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皇宫的诏令，不久之后便发到了临淄。

王谧打开后，发现里面不仅是借着赐婚，给了桓秀封号，还给了块封地，显然是特殊待遇，相比谢道韫成婚时，甚至隐隐还高了些。

这虽说未必没有存着将桓氏架在火...

王彪之怔在原地，手中那封未拆的密信还攥得发皱。他本以为此行是来劝谏、是来安抚、是来传递朝廷那点小心翼翼的试探与体面，却没料到桓氏开口便如铁锤砸在青砖上，一声闷响，震得人耳膜嗡鸣，连呼吸都滞了一瞬。

他喉结上下滚动，想说“不可轻率”，想说“建康尚有家业根基”，想说“临淄虽为渤海公治所，然城小兵寡，仓廪未丰，骤然迁徙，徒惹非议”——可话到唇边，竟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因他知道，桓氏说的是真话。

不是托词，不是激愤之语，不是故作姿态的决绝。那是积压多年、反复咀嚼、终至灼烧肺腑的疲惫，是亲眼看着父亲尸骨未寒，而朝中诸公已在西堂密议如何分拆桓氏权柄时，从齿缝里渗出的寒气。

谢道韫说得对——他至情至性。可这“情”，早已不单是儿女私情，亦非门第荣辱之情，而是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朝廷、对这片被胡尘反复践踏却始终未折脊梁的山河，所抱持的最后一丝不肯松手的执念。

王彪之缓缓将信收回袖中，没再提谢安的嘱托，也没再问朝廷是否允准。他只低声道：“若迁，需快。三日之内，必启程。”

桓氏颔首，目光沉静如古井：“我已命人备船。水路经泗水入淮，顺流而下，再转邗沟北上，至广陵换大船，直抵东莱港。陆路则遣偏师护送，沿泰山北麓绕行，避兖州、徐州两处驻军耳目。临淄已有邸宅三处，皆可安置。你回建康后，请转告叔父——我父子四人，一并随行。秀儿……暂留广陵，待丧期满，即赴临淄完婚。”

王彪之心头微震。桓秀留广陵？这是明明白白将一枚活棋按在桓氏腹心之地，既示对桓温遗命之遵从，亦向朝廷表明：我未挟女以自重，亦未借婚约而夺权。她留在广陵，便是桓氏仍守礼法、仍尊朝廷的凭据。

可更令他心惊的是——桓氏口中“父子四人”，竟将王谧也括了进去。

王谧尚未正式加冠，却已位列“父子”之列。这不是僭越，而是承认。是承认他在桓氏眼中，早已不是外戚赘婿，而是能共承风雨、同担毁誉的族中砥柱。

王彪之沉默片刻，忽而一笑：“你既决意北去，那临淄城防、屯田、驿传、学宫、盐铁诸务，怕是要你一人肩挑了。”

桓氏淡淡道：“我早让张弘之拟了条陈，分十二策，已呈于王郎案头。他若点头，半月内便可施行。临淄不比建康，无高门荫庇，无宿儒坐镇，亦无百年旧制可循。正因如此，才需亲手垒砖，亲手栽树，亲手教人识字断文——十年之后，若临淄学子能出口成章，执笔为吏，而非仰赖南来清谈之士指点迷津，那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

王彪之听得心口发热，一时竟忘了自己是奉命而来，反倒生出几分惭愧。建康那些世家子弟，整日玄谈佛理，讥讽北人粗鄙，可当真拿刀枪去守城、拿算筹去理赋、拿锄头去开渠时，又有几人能如桓氏这般俯身泥泞、手沾尘灰？

他忍不住道：“你就不怕……朝廷疑你聚众自固？”

桓氏摇头：“疑便疑罢。若朝廷真要疑我，早在三年前我收编流民八千、设‘义勇营’屯于北海时，便该削我爵位、夺我兵权了。可他们没有。为何？因他们知道，若我倒了，北地无人能替我守着洛阳西门；若我散了，幽冀二州的坞堡豪强立刻会倒向代国，或被苻秦以金帛诱降。他们不敢动我，不是因我势大，而是因天下再找不出第二个既懂战阵、又通民政、还能令胡汉百姓皆愿归附的渤海公。”

这话掷地有声，王彪之听得额角沁汗。他忽然想起谢安曾私下叹息：“稚远其人，如一把未开锋的陌刀，刀身厚重，寒光内敛，然一旦出鞘，必见血封喉。”——原来谢安早看透了，只是不敢言明。

屋外风起，吹得窗棂轻响。汤青瑶悄然起身，取来一盏新沏的浓茶，置于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