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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节即将来临时，毛主席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对我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毛主席说过了初五就启程，一路坐火车，记得他说是去江苏、浙江。
然而，上得船来，我们都很纳闷。船上设备极为简单，桌子上除了一排茶杯之外，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空气也很湿冷。于是，大家只能穿着大衣，双手捂着茶杯取暖。船上陪同的杭州领导同在机场迎接时一样冷冰冰地似乎“话不投机半句多”，基本不开口。大家闷坐在船上，一大帮美国人规规矩矩坐着，显然很局促。此时我实在不懂为何有此变化。于是我抽空到外面拉住一位杭州市外办的干部问他为什么一点吃的东西都不备，这样寒酸太不像样了。接待一般外宾都不该如此怠慢，何况黑格一行是尼克松的先遣队。那位外办的干部坦率地告诉我：“昨天我们其实是按最高规格准备的。船上摆满甜、咸点心，糖果及水果各种食品。但是下午接到上海领导来的电话，说黑格一行态度很坏，要给他们‘冷处理’，降低规格。所以我们连夜把船上的东西撤掉，只准备茶水。”
另一段毛主席与我的有趣谈话也许是关于外语教学中文学与政治题材比例的讨论。我那时年轻，说话没有顾虑，竟然同毛主席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毛主席问我教学生用什么教材？我说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主席说：“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我说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主席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我说：“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外文也一样啊！”毛主席说：“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我说：“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好吗？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主席说：“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我回学校后如实向系党总支书记汇报了（当时我去主席那里只有总支的领导知道）。“文化大革命”时，这些情况不知怎么让红卫兵知道了。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外面的墙壁，也有不少在学校的大字报栏里，说我“胆大包天”，“对抗毛主席”。后来，当我1970年又见到主席时，我告诉他为了这个“文学派”我挨了多少斗争。主席开玩笑说：“啊呀！那是受我牵连了。我来给平反！那是自由讨论！我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能强加于人嘛！”我当时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荒唐岁月中，有多少人只为一句随意的评论就遭灭顶之灾。如果主席对我说的话当时就能作为一条“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也许可以拯救不少有用之材，挽救不少妻离子散的家庭！
游湖就这样在寒风中开始在细雨中结束，回到住处。这是黑格一行在中国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们将启程回美国，先从杭州坐我们的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接着换乘美方停在上海的专机。这天晚餐后，北京来的主要陪同人员开会，意见分歧。在上海事件发生后，我们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我们一批年轻人认为上海领导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方针，为尼克松访华造成障碍，应当抵制。比我沉稳的同志认为黑格也有错，我们在上海要尊重当地领导。此时到了杭州，这个矛盾更大了，内部争论激烈。最后年轻的同志打了长途电话回外交部要求把这些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请示。半夜三点，我们还在杭州宾馆的大会客室中争论，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杭州，严厉地批评陪同来杭的领导没有抵制上海、杭州的错误。周总理说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很生气，说这是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要在黑格离开中国前补救。毛主席并亲自指示上海市当时在北京的主要领导王洪文、张春桥连夜赶赴上海为黑格送行。另外毛主席更独特的指示是美国人到达上海时，给他们每个人送十斤糖果。
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他，当时还感慨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杭州宾馆会客室里一片欢欣。两天来的阴霾压抑气氛被毛主席英明而幽默的决断一扫而光。主席的幽默是送美国人十斤糖果。这里有一段故事。当基辛格在1971年10月第一次公开来华访问住在国宾馆时，我们在每个美国人的房里都放了糖果。后来楼层的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说这些美国人怎么那么爱吃糖，半天那一盘糖就吃光了。还有更奇怪的是他们是不是连糖纸也一起吃，房间里没有多少糖纸。70年代初，宾馆的服务员多是农村孩子，也从未接待过美国人。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当成趣闻告诉了毛主席。主席很高兴，当即说美国人那么喜欢中国糖，那很好嘛。告诉服务员盘子空了就填满，让他们多带点回美国扩大影响！因此，毛主席指示在黑格一行路过上海机场时送每人十斤糖果是因为他知道美国人很喜欢中国糖果。
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黑格将军一行一觉醒来，肯定觉得是换了人间！杭州的天晴了，笑容也绚烂地绽开在每个主人的脸上。在机场告别时，那热情劲头与头一天的情景恍若隔世。而更大的惊奇还在上海。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时，原来只准备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吃顿便餐就换乘他们自己的专机，谁能料到走进贵宾候机厅时眼睛为之一亮。里面热情洋溢，张灯结彩，摄影记者的水银灯不断闪亮。王洪文、张春桥以及那个主持欢迎宴会的徐景贤全都是笑容满面迎上来，逐一与黑格一行握手，一时欢声笑语充满大厅。虽仅是上午十点多钟，主人坚持要盛宴款待，大厅里已摆满餐桌，桌上美味佳肴。这一切对美国人来说大概如同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对我们北京来的陪同，我们深感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运筹帷幄挽回了一场中美关系还很稚嫩时的不必要的挫折，使其回到主席伟大战略的轨道。虽说上海那些头头做得颇为过分，但也产生一种类似喜剧的效果。
还有一次，我向主席讲我的身世，我告诉他我和父亲感情淡漠可能因为父母亲守口如瓶不告诉我真相，我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父亲在我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主席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我说：“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黑格在受宠若惊及迷惑不解之余，忍不住转头问我能不能告诉他这两天发生的变化是怎么回事。我不忍心让他带着这疑团回去，于是故作轻松地说：“也没什么大事，小小的误会。你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不回答主人的祝酒，主人以为你是有意怠慢他们。现在弄明白了，你是不大清楚中国的习惯。”黑格恍然大悟，于是说“等一会儿，他们祝酒我一定回答”，并请我提醒他什么时候致答词最好。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这一场喜剧的高峰自然是送那十斤糖果。丰盛的午宴上主人频频敬酒，用的是茅台。我看黑格不论是否习惯中午喝烈性酒，也在“盛情难却”之下喝了许多杯。此时访问圆满结束，客人起身准备登机，只见服务员推进来一大摞粉红锦缎的糖果盒。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天凌晨毛主席的指示到达上海后，糖果厂立即召集工人，突击加工，制作出这一批糖盒。糖盒的外面是粉红的锦缎，里面是分成九个格子，每格一种不同的糖果。当时运到机场时，盒子的外面还是潮乎乎的，糨糊未干。十斤装的糖盒分量是不轻的，但此刻行李都已装入机舱，全体美国人只能每人捧一个糖盒鱼贯排队上他们的专机。那情景确实十分热闹。黑格将军终于圆满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却不知道是毛主席保佑了他和他的使命。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主席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