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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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只有稀疏的枪声。奥斯卡将军一整天忙于将第七旅的生力军布置在“黑色战线”上。在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他坚决主张如援军不到决不发动新的进攻。他将坚持一场阵地战，主张从右翼——从表面上看，那里是卡努杜斯最薄弱的环节——发动局部进攻，稳扎稳打而不暴露全军。他还决定向圣多山派出一支部队，将凡是能忍受旅途劳顿的伤员都送去那里。
“您不舒服吗？”男爵毫不热情地说，“我看出谈论这些事对您同样不好。您会晤过所有医生吗？”
中午，当人们正在将卡洛斯·泰尔和塞拉·马丁内斯上校安葬在河边的同一个墓穴中并立上两个小小的木制十字架时，有人给将军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刚刚，内利上校在“黑色战线”的一个十字路口大便时，臀部被一枚流弹打伤。
“您发觉了吗？”近视记者说，好像刚刚费了很大力气似的吸了一口气，“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那天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将奥斯卡惊醒。甲贡索人攻打开阔地上的两门七十五毫米克虏伯大炮，步兵三十二营飞奔前往增援炮兵。黑暗中，甲贡索人从哨兵的眼皮底下越过了“黑色战线”。战斗十分激烈，持续两小时，伤亡很大：七名士兵死亡，十五名负伤，其中有一名少尉。然而义民中有五十人死亡，十七人被俘。将军决定去看望他们。
但是尼那·罗德里格斯在萨尔瓦多的同事并不同意他的结论。例如霍诺拉托·内波穆塞诺·德·阿尔布尔克尔克就准备了一篇与科学小组的报告截然不同的论文，认为那颗头颅是典型的圆脑袋；按照瑞典自然科学家雷特秋斯的分类，属于智力低下、性格倔强（比如狂热）的类型。另一方面，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本尼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据科学家萨姆特描写，他们手不离弥撒经典，口不离上帝名号，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
黎明时分，一道彩虹装点着山峦。寒风刺骨，以致将军快步巡视开阔地时穿上了披风。幸好大炮完好无损。然而战斗的残酷和战友的伤亡使炮兵和步兵们怒不可遏，所以奥斯卡将军看到俘虏们都被打得半死。俘虏都很年轻，有的还是孩子，其中有两名妇女，个个瘦得皮包骨。奥斯卡将军证实了众俘虏的供词：匪徒口粮奇缺。他们告诉他是妇女和儿童在射击，因为男人们忙着用矛头、大锤、木棒和石头去毁掉大炮或用沙子填塞炮膛。好兆头，这是他们第二次图谋此事，大炮成了他们的心病。妇女和小孩一样，穿着破蓝布衣裳。在场的军官们对这极端的野蛮感到厌恶，认为派小孩子和妇女前来是人间卑鄙之最，是对战场道德和军事艺术的嘲弄。离开时，奥斯卡将军听说俘虏们得知将被处决时都高呼“好耶稣万岁”。是的，三位不肯前来作战的将军早就知道会作些什么。他们预料到将与妇女和儿童打仗，并且因为他们杀人，还得把他们杀掉；妇女和儿童高呼“耶稣万岁”而死。这一切对任何一名士兵而言都不是开心的事情。他口中苦涩，好像嚼过烟草。
“这一切使我想起了加利雷奥·加尔。”男爵说，向果园投去期望的目光，“他对头颅形状也狂热地相信，认为它能证明性格特征。”
那天，“黑色战线”无战事。因此，远征军司令想，援军到来之前，会按照这样的常规度日：零落的枪声从两个互相挑衅、阴沉忧郁、犬牙交错的街垒飞来飞去；争相辱骂的话会越过掩体飞向对方，尽管看不见对方的面孔；此外还有对教堂和圣所的炮击，现在的轰击时间之所以很短，是因为弹药不多了。实际上，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在法维拉山后搭起的圈栏里，几乎连十头牛都不到，还有几口袋咖啡和粮食。部队的食物已相当少，伙食标准缩减了一半。
