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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追踪着冠华。我所到之处，他无处不在，可又处处不见。冠华永远在我心里啊！然而，毕竟是不在我眼前了，毕竟是永远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边了。
那天，我出门时尚未下雨，因而也未带雨具。一个多小时后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初冬的天气，细雨霏霏，又阴又冷，我拉上围巾，包住头挡挡雨，从南京西路拐进了石门路。为了躲雨，我从一个店铺走进另一个，过了几条横马路走进一家山货店。进门处有张大桌子，摆了许多陶瓷器皿，大概是残缺品和滞销品，减价出售。我随手拿起一个瓷杯，一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大杯中还套个小碗，猛地想起，这是蒸人参用的参盅！一段回忆闪电般出现在眼前，这突然忆起的往事勾起我心头一阵无可名状的痛苦，我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拿着这参盅出声地哭了起来。店里的人们奇怪，关切地围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放下参盅，跑出山货店，狂奔起来。雨越下越大，和着我的泪水往下流淌。跑不动了，可还在哭，还在走。几乎一口气跑到淮海中路，衣服全湿，我无力地靠在一个拐角处喘息……
我独自回到北京，走出机舱，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阳光。空气中还掺着一丝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畅。心情顿觉开朗。江南一周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见到遍地的阳光才又喘过气来。
7日上午到上海。刚下过雨，天空布满乌云，地上湿漉漉的。这年秋天，老天似乎与我同悲，冠华去世之后，北京本是金秋季节却接连下了好几场雨。我在上海的四个月也经常阴雨连绵，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怕孤独，可又最怕听人们那些安慰的话。没有任何话语能够慰藉我破碎的心。有时我痛苦得快发疯了，就跑到街上去漫游。上海的马路终年熙熙攘攘，人们带着采购商品的大包小包行色匆匆。也有悠闲漫步的，那必是一对对年轻情侣。而我大概是那年冬天上海大街小巷中的一个怪现象——一身黑衣，目光呆滞，无目的地在喧闹的人群中走着，走着，几个小时地走着。我只觉得我会这样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有时我从南京西路一直可以走到外滩，伫立在黄浦江边，痴痴地望着那拍岸的江水。终于有一天，一家店铺里的一件小小的商品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的伤痛，促使我决定离开上海前往冠华的家乡——江苏盐城。
一小时后到家，刚拐进小院，一阵惊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来得这样早！一周前离家时，院中还看不到绿色，如今却是满院春光。北屋书房前的梨树开满白色小花，它旁边的老海棠也点缀着无数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态，美极了。南边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树都含苞欲放，三两天内这院子就将是花的世界了。惊喜之余，我最关心的却是在旁边小院极不起眼的角落里那另外的两棵树。我放下提包，赶紧去那里，看南屋房檐下的老梨树，它却仍是半边吐叶，半边毫无生气。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们卧室外的柿子树，不觉惊呆了！这棵当年冠华最心爱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树，自他离去之后逐渐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卧室的屋檐下的全部枝干竟都枯死了！那是冠华当年抚弄的枝干，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亲手采摘。我望着这枯死的树干，刚进家门时的好心情变成了一片惆怅。这柿树对冠华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渐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这老柿树的一半枯死是对我有情呢，还是无情？每年我盼着它开花结果，又怕它开花结果。前年它开花时，我对着它又笑又哭，内心两种激情猛烈地撞击着。我想看见柿花，它们让我觉得冠华还在身边；我又怕看见柿花，冠华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如今，他走后的第四个春天，柿花终于没有了。我连当年冠华抚摸过的枝叶也看不见了，它不再给我安慰，也不再给我悲哀，这是对我有情还是无情呢？
11月6日离家前，我一人反锁在卧室里，抚摸着冠华的骨灰盒与他告别。那天我离开北京，单位一个人都未来送我。去车站送我的是冠华的司机老张。老张挥手告别时泣不成声。其实老张给冠华只开了半年车，但冠华病危时多亏他帮助我，最后一天他在病房守了一夜。这是位普通的工人，但有着很不普通的真情实意。
午饭后，独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阳光下，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跳跃着。也许上午到家后情绪太激动了，此刻只觉得麻木。在我的大门前，文物单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块石牌说明此房屋属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我此时的感觉仿佛是我也变成了这个四合院内的一件文物。我经历了这院中的几度兴衰，如今当年的主人一个又一个地去了另一个世界：1970年是我母亲，1973年我的父亲行严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后冠华迁进来，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儿也早在七年前远离家乡，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但是，这个家暂时是待不下去了。来吊唁的亲友们一走，整个院子就剩我一人。冠华走得仓促，家里每个角落都留着他的痕迹。书桌上未及放回书架的书还反扣着，椅子上他脱下的外衣似乎还存有他的体温。这一切在我精神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剩我一人是足以使我最终丧失理智的。于是，万般无奈，我只好到上海暂住一段日子。
从中午到黄昏，我坐在院子里，温暖的春日阳光使我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和肢体都放松下来。坐在小藤椅里，时而微睡；时而又醒来。微睡时似乎见到的是过去的景象；醒来时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论怎样，思绪却总是离不开那两棵伴随了冠华十年，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树……
1983年10月25日，在凄风苦雨中，冠华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由于种种始所未料的拖延，这已是他逝世后的一个月零三天。望着他那已略为失真的遗容，我真正地感到心碎了，碎得永远无法弥合。三天后，又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我从八宝山迎回了他的骨灰，放置在我们的卧室里。这一天，我只觉得恍恍惚惚，躯体在行走，灵魂却像是飘荡在一个空荡无际的深渊中，寻找着冠华的踪迹。书桌上一本胡适选注的《词选》还是不久前冠华翻阅时随手搁下的。我拿起来，翻开书角折起的一页，不知他为何折在这一页？那是韦庄的一首《女冠子》，折角处正是那几句：“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我再也支撑不住，趴在冠华昔日的书桌上，号啕痛哭，哭过之后又是呆呆的、空空的感觉。我这大半生总是好胜，但冠华离我而去之后却是我最懦弱的一段日子。就像这时，我又不禁拿起那一瓶安眠药发愣。如果它真能让我同冠华在永恒的冥冥中重聚并且永不分离，那该是多大的解脱和幸福！然而，我毕竟还有理智，我懂得它只能解脱痛苦却换不来重聚的幸福。我更懂得，冠华要我活下去，为他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