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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章士钊（字行严）先生（1881—1973），也许，至少仍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中一个略有争议的人物。几年前，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曾写过一篇父亲的小传《风雨沧桑九二春——记章士钊先生》。这篇文章的作者白吉庵同志曾同我谈过多次，我们交流过很多有关父亲的史料，探讨这些对父亲各个历史阶段的评价，也曾发生过争执。最后发表的这篇作品提供了不少研究父亲的材料。作者在文章的起始是这样总结父亲一生的：
但是，这篇文章从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动笔，如今，北国大地已是隆冬的一片萧瑟，我却还未写成。其原因不仅是复杂事干扰多，更多的是我对写父亲实在缺乏信心。以致几易其稿，不知如何落笔。远不像我写冠华，笔一触纸，心中的激情就涌上来，难以自制。很多段落，我是流着眼泪，甚至一边哭泣一边写成的。而如今写父亲我却非常迟疑，甚至有些陌生和惶惑。我内心深处总有点觉得由我来为父亲撰写纪念文章并不称职，因为在我们父女相处的近三十年中，父亲与我之间始终未曾完全弥合那条时代所形成的沟渠。从50年代起，我当时稚嫩的革命热情使我对父亲产生了很深的芥蒂和偏见。在我1952年加入青年团和1957年加入共产党时，都诚心诚意地向组织表示要同我的父亲和家庭“划清界限”，我执著地认为父亲代表的是剥削阶级。也许现在的青年人觉得这是不通情理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我相信与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在那个年代中所走过的路是记忆犹新的。一直到60年代初，我才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点下对父亲的一生重新考虑并有些新的认识。我们之间关系的根本转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开始之后，父亲的许多言行使我突然发现了我对他的误解和不公，发现了一位中国老知识分子那些含蕴心底的不灭光华和催人振奋的铮铮傲骨。可惜在那些岁月中，我自己也正处于政治风浪的冲击和沉浮之中，顾不上与父亲深谈，只是尽我所能在生活上给年迈的父亲一些照料，另外替他给毛主席、周总理传递一些意见和信件。现在想来，当我们父女之间的冰层开始消融的时候，我却未能向他打开心灵的窗扉，听他述说他那不平凡的一生，父亲一定很失望，他的内心也一定还是孤独的，就像他晚年为自己所起的号——“孤桐”一样。对于我来说，这也成了我的一件终生憾事。于是，在我几度踌躇，撕去了几十张稿纸之后，我还是决定重新开始写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这是为尽我所能地弥补些许我对父亲的歉疚，还是为了纪念那些难以言说的遗恨？
“章士钊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九十二岁，一生经历丰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鼓吹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后又转而提倡苦读救国，拒不参加革命组织。他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李大钊。他三次办《甲寅》，而主旨不一。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在解放战争后期，他积极为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积极进言，希望不要打倒刘少奇。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他在学术上，也有不少建树。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晚节重千钧。郭沫若在章士钊的追悼会上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可为盖棺之论。”
近两年，我情不自禁地写起文章来了，写的都是冠华。关于他，我有说不完的话。朋友们以及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看了那几篇文章后都鼓励我写下去，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冠华。但同时也不断有朋友问我，既然动笔写东西了，为什么不写写我的父亲章士钊（行严）？每当被问及，我总有点内疚，觉得的确应当为父亲写点什么。去年大哥章可病逝之后，父亲留下的儿女辈就仅剩下我和远在夏威夷的妹妹章眉了。父亲一生有过三个儿子，不幸的是，二哥、三哥都早殁于青年时代，都未及成家。大哥年过六旬才结婚，未有子嗣，如今也故世了。眉妹自幼随母殷夫人去了海外。算下来，在大陆，写父亲的重任，我是责无旁贷的。于是，我不能不拿起笔作新的尝试。
我想父亲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跨越了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他九十二年漫长的生涯中，他走过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然而纵观他的一生，他所走过的路似乎颇为典型地映现了中国19世纪末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而最终，在他七十高龄之时迎来了全国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四年中得以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满足的。遗憾的是，当他1973年病逝香港时，中国大地还处于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中国的台湾岛还孤悬海峡的那边。他来不及表白心迹就匆匆离去，他自然剪不断对祖国对民族的丝丝忧虑。
跨越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