四位医生交换了一下意见，看看由谁动手。掌锯的是战区医疗保健主任米兰达·库里奥大尉，其他几位医生把住尸体。他们想把那颗头浸在酒精容器里，可是由于残存的皮肉开始脱落，就把它放在石灰口袋里了，就这样运到了萨尔瓦多。运送头颅的美差交给了平托·索萨上尉，陆军第三营的英雄，初次交战就被帕杰乌重创的部队中屈指可数的幸存军官之一。平托·索萨上尉把它交给了医学院。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领导科学家小组对它进行了观察、测量和称量。在阶梯教室里检查期间，消息灵通人士没有对外界走漏风声。官方公报简单得令人生气，要对此事负责的恰恰正是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本人，正是他起草了使舆论不满的那几行字，干巴巴地说：科学化验在“劝世者”安东尼奥的头颅中未见任何异常结构。
然而那天下午，奥斯卡将军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一个十四口的甲贡索人家庭来法维拉山军营自动投诚。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这个消息使将军极为振奋，看来精神崩溃和饥饿正在瓦解那些食人生番。他亲自到法维拉山审问甲贡索人。他们是三位破产的老人、一对成年夫妇和肚子肿胀的瘦弱孩子，都是依布埃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回答问题时害怕得上牙打下牙），他们来卡努杜斯才一个半月，逃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对“劝世者”的崇拜，而是出于大军压境时所感到的恐惧。出逃时，他们让匪徒们相信他们是去通往科罗罗波的路口挖战壕，直到前一天晚上，他们一直在干这个。他们利用彼得劳的疏忽，逃出来，费了一天的时间到了法维拉山。他们向奥斯卡将军介绍了那洞穴中的全部情况，向他描绘了一幅关于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凄惨画面，比将军预想的——饥饿、到处可见的伤亡、普遍的恐惧——还要坏。他们保证，要不是若安·格兰德、若安·阿巴德、帕杰乌和彼得劳等暴徒发誓要将开小差的人诛灭九族，人们早就投降了。然而将军对他们所说的并不全信。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极端恐惧，为了引起他的同情，什么谎话都说得出。他下令将他们关在牲口圈里。以这些人为样板，前来投降的人都可留得活命。他的军官也乐观起来，有些人预言在援军到来前，洞穴就会从内部瓦解。
又一阵喷嚏打断了近视记者的叙述，恢复镇静后，他更加激动地讲开了，有时舌头都绕住了。他的眼珠在镜片后惶恐地乱转。
但是第二天，部队却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从圣多山送来的一百五十头牛极其愚蠢地落到了甲贡索人手里。由于过分谨慎，也为了不成为从腹地招募来的向导的牺牲品（这些人几乎总是在敌人伏击时充当帮凶），保护牛群的长枪手连队干脆按部队参谋绘制的地图行军。好运气没有伴随他们。他们没有走通向法维拉山的罗萨里奥和翁布拉纳斯，而是误入康巴奥和塔博莱里诺，走着走着，突然陷进甲贡索人的战壕。长枪手们进行了卓绝的战斗，才免于被歼灭，然而牛全丢了，狂热分子们急忙用皮鞭把它们赶到卡努杜斯去了。从法维拉山，奥斯卡将军用望远镜看到了这一不寻常的场面：在叛逆者响亮的祝贺声中，那一小股队伍奔跑着进入卡努杜斯，人声四起，尘土飞扬。他盛怒之下，一反常态地当众斥责了丢失牛群的部队军官。此次失败是他一生中的耻辱！为了惩罚甲贡索人（他们侥幸获得了白送的一百五十头牛），今天的炮击加倍猛烈。
