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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余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此人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作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打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寒,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但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张瑰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之,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诽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殒命、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逼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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