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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欢笑之后，我们北京陪同队伍可不轻松。头天晚上，周总理在电话中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后指示在送走黑格之后，全体人员开会进行检讨。周总理还指示回到北京后不要解散，全体集中在外交部待命。我们从虹桥机场回到锦江宾馆后足足开了一天会，大家都为差点造成错误，干扰了毛主席的决策而心情沉重。第二天，我们全体回京，带着行李在外交部三楼会议室等候周总理召见。后来周总理接见了全体陪同组，又一次耐心地讲了毛主席设计中美关系的许多道理与思想，教育大家要抵制错误的倾向。
主席同我第一次关于父亲的谈话是在一次讨论完英语之后。毛主席点上一根香烟，靠在沙发里，缓缓地问我：“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我说：“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是两条路。他是旧官僚，代表剥削阶级。我是共产党员。我同他划清界限。”毛主席听了我的话，从沙发里坐直身躯，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然后说：“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我说：“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主席问：“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啊？”我答：“1957年1月。”主席微笑着故作惊奇：“了不得啊！我这个主席还不知道，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嘛！”我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毛主席接着问我：“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啊？”于是，我说父亲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我说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父亲，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父亲的名，我坐在课堂里如坐针毡，老师批判章士钊，同学们偷偷拿眼光扫我。毛主席说：“就为这个？我现在考考你。你知不知道行老还有革命的一面？”我愣住了，说：“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主席说：“我的朋友也有反动派呢！不过行老不是。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代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我只得承认我不知道。于是，毛主席严肃地说：“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你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说到这里，主席笑了，我也笑了。主席又说：“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我一下子蒙了，我沉默，我惭愧，眼前一片空白。主席接着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脚。这是好事。不过行老自己也高兴嘛，他很为你骄傲，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过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他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你既然是共产党，那你在家里就是党代表了嘛！”后来吃饭时，主席又告诉我，1946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蒋态度暧昧，对谈判缺乏诚意。当时主席广泛听取了各界民主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和父亲谈了，父亲当时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走”字，然后对主席说：“老蒋对和平不会有诚意，我劝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庆不可久留。”主席说当时父亲的意见十分中肯，对他最后作出返回延安的决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席对我说：“这难道还不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70年代我有幸见到的另一件毛主席外交战略的伟大决策是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件事从因果关系来说也是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策略的必然结果。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始终为台湾所占。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这一年9月的第二十六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的辩论形势起了重大变化。亚非拉的许多国家纷纷脱离美国的控制，独立地考虑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决议的投票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我记得正巧是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华的最后一天。当时尼克松政府认为中美之间建立联系之后，中国必然要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他们习惯于由美国安排时间表，因而认为最佳时间是在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之后的当年联大第二十七届会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可能也需一年时间。但这个估计是保守的。在提案讨论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不愿再听从美国这根指挥棒。他们说你们总统可以到中国去，可是却不许我们投票赞成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次我们不听你们的了！据说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四处游说，最后不得不央求有些代表在投票时如果实在不愿意投反对票可以离开会场去洗手间，至少不要投赞成票。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始终未能消融。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干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化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最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还是通过了。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能不欢欣鼓舞？！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邀请派代表参加本届联大时，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去一展新中国的雄姿。然而，在那“左”倾思潮泛滥，“四人帮”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时代，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的，向中央建议派代表去纽约，去那个当时还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周总理极为兴奋！外交部的上下也沸腾了！1951年，伍修权同志曾率团去联合国，当时乔冠华是顾问。但那是去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联合国诬蔑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是“侵略者”。当时中国的席位是台湾占据的。而这一次在相隔二十年之后，新中国昂首阔步要走进联合国大厅在中国的座位上就座了，这怎能不令为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外交战士兴奋不已呢？！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词汇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文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义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la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70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心酸地想起60年代初期的主席。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在我们联大代表团途经巴黎乘法航飞越大西洋前往纽约时，冠华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就是：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文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信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还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代表团去联合国，这是件大事。代表团离京、回京都要政治局全体欢送、迎接。前些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当年记载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我边看边忍不住流泪。不仅仅是我又重新见到了周总理、冠华充满自信的神态，而且为那个年代毛主席外交策略的光辉胜利！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半年前毛主席调我进外交部是对我何等的厚爱和殷切期望！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20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