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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出院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朱爷爷一边哄小病友们睡觉，一边跟一位专程前来拜望他的老朋友轻声细语地交谈起来。由于那位朋友穿着那时很少见的西服，所以给躺在附近病床上假寐的周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更令她永志不忘的，是两位老人在那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的照耀下，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时隔多年，她已经不可能清晰回忆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但也许是四十年来时常品嚼那一番话中况味的缘故，她依然能记得其中的大部分言辞。
“听说你也挨过打？”穿西服的老人问。
“那倒没有，但‘飞机’是坐过几回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老人？！”穿西服的老人气愤得咳了好几下，才低声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老朋友们让我问候你，他们说，欢迎你去那边工作。”
“不，我不能离开。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朱爷爷摇摇头说，“如果我要留在美国工作，四十年前我就留下了。”
“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继续当你的住院医吗？”
“当住院医有什么不好的，我都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一群最需要我的小患者整天待在一起了。”
“可是你应该在更优秀的平台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待在这个曾经把你关在传染病房楼的地窨子里、让你睡在紧挨阴凉潮湿地面的木板上、给一把笤帚让你打扫厕所、恢复自由后又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把你踩在脚下的地方——你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老同学！”
病房里陷入沉寂。
周芸透过床栏，偷偷地望向他们：穿西服的老爷爷流露出无比痛楚的神情，反倒是朱爷爷，一双眼睛里，目光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刚刚听到的一切不过是从肩膀抖落的雪花。
过了很久很久，朱爷爷轻轻地搬动椅子，往穿西服的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道：“老刘，我们快四十年没见了吧，还记得当年我们决心选定儿科作为一生事业的原因吗？‘观一国之强弱，首推少儿，少儿弱则国弱，少儿强则国强’。出洋留学后，你对中国的局势日益绝望，最终留在了美国，而我还是选择了回国，医者不以国别为念，可我就是放不下祖国，放不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站在‘欧罗巴’号客轮的甲板上，望着你在码头挥手向我告别的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一九三三年，我离开美国，东渡大西洋，先后去了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丹麦的血清学研究所和英国的伯明翰儿童医院，又在伦敦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儿科会议，然后从马赛坐船回国。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那段日子，每天望着蔚蓝色的波涛，我的心中很不平静。我想，回国以后，我要把最先进的儿科医学技术和器械引进到国内，我要建立一所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儿童医院，我要攻克更多的医学难题，为国争光……
“船在上海靠岸，我一上岸就被上海的同仁找去，他们希望我能够把我在国外所学加以推介，我想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可是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践中教学，于是我到当地一家儿科诊所参加义诊活动。然而整整一周，我应诊的那些孩子大多患的都是些什么病呢？因为高烧后没钱买药或误服土方而造成的脑瘫，因为卫生条件太差而患上的寄生虫病，因为小伤口没有及时消毒而感染导致的截肢，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嘴角糜烂、坏血病，还有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失明……他们的‘病根’与其说是疾病，还不如说是愚昧和贫穷……在黄浦江畔，望着波光粼粼的江水，我突然有所醒悟，你知道，入海口处的黄色江水和蔚蓝色海水有时显得泾渭分明，我想，一个医生能够攻克疑难杂症，固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既然身在入海口的这一边，心中就还应该有另一种关怀，那就是如何把医疗工作服务于普罗大众，让每个穷人都能看得起病。
