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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之后的十年，我几乎尝遍了人世间各种甜、酸、苦、辣；而更多的是辛酸与苦涩。1973年5月，父亲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得知我和冠华准备结婚时，他非常高兴。赴港前夕我陪冠华去看他，他兴奋极了，祝福我们。父亲怎能料到在他去世之后我同冠华十年夫妻，竟有八年共同经受了难以言表的折磨和屈辱。幸而父亲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离开了人世，否则他又该多么伤心，多么愤慨不平啊！
追悼会结束，我们护送父亲的骨灰进了骨灰堂第一室。在我们最后告别父亲离去时，公墓的同志在我们身后关上了那两扇沉重的殿门，父亲九十二年生涯的最后一幕就这样真正地、完全地结束了！我们活着的亲属又奔向了各自极不相同的生活，而父亲却永远孤独地留在了这阴沉沉的骨灰堂大殿里了！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1974年清明，我去八宝山看望过他。此后，一别九年没有能再去过。待我再次去时竟是为了替冠华寻找安放骨灰的匣子。那是1983年10月上旬冠华去世不久，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拖着被悲痛压垮的身躯来到了八宝山公墓。那年秋天，气候反常，经常凄风苦雨。我踏着公墓泥泞的道路去看骨灰匣。我要为冠华找一个黑色大理石的匣子，刻上金色的冠华遗言。然而却遍寻不得。从公墓出售骨灰盒的房间里出来，我想起了父亲。不孝女儿竟九年未来看望父亲了。于是我请公墓的同志打开殿门，容我去向父亲倾诉我刻骨铭心的不幸。
周总理派了专机在广州迎接骨灰。飞机到达北京时，廖承志、罗青长等同志以及冠华在机场默哀迎接。殷夫人同章眉在离别故土二十四年之后同机到达北京参加北京的悼念活动。7月11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主席送了花圈，出席追悼会的有：周总理和邓大姐以及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廖承志、郭沫若、许德珩、阿沛·阿旺晋美等同志。追悼会开始前，周总理和邓大姐单独会见了殷夫人、章眉和其他亲属。总理说：“行老一生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毛主席知道行老去世是很难过的，要我转达慰问。虽然行老不在了，还是欢迎你们（指殷夫人及眉妹）和行老其他在海外的亲属常常回来看看。含之在这里，史家胡同的房子我们早就说过是给行老和他的亲属住的。欢迎你们常回来。”章眉说她很喜欢国内，想回来工作，问总理认为如何。总理沉思了一会儿，对章眉说：“你回来，我们当然欢迎。不过你不要匆忙做决定，这一次先好好看一看。回美国再想想。可以短时间先回来住一段。习惯的话再延长。”我深知总理的良苦用心。章眉回来参加追悼活动所见到的一切仅仅是表面的热情接待，实际上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又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像眉妹这样学习室内建筑的人才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的。贸然回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不久就会使她失望、畏惧，其影响更不好。
进入殿内，我不禁愕然。原来的骨灰堂内已改建成高达屋顶三四层的架子。所有原来各不相同的骨灰盒现在都套上了一模一样的木制大盒子，只有正中部分露出了逝者的照片和姓名。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在正面第三层高处找到了父亲。因为太高，我必须吃力地仰头远望，看不清更摸不到。我为父亲感到委屈，也开始犹疑是否要把冠华也送进其中的某个格子里去。
父亲去世的消息再次充满了香港的各种报纸。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同志操持举行了三天公众悼念活动。报界登了我和章眉在追悼会上并肩站立的照片。说章行严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共产党员，大陆中国的重要外交官员；一个却移居美国，从夏威夷赶来奔丧。一家人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其实，父亲的一生不就是融合了多少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历史见证吗？悼念活动之后，护送遗体去火化。半个多月的治丧活动期间，我都处于半麻木的状态，我用忙碌的丧事活动麻痹着自己感情的神经。但是当父亲的灵柩即将被推进火化炉时，我才如从梦中醒来，痛切地感受到我将永远失去他。此时我不禁扶棺痛哭起来，泪水倾泻着我对父亲的歉疚、追悔和哀思。香港的火化场有个惯例，当灵柩推进火化炉后，由亲属从高处的玻璃窗中看着炉中的灵柩，亲手按下生火的电钮。这种规矩也许在金钱高于一切的香港社会中是为了表明这价值近万元的棺木及其他随葬物品确确实实是由自己的亲人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但在我看来，这对活着的人是太残酷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看到熊熊的烈火吞噬父亲。最后由大哥章可走上狭窄的炉顶按下了电钮。当天下午我们领回了装在汉白玉骨灰匣中的父亲骨灰。我真不敢相信父亲的一生就这样真的结束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毅然决定把冠华的骨灰暂留身边。我决心要修两个墓，一个为冠华，一个为父亲；我不能让他们在那紧锁大门、没有阳光的高架上和众多的亡灵拥挤在一起。我要让他们重返他们热爱的故乡故土，重新沐浴阳光雨露。1985年11月，冠华的墓在东山修成了。那年堂兄章翔从美国回来，我和他商量在湖南为父亲修墓的事。翔哥很支持，他去长沙还探讨了这事。但是，父亲的墓牵涉面较多，所以至今尚未落实。
