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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事前商议决定。从杭州到上海，周总理及他的主要随行人员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乘坐美方的总统“76精神号”专机。我们几个主要翻译也随同周恩来、乔冠华等领导登上了这架美国总统专机。原来想象美国总统的座机应当是十分豪华的，但实际上，“76精神号”却相对来说是个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我们并未参观它的全部，但从它的作为会议、起居的机舱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相比之下，我在几年前应邀乘坐的美国都乐公司总裁的喷气小专机却要比当年的“76精神号”豪华得多。我乘空隙时间告诉周总理我早上去接罗杰斯一行时见到他们拿着公报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后时刻还会发难。周总理十分重视，当即决定到达上海锦江南楼（现贵宾楼）后亲自去拜访国务卿罗杰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达锦江之后，大家刚刚安顿下来，我就陪同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他的助手开门见是周总理只带一名翻译来访，十分惊异。从门厅我们见到虽然刚下飞机，但美国国务院的一帮人已经聚集在罗杰斯这里。他们都只穿一件衬衫，有的还挽着袖子，正在激烈地讨论什么事。见到周总理，他们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们的领带和西服上装。周总理神态自若，说大家随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来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罗杰斯国务卿，表示慰问。接着，总理说罗杰斯为打开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感谢。希望尼克松总统访问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周总理巧妙地对罗杰斯晓以大义，表示中美公报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罗杰斯自然懂得周总理的意思，而且周总理亲自来访也给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顺水推舟说了些友好的话，没有与周总理争辩。美国方面内部在中美公报上的一场尖锐矛盾和斗争由周恩来出面缓解了，使得当天下午公报得以顺利宣布。
但是当基辛格到达北京，乔冠华与他针锋相对开始谈判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开会时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飞扬，说到谈判得意处，他那世界闻名的“乔的笑”就在会议室中荡漾，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
现在，每当我走在上海锦江北楼的院子里，见到那幢新造的会所时，我都会不胜惋惜原来在这里的那座历史性的旧礼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7日下午四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个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报”。当时的激动今日仍历历在目，只是当时主宰了改变世界的一代风流人物却大多数已被一抔黄土掩埋。
在这个接待组里，我第一次近距离与乔冠华一起开会。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冠华肺结核复发，正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没有参加谈判。10月，冠华已出院，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指定由他与基辛格就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准备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进行谈判。我们报到的那天下午，乔冠华来到了接待组。看得出，外交部的干部对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欢接近他。不过，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觉却是在他颇为傲气的举止中有一种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龚澎头一年刚刚去世给他的打击，还是他大病初愈的虚弱，乔冠华那天的情绪始终比较低沉。他给大家讲了中美关系的形势和这次的接待任务。记得他说重要的是要争取对中美公报达成一些原则的共识。他提醒大家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幻想一切都会顺利。谈完话，他谢绝大家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的盛情，上车走了。这与当时许多领导愿意在钓鱼台吃饭又是极不相同！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在锦江宾馆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上海公报宣布之时，中美双方举行了新闻吹风会。此时，当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祝酒时，世界已经得知了公报发表的消息。一周来双方的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暂时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世界打破了过去的冷战时代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随即到钓鱼台四号楼基辛格接待组报到。那时，我对中央各部的领导几乎全不认识。我去报到时，大办公室里还是空荡荡的。我只见到一位大约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穿蓝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扫房间，擦抹办公桌。他的模样特别朴实，我以为他是这楼层的服务员，负责打扫办公室。我问他是否在此报到，他说是，不过管报到的人还未来。我就问他是不是这四号楼的工作人员，他笑笑，说他是接待组的。我坐在一旁静候，也没有去帮他打扫。后来陆续来人，我看进来的人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同志，并且抢他手里的活，我心里就有点发毛。老同志收拾完办公室，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不记得是谁主持的会议，但当会议第一项宣布接待组成立并介绍成员时，我才知道那位打扫办公室的老同志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晖部长！后来，他一直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这次的宴会上，周总理询问尼克松的翻译理查德·弗里曼是在哪里学的汉语。在有一次会谈中，尼克松讲到中美关系时用了“parallel”这个词，说双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们的翻译当时译为“平行”的，这自然没有错。但弗里曼却提出了异议，说平行的意思是永远不会相遇，例如双杠（parallel bar）始终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认为他们总统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周总理于是问他以为如何译才是他们总统的原意。弗里曼说：“我认为应当译为‘殊途同归’。”虽然从我们翻译一般遵守的“忠、信、严”原则来讲，这种译法有些属于意译，但周总理对他仍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说他汉语的底子很好。在宴会上，周总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周总理感叹说：“台湾对古典汉语比我们重视。”此时，周总理转过头指着我对尼克松说：“我们这位翻译，她的父亲是中国的大学问家，八十多岁高龄还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巨作。可惜她没有学到她父亲的学问！”尼克松礼貌地表示很钦佩，弗里曼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父亲完成的巨作是什么。周总理说父亲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体风格的。接着，周总理对我说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给弗里曼。此外，他还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给尼克松。当晚，气氛轻松热情，尽欢而散。
当时，我接到通知后非常激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能参与基辛格的首次公开访华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也是我接触到中国核心外交的开始。通知是王海容传达给我的。当时她已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掌握了整个接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