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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与父亲就天天朝夕相处了。父亲的生活与解放前大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之外，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忙的应酬少多了。他此时似乎很想重建我们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却依然对他冷漠、疏远。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父亲很伤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他自己已七十高龄，还天天晚饭后跟着“广播俄语”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父亲要我们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是，我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父亲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肯去？我说这个白俄老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我理直气壮地强辩说我不喜欢北京。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父亲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我可觉得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冬景象，对父亲的怨气更大了。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十五到二十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越俎代庖”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父亲那时已九十一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孝女儿了。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父亲好“管闲事”，好助人，许多钱是用来周济生活窘困的朋友花去的。他对生活条件要求很低，也从不为自己生活之需向党和政府开口提任何要求。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钤（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二十多平方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里面一小间约十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卧室连接一个洗脸间也很窄小。东屋归大哥章可住，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家迁至北京后的头七八年是我和父亲思想最对立的时期。1961年秋季开学前，我向父亲宣布，我决定从家里搬到学校宿舍去住，尽管这两处的距离仅两站公共汽车。记得当我宣布这个决定时，父亲紧蹙眉头，两眼直视方桌，半晌不语；母亲则木木地看着我，欲语又休。这是我第一次造了父亲和家庭的反，这件事一定很伤两位老人的心。但我那时认为只有脱离家庭才能走革命的道路。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19世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我的变化是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浦江水。但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读书的贝满女中原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因此，校领导更加强了在师生中肃清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教育。我是当时这个学校唯一从帝国主义影响最深的上海来的学生，又由于对北京的一切都不喜欢，我和老师、同学都不大来往。老师一定认为我是思想落后留恋大上海。所以我自然就成了帮助的重点。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觉悟提高的速度是惊人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激进。我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坚决要求参军去朝鲜战场。后来学校把名单报到市委，市委批示说我是独生女，父亲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不宜去朝鲜。大概是怕我一旦牺牲影响统战对象和党的关系吧？我的参军申请被拒绝后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庭阻碍了我参加革命，于是，毅然决然向家里宣布：我要革命！因此要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父亲听后，默然不语，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母亲落泪了，而我却头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进了当时已改为“五一女中”的宿舍，连周末都不常回家。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殷夫人那时已决定留在香港，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火车遇上敌机常常在白天停止行驶，因此一路上停停走走，至少走了两个昼夜才到达北京。
不久，我和父亲之间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冲突，带给父亲极大的震动。那是在一次肃反运动中，学校党组织号召团员、进步青年揭发自己周围及家庭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大哥章可当时是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一个学生恰巧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党的一个主要统战对象的儿子。这个年轻人当时也正经历着与我同样的思想演变，因而也十分激进。他找到我，要我揭发他们的院长、我的大哥章可的“反动言行”。大哥30年代随母在欧洲生活过十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大哥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他那时三十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民族情绪，必是受了一些熏染，产生了对希特勒的一些模糊认识。我们刚到北京时，大哥其实对我不错。他自幼生长在北京，由于学习艺术，对北京的历史古迹很熟悉。我在没有找到学校之前，闲居在家的日子里，大哥常带我去逛北京城，也和我谈到他早年在德国的所见所闻。到肃反运动，要我揭发大哥时，我认为真正革命就应“大义灭亲”，但是我并不懂得这种揭发要充分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能凭闲聊的内容就下定论。于是我把大哥平时与我谈到的对希特勒、纳粹党的那些描述都向父亲那位朋友的儿子揭发了。其结果是大哥被隔离审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纳粹党证。大哥当然交不出来。最后大哥被放回家，却丢了院长的职务。
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必定要去看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