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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着毛主席复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父亲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不过他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坏人编造了少奇同志的“罪状”欺骗了主席。父亲给刘少奇同志的信自然是没有答复的。作为历史的回顾，我愿在此抄录父亲这封有去无回的重要信件：
三月十日
少公主席座右：
毛泽东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闬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龉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囊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敬问安吉！
专肃顺致政绥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章士钊谨启
行严先生：
（注：此为原信，信中有个别字无法辨认，以空格代替，请读者谅解）
父亲给毛主席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主席在3月10日又一次亲笔写了回信，全信内容如下：
我现在手头的这份父亲亲笔底稿没有日期，但大致是在1967年3月初他给毛主席信件的同时。父亲并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溢于字里行间；他对共产党的诚挚关怀也是情真意切。他在信中说：“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年之久。两公（指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父亲对当时的形势充满忧虑，他在信中说：“……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父亲衷心希望党内恢复团结，国家停止动乱。他期待“……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父亲对当时江青一伙陷害少奇同志十分愤懑。他说：“……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父亲出自肺腑，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主席同刘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领导全国。父亲欢呼说，如能达到此目的，“岂不大快，岂不大快”！
送出给毛主席的信之后，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生怕此信带来不测。想不到呈毛主席的信刚送出，父亲竟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少奇同志，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少奇同志作些检讨。无论我如何劝说，父亲不肯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当时实际上已沦为阶下囚了。我猜想父亲的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后根本就没有到达刘少奇同志的手里而是被中南海中的造反派“缴获”了。
可惜父亲的一片真情实乃无能为力。1967年的3月，继毛主席给父亲亲笔复信之后，主席又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送给父亲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父亲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他对我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父亲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主席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
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曾经有过张志新这样的勇士冒着生命危险对那场是非颠倒的“革命运动”发出过抗议的呐喊。我没有调查过在当时有多少像父亲这样地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经像他那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如此坦诚地向毛主席进过言。对我来说，经过了近三十年对父亲的疏远、陌生、误解、偏见、伤害之后，我终于在那迷茫、彷徨的动荡岁月中看到了父亲闪光的心灵！而当我今天重新回顾这一切时，透过历史的迷雾，我更看到了这闪光的心灵并非到1967年才出现的。即使在被鲁迅痛斥的那些后来带给他屈辱的年代中，父亲又何尝没有心灵闪光的一面呢？他在1927年（紧接着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之后的那一年）为营救李大钊同志奋力奔波的事实，难道不就是他内心可贵的一面吗？
终于，在1967年3月初，他对我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指江青一伙）要把中国毁掉。”他毅然决然地宣布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我当时在学校的处境已有所好转，外院的“造反派”已卷入外事口围绕对待陈毅同志态度的斗争，学校里的“当权派”被关进牛棚，我们这些“爪牙”无人过问了，因而我在家里陪伴父亲的时候也比较多了。当我听父亲说要给毛主席写信建议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我吓了一大跳。我深知，这一不幸的趋势已无可挽回，刘少奇同志实际上已被打倒多时了。我劝父亲不要写，因为他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江青的“中央文革”怎么会听取一个本来也属打倒之列的老朽民主人士的意见呢？我对父亲说，他好不容易闯过险关，多亏毛主席保护。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交给“中央文革”处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我求他不要管了，安安静静过日子吧。但父亲义愤填膺地说：“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国家这样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