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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提供了中国古代法庭断案的基本程序。每逢开堂时，判官在案桌后就座，亲信与书办分立左右。案桌摆放在高台之上，桌面上铺有一幅垂至地面的红布。
案桌上通常陈设有以下物品：一方朱墨二色砚台，两支毛笔，一只盛有多枚细竹片的圆形签筒，这些竹片常在犯人受刑挨打时用来计数。比如衙役要打十棍，县令便会掣出十枚竹签来掷在地上，每打一下，衙役班头便会取过一枚竹签，放在一旁。
案桌上还摆着四方形县衙大印与惊堂木。惊堂木的形状与西方法庭内常用的木槌不同，是一块长方形硬木，长度大约一尺左右，用于震慑公堂。
衙役们在高台前排成左右两列，彼此相向而立。在整个讼告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都必须双膝跪在光秃秃的石板地上，夹在两列衙役中间，并无律师从旁协助，也可能没有证人，其处境很难令人歆羡。整个程序事实上是为了对平民百姓形成威慑作用，造成一旦牵涉进法律便会后果严重这一印象。
县令办公的二堂通常在大堂后方，与高台之间用一幅帷幕隔开。
中国法律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任何人在自行招供罪行之前，不得被判有罪。有些顽固死硬的罪犯即使在面对铁证时仍会拒绝认罪，并藉此逃避惩罚。为了避免发生此种情形，法律允许用刑，比如用鞭子或竹板抽打，枷手或枷踝。除了这些法定许可的刑罚外，县令常会使用更加严酷的手段。但是，如果被告受到永久的身体伤害或是死于酷刑之下，县令及其所有衙内人员都将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因此，绝大多数县令更依赖其精明的心理洞察力和下属的知识来办案，而并非一味使用酷刑。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运行相当良好。上层的严格管束避免了越轨不法行为，公众评议则是另一种约束邪恶或渎职县令的方式。死刑须得皇帝批准，任何被告都可向更高一级的法律系统提出申诉，最高可诉至皇帝面前。县令不可私下审问被告或证人，包括初查在内的所有听审都必须在县衙大堂上公开进行，一切过程都将被详细记录下来，并呈报给上一级官员以供检查。
至于书办如何能不用速记法而准确记下审案过程，《狄公案》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有所疑问，答案在于中国的文言文本身便是一种速记法，比如口语中需要二三十字的语句，用文言书面语可能会缩减至四字便足以表达。同时还有多种快速书写方式，笔画多达十几画的汉字，可以简化到一笔完成。笔者在中国任职时，中方雇员常会为一些内容复杂的协商谈话做中文笔录，而他们记录的精确程度着实令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