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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千颗心在半明半暗中铭记着，期盼着，穿过黑暗的迷宫；克拉拉·达拉特向雅各·佛兰德斯告别，回味着想象中死亡的甜蜜；而坐在她身后包厢的昏暗里的达兰特太太，发出她那尖厉的叹息；沃特利先生原先是坐在意大利大使夫人的身后，他挪了下位置，心想布朗盖纳的嗓音有一点嘶哑；爱德华·惠特克悬在他们头上几英尺处的顶层楼座里，偷偷地拿着手电筒照着他的小型乐谱，还有……还有……
这就是我们看待万物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爱的处境。
正值秋季歌剧演出火热之时。特里斯坦每周把毯子夹在腋下两次；伊索尔达以非凡的协调性跟随指挥棒挥动她的围巾。在剧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红扑扑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胸脯。当一只附着在隐形身体上的王族的手悄然伸出来，撤走放置在猩红壁架上的红白花束时，“英国女王”似乎是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头衔。美丽在它多种多样的温室里（这里并不是最糟糕的）一厢接一厢地绽放；虽然说过的话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沃尔浦尔逝世的年代，美丽的双唇吐不出妙语——无论如何，当维多利亚女王穿着浴袍屈尊接见她的臣子时，那对唇瓣（透过观剧望远镜）依然艳红、可爱。身份显赫的秃顶男子拄着金头手杖信步走过正厅前座之间的红色通道，只有在灯光熄灭时，才会停止与包厢观众之间的交往，而指挥官首先向女王鞠了一躬，然后朝这群秃顶男子鞠躬，最后双脚一转，举起了指挥棒。
（“我现在二十二岁。已经是十月末了。生活真是美好，尽管不幸的是，到处都是蠢材。一个人必须致力于什么事——天知道是什么。所有事情都是那么美好——除了在早上起床和穿燕尾服。”）
但似乎被接纳到那种程度的仅是少数。所有驶出歌剧院拱门的马车中，没有一辆是向东拐的，当小偷在空旷的市场被抓住时，没有一个身穿黑白相间或玫瑰色晚礼服的人肯停下来，打开车门，挡着路去帮个忙或责备几句——尽管，平心而论，查尔斯太太在上楼和摘抄坎普腾的托马斯时会唉声叹气，直到思绪淹没在纷繁的琐事中才能入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叹息着。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从歌剧院里走回来。疲惫是最保险的安眠药。
“我说，博纳米，贝多芬怎么样？”
他们回家了。教堂灰色的尖塔容纳了他们；这座苍老的城市，年代久远、罪孽深重而威严犹存。一座接着一座，有圆的，有尖的，直穿苍穹或集聚一团，像扬帆的帆船，像花岗岩峭壁，尖塔和办公室、码头和工厂云集河岸；朝圣者永恒地跋涉；重载的驳船停在中游；正如一些人坚信的那样，这座城市热爱自己的娼妓。
（“博纳米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知晓一切——英国文学没我知道的多——但是他已经将那些法国人的作品读完了。”）
日落许久之后，一位瞎眼老妇人坐在一把折椅上，背对着伦敦联合济贫院和史密斯银行的石墙，怀里紧搂一个棕色混血小孩，在放声歌唱，不是为了讨得几块铜板，这歌声发自她喜悦狂乱的内心深处——她罪恶、黑暗的心灵——因为那个紧贴她怀的孩子就是她的罪孽的果实，那孩子这时本应躺在床上，拉好床帷，进入梦乡，而非在灯光下听母亲狂乱的歌声，她背靠银行坐着，怀里抱着她的野种放声高歌，不是为了讨得几块铜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