近视记者却继续用柔和的声音讲故事。他们在“劝世者”的尸体面前打开一本记录簿。尸体已经腐烂不堪，人们不得不用双手或手帕捂住鼻子，因为他们感到恶心。四位外科医生给他检查，量出身长是一米七八，牙齿全没了；还证实他不是死于枪弹，因为干瘪身体上唯一的伤痕是左腿上的一块瘀斑，是一块碎弹片或石头擦伤造成的。短暂的秘密磋商之后，他们决定砍下头颅，好对他的大脑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将头送到巴伊亚医学院，让尼那·罗德里格斯医生进行检查。但是在锯下头颅前，他们先处决了贝阿迪托。是在圣所里处决的，艺术摄影师弗拉维奥·德·巴罗斯拍了照，然后把他推下坑穴，“劝世者”的无头尸体也扔在那里。对贝阿迪托来说，同自己如此敬仰、如此效忠的人埋在一起无疑是件美事。然而在最后的时刻，他有点害怕。他知道自己会像牲畜那样被埋葬，没有任何仪式，没有祈祷，没有棺木，而这正是那里的人所关心的事。
由于食品供应出现危机，奥斯卡将军及其参谋决定派遣高乔长枪手——他们作为出色的牧牛人，声誉向来不坠——和步兵第二十七营“随便从什么地方以随便什么方式”去搞食物，因为饥饿在部队中已造成肉体和精神上的损害。傍晚，长枪手们赶着二十头牛回来。将军没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就命令立刻屠宰，分给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将军和助手们还下令改善两个军营和前线之间的联络，建立安全路线，设立哨卡和标志，并继续增援街垒。以他一贯的作派，还做好了伤员起程的准备，做了担架、拐杖，整顿了医疗队，拟订了要转移的伤员名单。
“此话当真？”男爵探了探头，“您相信‘劝世者’真是上帝派遣来的？”
那天晚上，奥斯卡将军睡在法维拉山上的茅屋里。第二天早晨，他吃早点——咖啡加玉米面饼干——时发现下雨了。他张着嘴，观察那奇迹。这是一场暴雨，伴随着呼啸的大风。浑浊的雨丝被刮得摇来摆去。他出去淋透了衣服，欣喜若狂，看到整个军营都冒雨在泥里狂热地戏水。这是好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下雨，在几周的邪热和干渴之后是一次真正的福音。所有连队都把容器拿出来贮存这宝贵的甘露。他想通过望远镜看看发生在卡努杜斯的事，但浓云密布，连那钟楼都看不见。雨没下多久，几分钟后，又是夹杂着尘土的黄风。他曾想过多次，当这一切结束时，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使人意志消沉、头晕脑涨、无休无止的旱风。当他脱下皮靴，叫传令兵去掉上面的泥巴时，他将这没有绿色、连一花一草都没有的荒凉景色与在彼阿乌依驻防时周围茂盛的植物进行了对比。
“《圣经》里的国度同样充满了受到上帝启示的信徒和异教徒，”近视记者说，“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竟把自己同基督混为一谈。他们不了解基督，也感觉不到耶稣……”
“谁说我不会怀念我的花园？”他向正在筹划当天行程的平托·索萨上尉不打自招地说，“我从来弄不懂妻子对花的热情。她一天到晚地剪枝、浇水，我认为那是恋花症。现在，面对如此荒凉，我懂了。”
“我早就认识他。”男爵喃喃地说。他的交谈者却保持沉默，饱含泪水的眼睛射出询问的目光。“不过他之于我，有点像你在卡努杜斯眼镜破了之后遇到的情况。我辨不出他，他在我面前消失了。那是十五或二十年前的事了。他曾和一小批追随者到过卡龙毕，似乎我们曾给他们饭吃并给他们一些旧衣裳，因为他们打扫墓地和小教堂。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比他们本人给我的印象更深刻。从卡龙毕路过的善男信女太多了，在那么多的人当中，我怎能猜出他就是那个重要人物？怎能知道他就是那位超群之人？怎能想到就是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腹地人？”
整个上午的其余时间，他一边和不同的下属处理军务，一边不时地又想起那迷人眼、令人窒息的风尘。这种折磨即使在茅屋中也不能幸免。他想：“要是不吃尘土加烤肉，就得吃烤肉加尘土，而且总是以苍蝇做调料。”
“人们可以想象：当看到共和国的敌人、粉碎三次军事远征的刽子手、国家治安的破坏者、白金汉宫的同谋者的尸体时，那些将军和上校们会有怎样的感受？”
傍晚，一阵枪声使他从那些哲理中解脱出来。一伙甲贡索人从地下冒出来，他们好像在“黑色战线”下方挖了一条地道，突然扑向街垒的交叉路口，企图将它切断。对政府军来说，这是一场突袭，他们放弃了阵地。然而一小时后，甲贡索人被打退了。伤亡巨大，以致奥斯卡将军和军官得出了结论：袭击的目的是要保护维拉庄园的战壕。因此，所有军官都建议占领那些战壕，这将导致洞穴中的敌人更快地投降。奥斯卡将军将三挺机关枪从法维拉山移到了“黑色战线”。