7月3日中午到达香港。下午即去殡仪馆向父亲的遗体告别。父亲安详地睡在冷冻玻璃房内，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他。我搜寻着父亲的表情，不知他在离开人世时还有什么遗愿。但我却什么也找不到。我不觉感到心酸，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解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欢乐和他的悲伤。我以为我在父亲的晚年已开始接近他的内心世界；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就如我隔着厚厚的隔温玻璃望着他的遗容那样，我始终未曾真正地摸到他生命的脉搏。
到此，我与父亲的故事似乎应当结束了。然而我却仍然不知如何收笔。写了近五万字，我问自己是否勾画出了一个父亲心灵的轮廓？我的回答却是迟疑的。这区区数万字，恐怕还远未触及他那不平凡的内心世界。我越写父亲却越感惶惑，越感茫然。他的一生有多少宝库还值得我和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去探讨！
第二天，总理指示成立了父亲的治丧委员会，并决定派连贯同志代表人大常委会与我们一同去香港奔丧。治丧委员会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会。会开完时已傍晚。我走出大门见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直到此时我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哀伤，站在台阶高处，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哗哗的倾盆大雨像是为父亲所奏的一首壮阔的哀乐，倾诉着他不平凡的九十二个春秋岁月。
在我客厅的东窗下悬挂着父亲的一幅手迹。那是他在重庆时代的一首诗作：
记得挂上电话后，我木然地在电话前坐了很久、很久，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又好像想起了我们父女三十年中的所有事。后来我在这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来回走着，心底浮起的是无限的惆怅和依恋。
桃源无路号迷津，朝市而今尚姓秦。
听着冠华在电话中安慰我，我的思想似乎停顿了，我并没有哭泣，只觉得心中突然空了一大块，生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一根主要支柱。冠华听不到我的回话急切地问我怎么了。他要马上找司机，坐车过来陪伴我。我无力地对他说第二天一早他要上班，部里正值多事，不要影响工作。我说我可以顶得住，我有思想准备。
未必大夫是崔子，纵云兄弟亦天亲。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我再过三十多个小时即将出发时，7月1日凌晨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从床上跳起来，预感有不测，抓起话筒，听到的是冠华沉重的声音。他说：“含之，你要坚强，你一定要坚强啊！听我话！你要经得起打击！”我急促地问出什么事了？冠华停顿了一下，终于告诉我外交部值班室刚刚给他去电话，说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在香港不幸去世了。总理指示要部值班室先打电话通知冠华，要冠华告诉我，劝慰我。总理想得多周到！
蛄蟮有知徒丸转，蝂为名总盗因。
一个月后，房屋修好了。就在我搬回后院不多天的6月28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说父亲在香港病重，总理指示立即派专机带医生护士把父亲接回北京。总理要我马上准备出发。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于是我们立即准备办理手续赴港。仅仅两天一切基本就绪，我们定在7月2日动身。冠华得知父亲在香港病重消息后，尽管那时他忙得不可开交，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仍每天晚上来看我。他含蓄地要我有各种思想准备，也可能顺利接父亲回来，也可能病情发展经不起四五个小时的飞行。他没有说父亲也可能永远回不来，但从他的精神中我看得出他的担心。
闭户种松余不管，且凭风雨养龙鳞。
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外交部的政治风云正经历着变幻莫测的动荡，冠华的日子很不好过，我也暂时把父亲那边的事放在一边了。不过我还是利用父亲不在京的这段时间请房管局对史家胡同房屋进行一次大修缮，准备三个月后迎接父亲回到面目一新的家里。我自己暂时住在前院传达室里了。
冠华生前很喜爱父亲的这首诗，是他亲手把它挂在客厅里的。他说这诗里有父亲的铮铮傲骨。我那时不解诗的含义，冠华给我解释。此时此刻当我结束这篇献给父亲的文章时，我的目光不觉又落在父亲亲笔书写的这个条幅上。透过这短短的诗句，我似乎更懂得了父亲。也许对父亲的进一步探索可以从他的这首诗开始吧！
冷酷的时间没有给父亲留下三个月的生命。一个半月后，我和妞妞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