并对上一封信中流露出的极端悲观情绪表示道歉——那封信是他在意志消沉时写的，但现在他不那么悲观了。约瑟夫·普伦凯特的到来和措森营地的建立对他都是鼓舞。他将继续为爱尔兰纵队工作。纵队虽小，但在欧战的战略框架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最后还是脱掉蓝色囚衣去洗澡。他使劲地搓着身子和面孔，然后用挂在插销上的半湿毛巾擦干。他拿着干净的脸盆往回朝自己的牢房走，走得很慢，充分享受着从高墙上镶有铁栏的窗子射进来的阳光和从外面传进来的噪声——辨别不出的人声、喇叭声、脚步声、摩托车声、吱吱呀呀的轮车声——这给他一种又进入了时间之流的印象。但当看守把牢房的门锁上，这印象就消失了。
1915年夏初，罗杰到达慕尼黑，住在巴斯莱尔·霍夫旅店。那是一家俭朴但令人愉快的旅店。巴伐利亚州的首府不像柏林那么令人沮丧，虽然生活上要比在首都更加孤独。他的健康状况也继续恶化，关节痛和感冒迫使他不得不一直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但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使得他的脑筋动得更加紧张起来。他大量地喝咖啡，不停地吸烟，黑色烟草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他不断地给在德国外交部和海军司令部的联络员写信，每天都同克罗蒂神父保持着精神和宗教上的联系。神父的来信他读了又读，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一天，他想起来要祈祷。很久没祈祷了，起码没有聚精会神地试图向上帝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疑虑、不安、担心犯错误，请求上帝怜悯、指引他将来如何行动。同时，他也写短文，指出独立后的爱尔兰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避免犯错误，防止产生贪腐、剥削、贫富分化、弱肉强食等现象。他有时也感到沮丧，写下这些短文派什么用呢？爱尔兰的朋友们正在全力应对困难局势之际，用关于未来的短文使他们分心是没有意义的。
遵守不与犯人说话的规定，看守没有回答。他感到看守在避免直视自己的眼睛。他闪开门口，让罗杰过去。罗杰拿着脸盆来到了满是烟垢、长长的走廊上，看守离他两步远地跟着。夏日的阳光反射在厚厚的墙壁和地砖上，产生某种类似火花的亮点。看到这一切，他的心情好了一些。他想起了蛇类展览馆和海德公园里高大的香蕉树、杨树和栗子树。如果这时能在那里走上一会儿，混在骑马或骑自行车的运动员中间，混在趁天气好带着孩子来到户外休闲的家庭中间走上一会儿，该有多么好啊。在空无一人的浴室里——大概有指示，给他规定一个与其他犯人不一样的固定时间去洗浴——他把脸盆倒空，洗了洗，然后坐在马桶上，但拉不出来。便秘是困扰他一生的难题。
夏天过去了，他感到好了些，便去了措森营地。纵队队员穿上了他设计的制服，所有人的帽檐上都闪烁着爱尔兰徽记。营地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行动、总是关在营地里，不免使得这五十多个人士气不高，尽管克罗蒂神父努力地为他们打气，组织体育活动和各种比赛，给他们上课，进行各种问题的辩论。罗杰认为这正是在队员们面前展示行动前景的时刻。
“早安。”罗杰站起来去拿脸盆，“今天您比往常来得晚了，还是我搞错了？”
他让队员们围成一圈，向他们解释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能够使他们走出措森，还给他们自由。在这种时候，如果无法在爱尔兰参加战斗，那么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在建立纵队的地方开展同样的战斗？世界大战已经蔓延到了中东，德国和土耳其正在为把英国从其埃及殖民地赶出去而战斗，他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埃及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呢？由于纵队还太弱小，所以必须加入到别的军队中去，但这种加入一定要保持爱尔兰纵队的独立身份。
“早安，”看守把一块黑面包和一杯咖啡放在地上说道。今天不是茶吗？不知道为什么，早饭不是咖啡就是茶，经常来回变。
罗杰把这个建议拿去同德国当局进行讨论。德国接受了，约翰·德沃伊和麦克加里蒂也同意了。土耳其将同意按照罗杰的条件让纵队加入到他们的军队里去，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有三十七名纵队队员宣布准备去埃及参加战斗，其他队员还需要考虑。此时让所有纵队队员担心的一件紧迫事却是，仍关在林堡的俘虏曾经威胁说要向英国当局告发他们，从而导致他们在爱尔兰的家人无法再收到英国军方发放的士兵抚恤金。这样一来，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就会饿死。在这方面，罗杰有什么办法呢？
他觉得白日的凉爽来得比往常晚。太阳已经高高挂在高空，一缕冰冷的金色光线照亮了他的牢房。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阅读托马斯·肯比斯的格言，那格言说，不相信知识，将会导致人类目空一切；苦苦思考神秘而费解的事物就是浪费时间；对此无知的人，即使在最后审判的那天也不会受到指责。此时，门锁的转动声响了，牢房的门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