他可能会想到“劝世者”埋葬在圣所里。能埋在别的什么地方呢？他们在贝阿迪托指点的地方挖掘，在三米——这是深度——的地方碰到了他：穿着蓝色的长袍、生牛皮的凉鞋，裹在一领席子里，头发很长，呈波浪形。掘尸记录是这样说明的。所有的军官都在那里，首先是阿瑟·奥斯卡将军，他命令第一纵队的艺术摄影师弗拉维奥·德·巴罗斯先生为尸体拍照。整个行动进行了半个小时。尽管有瘟疫流行，但没有谁中途离开。
那天，高乔长枪手又赶着三十头牛回到营房。部队美餐了一顿，大家的情绪都有所好转。奥斯卡将军视察了两所救护医院，那里正在做着运送伤员起程的最后的准备工作。为了避免事先出现丢人的场面，起程者的名单到了动身时才公布。
男爵忘掉了变色龙和夫人埃斯特拉。在他的头脑中，一群群咆哮着的疯狂恶狗在成堆的尸体里搜寻，用嘴拱着生了蛆的腹部，啃着瘦瘦的软骨，在狂吠声中互相争夺着胫骨、软骨和头颅。越过开了膛的尸体，另一群恶狗冲进了毫无戒备的村庄，扑向牧牛人、牧羊人和洗衣妇，寻觅新鲜的肉和骨头。
那天下午，炮兵们兴高采烈地给他抬来满满四箱七十五毫米的克虏伯炮弹，是一支巡逻队在路上发现的，这些炮弹个个完好无损，奥斯卡将军批准了法维拉山炮队负责人马塞多·索阿雷斯上尉的“烟火计划”。将军坐在炮手旁，像他们那样用棉花塞住耳朵，亲临射击六十发炮弹的现场，每一发都射向了叛逆者的中心阵地。在爆炸扬起的烟尘中，他迫不及待地观察着高高的庞然大物。里面挤满了狂热分子，尽管它表面剥落，弹洞累累，但依然顽抗。圣安东尼奥教堂的钟楼简直像过滤器了，比著名的比萨斜塔的倾斜度还大，怎么竟然不倒塌？在整个炮击过程中，他焦急地等待着那座钟楼变成废墟。上帝应该送给他这件礼物，为他的精神注射一点激素。然而钟楼没有倒掉。
“那一群群恶狗不正应验了《新约》里地狱恶人的所作所为和那些预言吗？”近视记者捂着肚子，含糊其词地说，“大概有人告诉了他们，贝阿迪托特别怕恶狗，更确切地说，是怕恶魔，狗是恶的象征。他们把他放到一群疯狗面前，无疑，他们说，要让恶狗将他撕成碎块带到地狱里去。在这种威胁下，贝阿迪托把他们领到了埋葬‘劝世者’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站在晨光中送别伤员。六十名军官和四百八十名士兵远行，医生们认为他们都能够到达圣多山。其中有第二纵队的长官萨瓦赫特将军，腹部受伤使他刚到达法维拉山就成了废物。看到他离开，奥斯卡将军感到欣慰。尽管他们关系密切，但他在那位将军面前还是感到不自在，因为若没有他的援助，他确信第一纵队早就全军覆没，匪徒还会把他送往那种屠场。他们的战术是那么巧妙，虽然缺少证据，但是奥斯卡将军仍这样想：甲贡索人可能有帝国军官甚至英国人做顾问。尽管这种可能性在军官会议中没有人提起。
狗群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章。那么多的人肉，那么多尸体的筵宴，长达数月之久的围困，使它们变得像狼和鬣狗那样凶恶。一群群吃人肉的恶狗进入了卡努杜斯，它们肯定会到围困者的营地去寻找人类食物。
起程的伤员与留守者的告别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又哭又闹地丢丑，而是非常严肃。一些人默默地互相拥抱，交换地址；哭泣的人都竭力装作没有哭。他曾安排让每个起程的伤员分到四天的口粮，但物资的匮乏使他不得不减为一天。高乔人的长枪营和伤员们一起出发，沿途为他们提供给养；步兵三十三营护送他们。天刚破晓，将军看着他们走远：饥饿着，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一副寒酸相；许多人赤着双脚缓缓而行。他想，等他们到达圣多山——没有惨死在路上——情况会更糟，那时上级也许就会了解形势的危急并派援军来。
“我以为我认识所有的惯匪头目，”男爵说，“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若安·格兰德、塔拉梅拉、彼得劳、马坎比拉，可这个贝阿迪托是谁？”
伤员们的起程给法维拉山军营和“黑色战线”留下凄凉、伤感的气氛。部队的斗志由于食物匮乏而低落，人们吃捕获的眼镜蛇、狗，甚至吞食烧烤的蚂蚁来充饥。
