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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毛泽东说美国人喜欢中国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时，他们一行住在钓鱼台五号楼。接待组在每个房间里摆了糖果。当时的国宾馆服务员因为严格要求政治条件，多数是来自外地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他们从未见过美国人，对这个任务觉得很光荣，也很紧张，因此事事都来汇报。一日，服务员很困惑地汇报说美国人特爱吃糖，他们连糖纸一起吃掉，因为房内做清洁时未发现糖纸，可是盘中的糖全吃完了。我们大笑，告诉他们美国人一定是把糖带回美国作为从中国带回去的礼品了。这个笑话在我们见到毛主席时告诉了他，他很高兴，说只要盆中的糖没有了就马上放满。美国人爱吃中国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泽东脑子里。
黑格北京之行结束后，计划沿着尼克松一个半月后即将走的路线走一遍，为访问做准备。因此，我们的第二站是上海。没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点造成尼克松访华的重大障碍。
送走黑格之后，我们也准备回京。此时接到北京传来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体接待组人员返回北京后，一律不准解散回家，全体到外交部集中、待命。我们立即意识到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上海发生的事情。
就在黑格在北京谈判的那几天中，有一天大约凌晨三点，我在民族饭店的房间里接到电话，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黑格会谈的情况。我赶紧迷迷糊糊赶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见王海容、唐闻生已在那里。其他就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和张玉凤。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发里，惊异地看到主席健康情况显然很不好。自从1970年6月我见到他，他调我到外交部已经一年半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腿肿得厉害，需要放在一个脚凳子上，神情也比较缓慢。他半躺在那张大单人沙发中，行动很不便。我顿时有一种悲怆的感觉——主席老了！主席说不要惊动总理了，你们讲讲就可以了。于是我们把黑格及其先遣队那几天的会谈情况详细汇报，主席听得很高兴。毛主席知道我将全程陪同黑格去上海、杭州，特别关照我要让这些美国人多看看，多了解中国。
到北京后，我们带着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楼的会议室。年轻的干部没有思想负担，依然说说笑笑。但于桑部长等人深感责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总理将全体接待组召集到西花厅开会，严肃地批评了陪同团的领导没有及时报告、处理，语重心长地又讲了一遍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就在1月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会见黑格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毅元帅逝世了！会谈完，我们随周总理往外走时，我见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凝重，好像目光不敢正视总理，我感觉有什么事发生了。乘总理去洗手间时，我们问出了什么事，才知道总理在与黑格谈话时，接到通知陈老总去世了。他们说：“今晚实在不想告诉总理了。他这两天因为应付黑格访问，已经太累了。如果告诉他，今晚就一点都不能休息了。”顿时周围人全都肃静无言。一位中国革命的不朽功臣，一颗明亮的星辰陨落了，他曾身经百战，历尽磨难，而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他的晚年又遭迫害，生命结束于郁闷之中！
接下来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紧张的准备。访问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应当是万无一失的，最难之处仍然是访问最后要发表的公报。而这部分最艰巨的任务是交给乔冠华与基辛格去完成的。当时有三个同时进行的会谈。尼克松与周总理本人的会谈都是在大的战略问题上求同存异。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众场合的参观访问。第二处会谈是当时的外交部长姬鹏飞与罗杰斯国务卿就双边关系、民间来往进行的讨论。当时尼克松的对华方针全部交由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处理，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实际上是坐冷板凳。周总理深知美方的意图，所以安排了罗杰斯对口中国外长姬鹏飞的会谈。当时周总理曾对尼克松讲，“让两位外长去谈双边关系，我们的外长也有他的局限性。”
韩叙在礼宾、后勤方面的会谈总的还算顺利，在预期的时间内取得了一致。此时，黑格准将的另一个任务是与中方对公报进一步交换意见。1月4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黑格，就尼克松访华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国与中国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他说了一句话，被周总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说：“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语vibility这个词，当时被译成“生存能力”。周总理的浓眉顿时皱了起来，要求再译一遍。这次谈话主要是听美方意见，第三天再继续会谈。黑格离开大会堂后，周总理立即叫我们去把权威的英英大辞典找来，他说要查一查vibility这个词的确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会见时回答黑格。周总理说如果这个词确实是“生存能力”，他要驳斥黑格。我们搬来了牛津大辞典、威伯斯特大辞典等权威性的英英辞典，证实了vibility这个词的意思。1月6日，周总理再次会见黑格，严厉地告诉他，我们不接受美方的这种提法；中国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领土。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紧张，他在回答周总理时虽想辩解，但却很无力。我当时觉得这位将军也许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不见得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显然不是周总理的对手。后来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