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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83年的夏天，陈白露和飞飞表姐不断在我眼前晃动，召唤着我。我认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别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为飞飞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后形象仍旧是很美的。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我那两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静了，相信冠华先走一步，会在天堂等我的。
后来，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汉白玉为飞飞修了墓碑。落葬时，他几乎精神失常，跳进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飞飞自杀前的晚上，她异常平静，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见飞飞仍睡得很熟，他想让她好好休息，于是关照家中女佣不要惊动太太。待他中午回来，飞飞仍未起床，卧室门紧闭着，他才发现不对。但一切都晚了。美丽的飞飞已脱离尘世的种种烦恼，飞向她的自由天地。
最后的日子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我开始默默地收集冠华的安眠药，最厉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种。我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问护士小殷：“这安眠药吃多少就会死？”她笑着说：“你瓶里那些可够死两次了！”我选择服安眠药是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记得我的表姐飞飞就是用安眠药结束她年轻的生命的。飞飞长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国长大受教育。抗日战争期间，随父母到了重庆，二十岁刚出头就担任当时重庆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广播员。由于她的美貌和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飞飞招来了数不清的追求者。此时她的父母为了荣华富贵，却逼迫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家庭的儿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飞飞自由恋爱的反叛性格。她离家出走，与一位大她十多岁的教授私奔了。悲剧在于这一仓促的婚姻并未给她带来幸福。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极漂亮舒适的花园洋房里。但不幸的是，飞飞发现她的丈夫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在家乡已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儿子。由于大后方与沦陷区音讯不通，他得以把实情瞒过了飞飞。表姐夫确实是深深地爱着飞飞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别重，他受不了飞飞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跃和男人们对飞飞的殷勤。他们那时已有两个女儿，但飞飞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总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开通的人竟没有提出离婚。1951年，飞飞来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岁，非常美丽，非常潇洒。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八条，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大院住的是两航起义时从香港回归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飞行员。每当飞飞出门都会引来这些青年向她投来爱慕的眼光和几句问好的话。不几天，他们给飞飞起了一个雅号：“八条之花”。记得当时我跟她开玩笑说：“飞飞一来我们家，这胡同里没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说：“你还小，过两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条之花’呢！”记得也就在那次，飞飞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争吵起来。后来她很忧郁，对我母亲说：“在重庆时，我曾经算过一次命。那瞎子说我三十岁时有一道坎，很可能过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谁晓得明年是否过得去？”母亲安慰她说算命的话不可真信。谁知第二年正当她三十岁生日刚过，飞飞就自杀了！那时她在津沽大学教书，学校批判她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生。生活中她有一个十分关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为此整日与她吵架。飞飞一定觉得生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了，才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寻找极乐世界。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冠华之间，一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我们只想谈“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我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我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的晚饭后，我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我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我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我不放心，他却再三说没事，不要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我看。但最后，他已无力，我接过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我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冠华反而安慰我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说马上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这一夜，他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个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乱极了，可是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我相依相伴度过的。自从他病重之后，我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冠华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飞飞与陈白露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在我少女时代，我最迷恋的是舞台戏剧。当时离我家很近的兰心大戏院只要有话剧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学回来，我从不间断的是从收音机里听连续广播剧。即使旁边是母亲的两桌麻将在噼噼啪啪打得热闹，我也能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广播剧。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从英国作家勃朗特名著《简·爱》改写的《水仙花》。记得当时我反复想到的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她最后决定告别人生离开这充满欺诈的人间。我总记得剧的最后，陈白露倚在窗前，推开窗子，一缕阳光伴随着晨雾透进屋里。此时陈白露只有一句独白：“天亮了，我也该睡了！”她平静地在长沙发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台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为什么，《日出》的这最后一幕在我一生中总是反复出现。而当我一天天数着冠华留在世上的时间时，陈白露的最后一幕更加频繁地在我眼前晃动。
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终于走了，永远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阳光中走的。这天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九点多钟，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轻轻对我说：“好！”我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这时，何英同志和朱端绶大姐进来看他。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啊！他们走后，我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我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我手中喝蛋白水。我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段马上来了。我急得声音发颤，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小段是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的来临。后来的事，我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我趴在冠华身上大哭，只记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但终于，这最后的诀别是指日可待了。每当我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于是，我不住地问自己，我今后的路在哪里？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尽头。”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牵挂是女儿妞妞。但她已在异乡他邦，这一年她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侣。对她来说，失去我无疑是痛苦的，但她毕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予她的已不多了，她会走自己的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前面只有无止境的痛苦，这世界对我又有多少意义？于是，我看到了天国，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极乐世界任我们翱翔，我又为何不抛弃这苦恼重重的人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