最后一座碉堡失陷后仅仅两天，他们就找到了他的坟墓。他们终于使贝阿迪托指出了安葬他的地方。酷刑之下，诸事皆明。不过不是一般的刑罚。贝阿迪托是天生的殉道者，光靠脚踢、火烤、阉割或割断舌头、砸瞎眼睛等暴行，他是不会开口的。有时他们放走的甲贡索人战俘就没了眼睛、舌头或生殖器，他们以为这种残暴行为可以摧毁继续抵抗者的斗志，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对贝阿迪托，他们找到了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刑罚：狗群围攻。
战争只限于街垒间从这一区域向那一区域零星射击。士兵们只限于从各自的阵地上互相窥测，看到一个人影、一个人头、一只手臂就爆发一阵枪击，但只持续几秒钟，然后又是令人麻木、昏昏欲睡的寂静。从钟楼和圣所里射出的冷枪使他眼花缭乱，这些子弹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射向士兵占据的住宅和废墟，穿透木桩和泥巴薄墙，往往杀伤正在睡觉或穿衣的士兵。
“您单独见过‘劝世者’吗？”男爵问道，寻找着记者的眼睛，“他是什么类型的人，您有定论吗？”
那天晚上，在烟火匠的家里，奥斯卡将军和平托·索萨上尉、内利上校（他已伤愈）及参谋部的两名上尉玩纸牌。在一盏油灯下，他们在箱子上玩，不料掀起了一场关于“劝世者”安东尼奥和匪徒的争论。一名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军官说，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在于人种混杂，黑人、印第安人、葡萄牙人逐渐混血，使种族退化，以致智能低下，容易接受迷信思想，盲听盲信。这种意见遭到内利上校的强烈驳斥：难道在巴西的其他地方不是同样混血吗？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现象？他同莫莱拉·西塞上校的看法相同。他非常崇敬上校，简直奉若神明，认为卡努杜斯事件是共和国的敌人、帝国的复辟者、老牌奴隶制的卫道士和特权享受者们所为，他们煽动、蛊惑这些无知的可怜人，向他们灌输对进步的仇恨。“卡努杜斯事件的起因不在于种族，而在于无知。”他断言说。
男爵回到扶手椅上，心中感到痛苦，但是对来客所说之事又发生了兴趣。“劝世者”是色情受虐狂吗？这些事勾起男爵的回忆，撕开了他的创伤，然而他愿意听。
奥斯卡将军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谈话。当问他的意见时，他感到茫然，迟疑片刻后，终于说道：是的，民众的愚昧使得贵族们得以煽动那些可怜虫，让他们奋起反对威胁他们利益的东西，因为共和国保障人人平等，和贵族制的世袭特权不相容。然而，他对自己的话从心眼儿里感到怀疑。别人离开，他在吊床上思考起来：如何解释卡努杜斯事件？是卡波克洛人血液里的毛病吗？是没文化吗？是习惯暴力、生来就抵制文明的野蛮天性还是与宗教、上帝有什么关系？没有答案。
“是碎尸万段。”近视记者纠正他。
第二天，他正在刮脸，既没有镜子也没有肥皂，用的是一把理发师用的、他自己在石头上磨的折刀。这时，他听到奔驰的马蹄声。他曾下令在法维拉山和“黑色战线”之间来往要步行，因为骑手是钟楼上的敌人极易射中的靶子，因此出来训斥违反命令的人，却听见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刚刚抵达的三名骑手平安通过了开阔地，在他身旁下马的上尉将鞋后跟磕得直响。他自我介绍是季拉德将军增援旅的侦察队长，援军先遣队两三个小时后就会到达。上尉还补充说，季拉德将军的十二个营的四千五百名官兵已迫不及待地等候命令，准备打垮共和国的敌人。他的——也是巴西的——卡努杜斯噩梦，终于……终于要结束了。
“‘劝世者’的脑袋呢？”卡纳布拉沃男爵一再追问。他站在面向果园的窗前，借口越来越闷热，说要开窗，才走到窗前。然而，他实际上是要找那条变色龙，它的失踪使男爵闷闷不乐。男爵的目光扫视着果园的各个方向，仔细寻找。变色龙又一次无影无踪了，好像在跟他玩耍。“‘劝世者’被斩首的消息在伦敦《时代报》上登出来了。我在那里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