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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恶浪中免遭灭顶之灾。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8341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连我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掌舵，才使当时稚嫩的中美关系得以克服种种障碍一步步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件我亲自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黑格将军的访问期间。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这件事几乎给尼克松访问带来阴影和挫折，但在最后时刻，毛主席纠正了错误，以戏剧性的大手笔把它变成了幽默喜剧性的结尾。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1972年元旦刚过，尼克松即派遣了一个由黑格将军率领的相当庞大的先遣队来北京为他2月21日的访华做全面的准备。先遣队的任务一是黑格与中国领导会晤，进一步商谈公报要点；二是全面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三是沿着尼克松访华路线访问上海及杭州。我们方面相应地也组成了包括各有关部门的谈判小组。我担任黑格会谈的主要翻译。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核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在北京的谈判虽然也有不少不同意见，但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难点逐一解决了。记得1月6日晚上周总理同黑格会晤，黑格在谈话中用了“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这样的话，周总理当场给予严厉的反驳，明确地告诉黑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我们不接受“生存能力”这样的用词。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那天晚上谈得很晚，送黑格出会议厅时，我看到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神情黯然，我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刚接到电话，陈老总（陈毅同志）去世了！我看着又回到大厅在吩咐事情的总理，他显得有些疲惫。我问：“告诉总理了吗？”工作人员说：“还没有。总理这几天很累，真想让他今晚睡个觉，明天早上再告诉他。这几天又没法休息了！”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回到我们集中的民族饭店，记得已是夜半时分。我躺下不久，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通知说要我立即去毛主席那里，汇报黑格访问会谈情况。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我匆匆赶到主席住处，那天晚上主席只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和我。
1964年春节过后不久，学校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我请示主席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我要去陪他学英语。毛主席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大约第二天，黑格一行就动身去上海。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当时上海市的领导徐景贤主持了一个欢迎宴会。那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那些市委、市政府的头头都很趾高气扬，不大把北京陪同的两位部级领导放在眼里。宴会上，徐景贤作了个欢迎词祝酒。不知为什么，黑格将军始终没有站起来致答词。我担任他的翻译，中间犹豫过是否应当提醒他。但继而一想又不合适，谁知道黑格怎么想，为什么不讲话？这是美方的事，我觉得不应当去提醒。但我明显地感觉到徐景贤很不高兴。宴会的后一半气氛逐渐冷淡，双方无话可说了。当晚宴会后不久，上海市外办的主任就来电话说：“黑格今晚不祝酒是公然蔑视中国，态度极坏，要向他抗议！”北京的陪同领导企图说服他们黑格恐怕不是故意的，因为在北京一切都谈得比较顺利。但上海市的那帮人执意要教训这帮美国人。第二天上午，正当我们陪同黑格参观工业展览馆时，上海市的一个头头赶到展览馆拿出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上面有一条外电报道是美国同台湾签了个什么约。于是这位上海市头头说正当黑格访华期间，美国政府同台湾“加紧勾结”，这是故意的反华动作，必须向黑格提出抗议，否则是丧失原则立场。我们婉转地提出希望他们考虑中央对中美关系的全盘战略，以大局为重。但上海的头头们坚持己见，命令他们自己外办的翻译把黑格将军叫到展览厅外，向他提出口头抗议。一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我看得出，黑格表情迷茫，不知为何一离开北京，这种对立的敌意越来越重。
我兴奋极了，毛主席要教我读《史记》，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主席称我“章老师”，我是实不敢当的，但毛主席要教我历史，那是伟大的领袖当我的教师啊！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这是年前的事。但到了正月初三下午，毛主席来电话，要我去一趟。那时候我去中南海见主席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我每次都遵照主席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雨，我坐公共汽车去的，毛主席派汽车送我回家。初三那天下午我到毛主席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我当时觉得毛主席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当天下午，我们从上海飞往杭州。我本以为总算离开上海了，到了杭州一切又会回复到北京毛主席设计的轨道上来。没想到在杭州机场上，我们见到的是一排表情极其严肃、毫无笑容的领导人。于是走出机舱时美国人脸上的笑意也都冻结了。驱车到了旅店，放下行李，当地外办就催促大家去游西湖，这是因为尼克松来杭州时要有此节目。1月上旬的杭州，阴冷阴冷的！那天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似乎老天爷也在生气。我们从上海赶来，此时又冷又饿，当时以为游船上会像通常接待贵宾时那样有丰盛的小食品，有春意融融的取暖设备，因此都急急地想上船。我猜那一大帮美国人像赶鸭子似的被我们赶上游船时一定也是这样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